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一见的白色的紫荆花可以做证
严重关注--执政环境的恶劣
――《执政能力》背后的故事说明什么?
张帆
在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之际，中国首部政论体纪实文学作品——《执政能力——一个县委书记的故事》出版，这是作家出版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丛书”推出的第一卷。而对作者哲夫来说，能赶上“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由头，纯属“塞翁失马”。
“这是一部很累人很烦心很多事因而也很中国的书，”在序言中，哲夫这样说。为撰写该书，哲夫先后四次深入吕梁山区腹地的柳林县采访，历经两年之久。如其所言，“猎犬追踪也似在布满大山小山和沟壑的县乡间左顾右盼上蹿下跳，连采访带写作前后陆续忙碌近一个整年，资料堆成小山，录音占满硬盘”。
然而，采访写作才花了他一年功夫，为出版该书，他却又是整整等了一年，前后竟然用了两年时间。不是找不下出版社——从书稿杀青出版社就整天撵在他屁股后面催着出，而是书中主人公——现实中的柳林县委书记李润林不让出。
“终于不甘心，忽地就想出一个下三滥的妙计，把真名真姓以及地名更易，唯事实依旧，写的已经不是尔？尔奈我何？虽然这偷梁换柱的把戏君子不屑为，但给自己的一个理由迄今让我痴心不改气壮如牛，不妨就权宜一个不齿的小人，索性就姑且一回这下作的勾当！”
换名换姓换地点，如此，这本《执政能力》终于在拖沓了两年后得以面世。如此，也就赶上了这个“30年”。
评论家们称，这是一部值得县委书记们人手一册的教科书。
一个县委书记的执政故事
题记中，哲夫说：“在中国现行制度和状态之下，相对而言有四组八个人，可以称之为是说了算的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这八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够决定中国和地方的命运。”
在《执政能力》一书里，他浓墨重彩写的就是一个县委书记的执政故事，而焦点则是当前基层较为突出的群体性事件。
在山西省桃峰县，为了合理利用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地方政府与有关电力部门协议决定在秀水镇征地修建桃电二期工程。可是，因为征地款的数额问题，当地群众和政府意见难以统一，再加上人为误会，导致围堵县政府领导，打砸汽车，非法绑架无辜，结伙上京上访闹事等严重的冲突事件多次发生。
在这一次次冲突的化解以至最后稳妥解决的过程中，县委书记和治国表现出的精神情感和适度处事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几次围堵打砸事件发生时，有不少人愤怒提出，这是严重违法破坏事件，要动用司法力量严惩。和治国却坚持认为，群众之所以不理解，不接受，因为误会和义愤干出违法的事，根本原因不在群众，而在于政府没有将情况说清楚，将工作做深入。他说：“这么富有传统美德的人民，这么勤劳善良的百姓，不管因为什么理由他们被逼上梁山，我们都不能推卸该负的责任，我们这些地方官首先就要从自身找原因做检讨。”要积极稳妥地解决问题，关键还在于政府和群众的沟通。他理解农民对土地的感情，理解他们在“一丈布卖掉九尺”之后，手中这“一尺布”一定要卖个好价钱的谨慎心理。所以，他坚持沟通对话，坚持将政府的诚意和考虑农民最大利益的决策告诉农民，相信这是一定可以最终解决问题的最好选择。在自己也遭受围堵的时候，他不反应过度；在无辜者遭绑架扣为人质的时候，他宁愿冒遭受绑架的危险，深入冲突前沿和群众对话。最后，事情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在别的地方因为执政者处理不当而导致发生重大死亡血案，影响甚坏的类似矛盾冲突，在他执政的桃峰县却和平稳妥地解决了。而且，尽管冲突非常激烈，但是，最后却没有一个农民因为参与了这些事件而受到司法制裁。即使像“方头骡子”这样的带头闹事、绑架人质的人，非但没有遭受“惩罚”，也竟然由破坏的力量而转变成积极的因素了。
此外，和治国在率先提出并落实矿权改制，在扶危济困，在实际的推广践行政治民主等不少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
在处置这些尖锐冲突和复杂的矛盾事件过程中，和治国的执政能力得到了充分与形象地表现，一个执政者的能力和风格跃然纸上。
是环保作家转轨官场文学吗？
官场文学，是近十年来出版界风头最劲的品类。从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到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几乎每部小说的出版发行都会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畅销热潮。
而《执政能力》是否意味着哲夫，这个从1997年十卷本《哲夫文集》出版后，便投身“绿色” ，不再写销量超百万册的小说，转写起了印数至多不过几万册的生态报告文学，近年来一直手执“笔枪”站在生态环保最前沿的“绿色卫士”、“环保作家”，也要抢这个风头？
非也。事实上，《执政能力》发端于环保。连续五年，哲夫是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中华环保世纪行”执委会特邀的唯一作家，走了多半个中国。所到之处满眼是无水不污、无土不流的事实。 “水并不是变不清，关键是做不做，”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是否作为。
这便是《执政能力》的创作起点。
几年前，哲夫参加过山西省人大组织的三晋环保行，了解到柳林在焦炭行情最好的时候，为了解决污染问题，把全县的焦化厂都关了。哲夫激动地跑去调查，本想再写一部环保作品，没想到采访的结果让他的视野远远超过了环保的范畴。县委书记是基层执政者，虽然官不大，但他确实能决定地方的命运。全国的事正是由所有这些最基本、最基层的县委书记们做出来的。
哲夫的此次转型得到了众多读者的认同，新浪读书频道连载此书时，诸多网友给予评论：《执政能力》是哲夫“环保小说”的升级版，不仅故事好看，而且主题重大，思想深刻，意义非凡。主人公和治国作为一名县委书记，治事如同“烹小鲜”，举重若轻，和风细雨，以人为本，化暴戾为祥和，极具执政者的风度和魅力。有的网友充满激情的称赞说“这是一本改革开放时期的<资治通鉴>，是各级执政者的必读课本。”更多读者祝愿“《执政能力》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迅速而广泛的影响力。祝它力道强劲，震波不绝，成为各级官员的执政良佐，治政宝典。”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官场小说，与其它官场小说不同的是，这是一本政论体报告文学，是一本“真切到毫端”的基层官员五味俱全的写真集，是一部执政者殚精竭虑包罗万象的沉思录。它绝非一本闭门造车为追求市场效应而泡制出来的子虚乌有骇人听闻的官场小说，这就是它品味不凡和受读者青睐的原因。
其实，官场文学在山西发端最早。改革开放之初，山西作家柯云路以改革家吕日周为原型的小说《新星》轰动一时，其在海外出版时，被称为“当代官场现形记”，在大陆则曾被称为“县委书记从政指南”，甚至被海外传媒称为“改变了中国的某些政治格局”。上世纪90年代，张平又创出系列“反腐”巨著，《抉择》《十面埋伏》《天网》《国家干部》《法撼汾西》等获奖无数。这位如今投身政坛的山西省副省长曾言：文学失去了对政治的关注，对现实的关注，从某种意义就等于让文学失去了正义感。
而在《文艺报》和中国作协召开的《执政能力》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出书记张胜友说，上世纪中国面临的是突破思想禁区的突出现实，因此出现了《新星》中李向南这样的改革者，而今，中国正在转型，面临着新的矛盾与问题，但这个时代与当年一样精彩，像和治国这样的素材很值得一写。
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说，如今官员的执政能力，首先就要看是否真的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放在自己的心上，是否真的站在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上执政行事。这是培育和增长官员执政能力最根本的方法所在。和治国为所有的执政者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哲夫的书不仅是一部文学读本，还可以是一本执政者的政治教育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则称，《执政能力》是一部关于中国基层政治生活的沉思录。他说，在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活中，所谓的“执政能力”不可能抽象地独立地存在，这能力天然地与一个更根本的因素相关：执政环境。西方政治家的术语表现为政治家在执行政策时的一种“灵活性”，但是中国基层政治生活与执政环境的关系，其复杂性和深刻程度要远远大于西方的政治理解。对秀水镇事件，和治国坚持不扩大事态而和平解决，除了对民生、权利的尊重之外，与他对构成环境主要因素的人性水平、精神习惯、道德情感的考虑也有绝大关系。千头万绪百事待举八方掣肘，这就是中国基层政治生活的执政环境。对此缺乏足够认识与理解的执政者不可能是一个好的执政者。
1974年，名动全国的样板戏《三上桃峰》被冠以“反革命复辟”而遭批判，这一有名的历史事件就源于柳林。正因此，哲夫在给柳林起化名时，就用了桃峰的名字。县委书记李润林的化名和治国，则显然是取和谐治国之意。
在哲夫书稿写成后的两年时间里，无论他如何软磨硬泡，搬来多少救兵，关于出书的问题，李润林就是不吐口，“我只是想安安静静地给当地做一点事，不想出名”。
在序言中，哲夫以《这本书对咱中国好——给一个出书的理由》写尽了出书的尴尬与艰难，无奈与委屈。他向李润林发问：“连你自己都认为这是一部很真实很正面很好看很合时宜也很发人深思的书，还有什么理由仗着惺惺惜惜的交情，三番五次地阻拦和反对？难道你真的以为这书会陷你于四面楚歌之中？或是以为我要活活丢你给红眼的族类去啃？甚或连带把你的孩娃也架到火上去烤？”
李润林不理他，他自己回答：“不明白就里时，还三寸气在万般好，终于明白后，却是一旦无常万事休，泄了气的皮球也似颓唐，难得糊涂也，唯切齿曰：这是社会之痛，教育之失败，国人之大悲哀！”哲夫也痛心疾首的对记者说：好的不能说好，坏的不敢说坏，你让作家怎么写？你让中国怎么办！
事实也许在证明哲夫坚持出书的正确。来自柳林新华书店的数字显示，十几天时间里，这本书就卖出了五千多册，春节时，这本书几乎成了柳林人的热门话题。全国书籍市场也看好，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内，作家出版社已二次印刷。
柳林县文联主席弓福安说，书中所写人物故事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作家了解的情况比有些参与过群体事件的民众都要深入，许多群众一直还以为是自己闹事问题才得到解决，看了书才知道真实情况，觉得后怕和庆幸。如果没有县委和政府的以人为本关爱与努力，还不知会是什么结果。还有一些干部一直觉得在事件处理中，政府太软弱，看了书才知道暴戾与祥和，尽在执政者的一念之间。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地名和人名的更易使柳林人颇为不满，没过多久，百度柳林吧上就有网友贴出了《执政能力》真实地名、人物对照表。更有意思的是，书中人物也不胫而走，取代了现实中的真名实姓，李润林被叫成“和治国”，狗子被喊成“骡子”，柳林县被谑之为“桃峰县”。这大约便是文学的魅力了。
不过，这番地名人名的更易着实让哲夫费了大功夫。当初他写作时可全是真材实料，要全部改换，还得照顾到前后一致，真是个体力活儿，他昏天黑地地改了好几天，第一版时还是有许多地名人名漏网，比如柳林改为桃峰，可发的文件仍为“柳办发”云云，再比如段有亮更名郑孝本，可另处仍称之为“段馆长”“段老师”等等。热心的读者发现后赶紧报告，二版时才完全改过来。
不光费了体力，尽管哲夫称这部作品99%是真实的——除了人名、地名，但这种做法还是引发了专家们的争论。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是不能放弃的，否则报告文学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评论家溥溪鹏宣称不同意哲夫的做法，“地点人名换了，给人的真实性和震撼性会受到影响。”
不过，评论家雷达认为，对于《执政能力》的真实性不用过分怀疑，“从报告文学的历史上看，包括《包身工》等一些作品也曾使用化名，并不影响其现实性。”何西来也赞成这种看法，认为虽然报告文学是写作已有状态的纪实性真实，但具体到《执政能力》这部作品，可网开一面，因为“人名只是一个符号，如同鲁迅有100多个笔名一样，可以把‘和治国’书中所写的县委书记看作是笔名和真名的关系。”
陈福民则表示能理解并尊重当事人“不让写”背后的复杂问题和感觉，“很少有人关注过基层执政者的执政环境”，他的话可谓切中要害。
围绕《执政能力――一个县委书记的故事》的背后发生的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岂不是为当下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何以我们总是要求执政者必须是一个好官，可总是要忽略为官者的执政环境有多么恶劣呢？土壤是这样板结而恶劣的土壤，怎么能长得出好的庄稼好的果实呢？由此推而广之，其实我们中国大大小小的各个政治领域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执政环境不好的问题，都有待我们去积极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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