伴随住房分配货币化，我国住房金融制度也不断推陈出新。本文试图从相关数据角度，分析住房领域的消费信贷政策变化给予房价的影响。
第一个时间段是二零零一年十月至二零零二年五月。
这个阶段，金融机构处于卖方主断地位，开发商是否能获得贷款得看银行的脸色。而同期我国正式释放全面的住房货币分配化政策。截止二零零二年五月，住房信贷消费作客为七千亿元左右；但同期开发贷款余额突破万亿。
以武汉为例，年供应量不足六百万平米，但开发贷款余额早早过千亿。这显示着本期楼市的基本特征是：靠信贷消费不足以支持过高的房价以及房价涨幅，而开发信贷主要用于储备土地以及大量关系型开发商生存所须。
第二个时间段是二零零三年八月至二零零五年八月。
以土地新政为标志，楼市出现质的变化。
一方面是协议出让地下战争打响；另一方面因为土地新政实际就是拿地门槛的提高，开发商都认为储备的重要性，因而全力利用开发信贷的松动，推出了第一波囤地高潮。
对这波土地出让高潮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力量来自于政府的观念转变：各地政府从土地收益转向土地财政，并且认为只有大宗出让给品牌开发商，由品牌开发商带动片区成长，才能获得稳定可观的土地出让收益，再用土地收益来武装城市化。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各地尤其是二线城市，以大宗出让为主，掀起了出让用地高潮，而地价出让给品牌开发商的大片优质地，处于城市开发向城郊开发与旧城改造联动的关键期。品牌开发商规模拿地的后果是，具备潜在领涨的优势，楼面成本低，开发领域由中心地段向全城蔓延。
基于这种开放式城市环境，楼市金融呈现买方市场格局，银行跟着开发商转悠，以期获得他们认为的优质贷款。
这一时期住房消费信贷也获得长足的发展，基因由开发商赋予。
由于有领涨优势以及念头羊的存在，由于消费信贷的长足推进，这一时期房价呈波浪式前进，并商位运行，直接催生了所谓的调控新政。同期信贷消费余额至零五年末达到二万六千亿，这是支持高房价的根由之一。另外，开发信贷由于资源的集中，品牌意识增强，品牌开发商进入各主流城市的开发，并且资金充裕企业开始借壳进入开发领域，楼市在房价高飙的环境中于零五年六月达到房价的第一个高峰。
该时期还储备了房价继续高位运行的势能：一是房地产基准力量二八定律发生作用形成了现如今的开发商结构；二是企业运营与资本运作相结合，形成了楼市炒家阶层与投资集中；三是同期经济结构调整以及股价化改造强化了各地购买力的再造血功能。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是现今楼市高位运行的基本保障。而忽视或保障政策无法全面涉及优惠人群是导致房价高位运行的间接原因。
第三个时间段是二零零六年四月至二零零七年一月。
这一时期政府开始觉察金融风险。在一份发改委的报告里，提出了百分之七十的概念，即开发商以及社会中的楼市资金有百分之七十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而且这百分之七十的国有银行资金中，又有一半以上集中于按揭消费。
不巧的是同期经济发生过热效应，流动性过剩一是摧毁了零五年新政的效用；二是全球范围的次按风暴以及房价下跌，借助于人民币升值以热钱的方式涌进本位币坚挺的国家，中国首当其冲。
但连续的加息制约了个人信贷消费的步伐，并将这部分基于投资、投机与换购的消费拖延至新政后，这也是新政后越调越高的原因所在。
第四个时间段是二零零七年三月以来。
形式在今年四月份以后发生根本改变：
一来持续CPI高涨，提高了政府的警惕性，包括土地/住房保障/金融资金在内的紧缩政策得到强化实施；二来越调越高环境下，储蓄余额与股市资本不断放量，并且在两市中以月均七百亿的总量流动；三来种种数据说明投机消费的存在，并被认为是推高房价的主流力量。于是房贷新政如约出台。
由于前述三大原因之中，除土地集中政府无法通过新政予以调节外，个人消费信贷规模、投机消费、保障力度以及保障方式都是政府的控制要点。
正因为土地集中强化了开发商的腰，房价没有降下来而成交量萎缩了。
因此，如要降房价，还得想办法让囤积在开发商手中的土地拿出来并进入政府理想的通道来供应才行。
但，换购以及持有性投资是不受金融紧缩的影响或影响比较小的，所以房价还将维持高位运行一段时间，什么时候结构调整任务完成并且通过住房保障实施消费分流的目标达成，稳定的楼市才可以预期。
还有一个小的前提就是控制投资消费与投机消费的流动，如果政策仅仅是将大城市及主流高房价城市的投机与投资消费向二三线城市驱赶，降价预期的实现之路尚远。因为投资流动后房贷新政的威力将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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