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全传》作者施耐庵的笔下，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不务正业,专走下道,傍吃傍喝,靠帮闲、放赌抽头、踢球维持生机，人称市井污赖的高球，四处碾转，多人转荐，在投靠执掌大权的浪荡公子附马王晋卿以后，臭味相投，当上了总管，不久，天赐良机一般，遇上了一次堑露头角的机会，在替王附马给端王送礼的球场上，“会来事”的高球，瞅准机会，巧妙地接着了迷恋足球的风流王爷无意踢飞过来的蹴掬(足球)，球未落地，高球就使了个“鸳鸯拐”，将球凌空旋转传给了端王，如此高超的球技，惊动了王爷，得到了端王的赏识，从此成了专陪王爷踢球的贴身跟随，每日跟着，寸步不离，有意遭际、奉承端王。端王继帝位后，高球受其抬举，飞黄腾达，坐上了宫中“殿帅府太尉”的宝座。就是这样一个吃喝嫖赌、坑蒙拐骗的污赖，官运亨通之后，站在当朝者立场上，无恶不作，欺压百姓，镇压梁山好汉，成为千古罪人。如今，这则故事中蹊跷而极有风趣的情节，仍然可以给我们带来许多值得深思地方。

足球运动本是一种体育活动，踢来踢去，踢进踢出，有输有羸，球场多见，无可非议，但高球这粒球，踢得别具一格，神乎其神，投端王所好，中端王下怀，踢到了官场，踢出了官运，带有浓烈的投机色彩，真是斗星转移，时来运转。

    诚然，时至今日像高球这种鸿运高照、球沾官运的奇事是不可能再有了，但是，因踢得一粒“高球式”的好球而直通官道，赢得官位，飞黄腾达的却大有人在。同样，因投己所好，臭味相投而不分良莠，义气用人，唯“球”是举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不是靠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真才实学，成绩优异，争取进步，而是靠投机取巧，跑官贿官达到升迁的目的。他们基本的做法是：

    见什么人说什么。他们察言观色，心有灵犀，戴着有色眼睛看人，专司势利话，仗着“有用的”领导走，替自己“用得着的”顶头说话，摇唇鼓舌，摇旗呐喊，赢得权利者欣喜、信任、器重。

    看什么人做什么事，他们身上有灵气，手心长眼睛，在权势者面前专门做一些“得心应手”的事、正中下怀的事、脸上贴金的事、急功近利的事，没有扫地先喊“扫把在那里”的事，羸得权势者亲近、重视、重用。

    他嗜什么“好”我用什么“投”。他们心术不正，遇事就要揣摩权威者心理，瞄准目标，抓住要害，施展投其所好之能事。他喜字画，我送之，他爱麻将，我来陪，他嗜酒肉，我跟随，他爱收藏我赠送，他常玩乐我不离。赢得权威者的好感、满足、使用。

    他在那个圈，我钻那个营，他们非常注意察看领导的行踪，关心领导者活动的圈子，并在圈子中兜圈子，一旦选定圈子，就千方百计往里挤，钻进领导的圈子，行同领导手下为他们说话替他们办事的“跟屁虫”“一帮人”，赢得他们的赏识、接纳、任用。

    他哼什么调我帮什么腔。他们善于“锣鼓听声，说话听音”，重视从上司发出的腔调中揣度其动静风向，溜须拍马，阿谀奉承、随身附和，充当其喉舌和传声筒，赢得上司的好感、纵容、相中。

    凡此种种，虽然表现手法不同，也更加隐蔽，更加微妙，但与高球这粒“官运亨通”的球，确毫无二致，异曲同工之妙。当下，这些投机钻营、附和迎合，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仕途之道，使极少数人赢得了官运，走上了不同的权力岗位，干起了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些现象的存在，完全背离了我党确立的选人用人的正确轨道，败坏了党风，与党性民心格格不入。随着我党反腐倡廉的不断深入，高球、端王式人物施展的投机伎俩，将越来越没有市场，而伯乐式人物独有的慧眼金睛，一定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