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把零五年到现在称为楼市的调控期；人们针对每一拨调控措施都围绕房价是否涨跌转向提出拐点预见；政府无论高层还是中层或低层，无一例外地提出稳定房价是其主要目标，后来又增加了以民生地产为内容的政策性住房建设，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
而市场是怎么回应这些人等的说法呢？前几年是越调越高，被戏称为“空调”。好不容易出具了“房贷新政”“土地新政”“保障新政”，短暂出现了“拐点”，热乎劲还没有消退，一月份的数据又给出了当头棒喝：截止日前银行信贷新增消费余额过八千亿元，以武汉为例，为230亿元，同比多出24亿元；相应的同期新增存款余额也达到200元，而总余额较之贷款的8018万要多出近3400个亿，达到11410亿元。从中介行业反馈的信息表明，新近楼市逐步回暖。
万科的做法不能做为普遍性行为。并且万科降价并不是直接下行，其在武汉推出的青年置业计划，表达的只是下调的信号，人们买万科的房子并不大计较其调出的部分。在上周成交的近八十套房子中万科没有降价的条件下也占了四分之一，达到19套。而各地二手房反馈的信息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租价回升，二是吞吐量提高，包括短房龄商品房转手交易以及出货量，但委托量并不见增加。结合存款余额以及在途投资资金，无不表明持有房源的队伍，他们的力量不可小视。
综合一下政府以及各地管理楼市或就楼市发表看法提出举措，楼市的主要词汇不外乎：调控与稳定房价、政策性供应与民生地产、历史账清算与计划供应、制度化建设。这些触及到楼市建设的关键了吗？不然。
一个健康的楼市，从供应来说， 也应象城市规划那样加强刚性与科学论证，保持近十年的住房总体规划及用地说明，让开发商也从战略的高度对一个城市的土地储备进行适当安排，而不是现在的情况只针对某地块进行短期的论证后即告出手。在供地方面，政府应对规划中的出让用地效率性指标进行统一考虑，对单宗出让用地的容积限制与限高、限外观等做法被证明是产生垃圾之举，更科学的做法应该是按照整体城市建设目标确定区域容积及建筑密度，甚至考虑未来时期的居住密度及人口增长潜力，来对出让用地的各项指标进行厘定。
从需求来说，应该在政策性住房的量的计划同时，明确本地人居住容量与安排，因为中国的圈层结构城市太多，导致城市间的置业流动非常明显，外地人挤占本地人的居住空间并不鲜见。同时，对住房消费进行引导的责任在地方政府，多大比例用于商品性开发，商品性开发的本质在于产生投资甚至投机功能，不要谈投机色变；用于公共产品的用地与资金都应独立于财政预算；地方政府年度供应用地不是按照财政要求而应该按照实际居住需求空间。
最要命的是，我国目前的各阶层人等，并不是持建设楼市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与安排工作。他们从利益出发对人对事进行编排，从各自城市的政绩要求以及靓化工程出发来进行城市化，软实力在各城市严重缺失。实际上，一个城市的建设来自房地产开发并没有错，某种程度上靠房地产开发来推进城市化不失为有效之举并一举多得。问题在两个方面，作为开发商，理应多研究产品质量功能法则，多研究集约条件下的产品创新，靠管理成本与产品多余空间的剔除来节约费用空间，不要指望一夜暴富；作为地方政府，理应关注的是准确界定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与功能定位，不要一味求大求美，而应结合城市的历史文脉，提炼这个城市的个性与气质。
所以，楼市首先是要以建设的意识与观念去对待，在市场化的引领之下去修正而不是即破即立。
建设楼市的重心实际应放在文化与城市内涵的注入、开发产品的有效与符合可持续发展观、围绕培植购买力进行城市经济发展来促进房地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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