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夫小结:被昆明城管痛殴的贾晋蜀何以胜券在握却仓慌出逃?乃是因为东窗事发也?打人违法与出书非法,如此风马牛不相及,却扯在一起?是何等糟天下之大糕的围魏救赵?试问此举救了谁呢?是对谁的姑息?是对谁的包庇?是帮了谁的忙呢?这样的结果让人无言,这样的结果让人齿冷!

于是，在我放下手机的同时，我知道，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贾晋蜀，一颗本来心怀正义，想要聘请律师，控告昆明城管的高扬着的头颅，突然间低了下来，甚至有些仓慌地逃离了昆明。这个不怎么成熟，不，在此时此刻已经预感到不走后果将会更糟——已经显得非常老练的年轻人，拖着年轻的伤痕累累的身体，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昆明。我想，他如果是我的儿子，或者是我的弟弟，或者是我们某个人的亲人，都应当设身处地替他想想，此时此刻，他的委屈。他的选择也许是正确的，因为许多时候，流氓并不都是由街面上那些无职无业生计无着，然后被顾来当城管的社会待业青年来扮演的。如果让秀才和流氓对峙，在一个法制观念、法律制度并不十分完善的地方，最好的选择，当然是躲开。

我曾经有一些私下的想法，因为我知道，这个事件的本身——背后的所有秘密，并不全都是城管打人，如果贾晋蜀能坚持下去，再坚持一些日子，哪怕被什么部门以什么名义投入牢狱，但这样的结果，无疑会引发出我们对当下社会文学青年如何生存——这一严峻问题产生更深入一些的思考。但是，贾晋蜀选择了离开。他的年龄，和我儿子的年龄相差无多。我想，如果他是我的儿子，我也会选择让他赶快离开。人类保护自己的本能，这大概是人的第一权利。在贾晋蜀事件的整个过程里，我作为长者，他们信任的人，我明白自己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只能通过媒体，报告他们的消息，或者在必要时候寄点钱帮助他们，至于事情发展过程中，他们如何去做去行动，我不能越俎代庖。一切都得由他们自己选择。即便面临的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公理需要辩明，这个时候，我想，个人的安危大概还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我们没有理由把贾晋蜀这样一个文弱的文学青年，押到一个危难的处境上，然后寻求什么社会正义和公理的伸张。

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权利。那么，现在，该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挨了打的他，得到有良知的媒体为他鼓呼，和有良心的朋友和网友鼎力攘助，可以说一切都有理有利，但是他不坚持下来，反而——几乎逃离一般地离开了昆明。这一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力量让他如此恐慌？不，暂停，这里得讲述之前的一些细节，然后再讨论这个问题，那就是——贾晋蜀被打之后的第三天，１６日上午，贾晋蜀咨询过律师，律师断言，官司一定会赢。得到律师这样的答复，此刻挨了打的他，大概会感到无比温暖。连昆明市头顶的阳光都会明亮许多。但是，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后，先是段卫洲发出短信，接着事态已经向另外的方面转化了。因为这时候，一个公民的身体受到伤害的事实已不是最主要的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公民印了几本小册子，他违法了。这些高高在上的人,首先需要追查他的违法!——在段卫洲短信发来的半个小时之前，他们几人实际已经到了昆明火车站，逃离已经成为事实。而我，此时此刻，还得小心注意自己电话里的言行会不会暴露他们逃离的秘密，同样的，因为包庇 ——我也违法了。

在特殊的时候和特殊的地域，屈辱的离开，也许不是软弱的表现。大概，也许，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他们得继续活着，继续写书，继续卖书——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生存以至于写作的权利。因为，写作——这件在我们所有的教科书以及圣人名人的高堂教化和生动演讲里——如此神圣的事情，已被他们深深地认可。是的，我们社会将这个神圣的道理告诉他们，使得他们在作品里也这样表明：写作，不仅是他们人生的目的，也是他们活着的意义。他们不想——也有权利—— 不将这个生命中的大事，押在别的琐小事情上面，诸如身体的伤疼。所以，他们选择了逃离。

他们这种对屈辱的忍受和承担，让人欷嘘的同时，也许——大概就我个人来说，还是多少会产生尊敬的感情。是的，孩子们，你们是对的。谢谢你们能这样。我的年龄几乎是你们的一倍。我，或者还有我们中比你们年龄更大、资历更老的写作者——孩子们，你们承担了本该我们承担的屈辱，但我们一直就这样，在过去的岁月里，在一次次事关自己如何生存和写作的核心问题上，选择了比之于你们更加可耻的逃离。

事情到这里结束了。生活还得继续，我们还要继续写作。那么就让我们——特别是贾晋蜀本人，以身体上所有的伤痕来牢牢地记住这件事情吧。不过这里需要强调一点，记住这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件事不是发生在云南，而是发生在中国。

哲夫：阎吉英的道德观《大爱无敌》之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