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本卷中记载了汉高祖刘帮第四子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间的种种仁政，以及他宽厚仁爱、谦让俭朴的品德，刻画出一个当朝德治极盛、仁爱贤圣的君主形象。他在自序列传中写道：“文帝承位，天下心服，他首先废除肉刑，拓展交通，博施仁恩，世称太宗，毫无愧色。”故作《孝文本纪》第十。

孝文帝是在吕太后去世后，遵照高祖“不是刘姓而为王的，天下人可起而攻击他”的事先相约，消灭吕氏势力，恢复刘姓皇位后的第一位皇帝。

文帝刘恒坦然面对、几度嫌让皇位。当丞相、大臣们迎立他为天子，太尉献上天子玉玺符节时，他拒绝接受，并说道：“奉妃高皇帝宗庙而为天子，是极重大的事情，寡人不才，不足以符合奉宗庙的条件，希望计议最适宜的人选，寡人不敢当”。他向西辞让三次，向南面谦让二次，表示不敢接受。最后，在丞相大臣的再三跪求下，刘恒即位为天子。作者对此的记述应该是史实，但本文认为，刘恒的谦让之举，应当和当时宗族背景下太子人选上的分歧有关。当时，有人要立高祖长子刘肥之子为太子，有人主张立高祖的第五子刘长为太子，最后才决定立高祖的第四子刘恒为太子，因为他年龄最大，为人仁孝宽厚，其母薄太后也谨良。在此情况下，刘恒作些谦让姿态也是可能的，那怕是作秀也不为过。

他不仅谦让自己的皇位，而且还反对大臣们将自己儿子立为太子的主张。他认为，叔父楚王刘交，兄长吴王刘濞，弟弟淮南王刘建都可以传以帝位，现在不选他们，而说必传帝位于子，人将以为我是忘记贤而有德的人，而专私于自己的儿子，不是为天下着想，我不愿如此。

文帝即位后，巡幸太原、长安，曾两度下诏，拨乱反正，大赦天下，安扶被吕太后镇压的南军和北军，任命军将，改封诸王，调整丞相、大臣。赦免被连带误陷的官吏民众，官复原职，使下属忠心辅佐皇上。

文帝是一个亲民爱民的皇帝，他的德行流传千古，永载史册，他时常因故而自责。或因不能长久安抚天下民众而极度惭愧，或因祭祀的官吏都将福归于皇上，不为百姓祈福而极度惭惶，或因加重不德，自身享受独美的赐福而于心不安……。他的这些自责与不安，是他亲民心理所致。他曾说道：我不英明，不能施德及远，以致使远方的国家，不得宁息。四方以外的人，不能安其生，国境以内的人，勤劳不能安居，这二种过失，都是由于我的德薄，不能达到远方。我心痛不安，未曾有一日忘记这些。

文帝的亲民爱民是具体而真实的。早在即位之初，他就赐给男户男足爵一级，赐女子百户以牛和酒，准许民众欢宴五天。天下遭受旱灾和蝗灾，他加恩惠于天下，命令诸侯不要向当朝进贡，废除山林川泽的禁令，以利百姓，让百姓度过难关，减轻百姓负担。他还从自己做起，减少自己的衣服，车驾、狗马，缩小郎官、官吏、官员的员额，精减冗员，发散仓库的粮食以救赈贫民。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园囿、狗马、衣服、车驾，从来没有增加，有不方便的，每每废止这些不便，以利民众。

文帝曾经想作一个露台，听工匠说要花费百斤黄金，他想，百斤黄金，是中等人家十家产业，我奉守先帝的宫室，常常恐怕有所羞辱，没有必要筑这露台，于是就放弃了。

文帝注意体察民情。齐国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受刑，逮捕在狱，要受酷刑，其女缇萦伤心欲绝，上书官府，陈述父亲为官廉洁公平，今犯法当受刑，但已死的人不可复生，受刑的人，残损的肢体不可再加以连接，在此情况下，虽有改过之心，也没办法了。表示愿意入宫为婢，抵赎父罪，使父亲改过自新。文帝接到缇萦救父书信后，非常怜悯悲伤孝女之心意。于是，下诏废除正在施行的肉刑，以合于为民父母的心意。演义了一个西汉史上著名的缇萦救父的故事。

文帝认为，耕农是国家的根本，事情莫大于此，从事农耕的人，反而抽田租田税，农居本，商居末，这样收租，是本末倒置，应废除田的租税。

总之，孝文帝刘恒称帝时期，德治极盛，仁爱无比。正如他的儿子，后来的孝景帝刘启即位后说：孝文皇帝在位的时候，使关卡河梁通行无阻，远近没有差别，除去诽谤的命令，免除肉刑，赏赐东西给年长年老的人，收养抚恤孤独的人，以养育大众，减少自己的嗜好与欲望，不接受臣子的献贡，不私自享受这种利益。犯罪的人，不连累到妻子，不诛无罪的人。废除肉刑，放出宫女，看重使人断绝后代的事情。这是孝景帝刘启对他父亲在情况的最好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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