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总题

一部为中国好，为优秀基层执政者叫好的书——哲夫长篇报告文学《执政能力》评论：http://www.chinawriter.com.cn/zywxqk/wyb/wqml/wyb_08-03-25/3/14093_120116.htm

之四

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生活沉思录

 ——哲夫长篇报告文学《执政能力》评论

    □陈福民

 
   　读过哲夫的《执政能力》引发出很多想法，就让我们从这部作品的文体及其命名说起。作品的文体叫做“政论体纪实文学”。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纪实文学一直保持着高调的“政论传统”，这个传统其实可以追溯到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抹杀哲夫在这方面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及获得的成功。事实上，《执政能力》用力最大、最能显示作者思考和才情之处，也正在作品密不透风、甚至有时略显冗赘的“政论”上面。

 
　　之所以特地提出来这一点，是因为这么做并不如想像的那么简单，它不仅需要才华更需要勇气。社会文化转型带给文学写作的一个后果：在“纪实与虚构”的方向上，人们纷纷厌弃了“纪实”而“站在虚构一边”，即便在不得已需要抒情议论的地方，人们通常也是选择感悟、喟叹之小道而远远离开了忧患雄思。像哲夫这样，笔触所及直指“执政能力”者，应该是稀少又稀少的。

 
　　给一部纪实性作品起一个不太像纪实作品的名字，这应该是让哲夫煞费苦心又有些自鸣得意的事情。我一直在设想，如果作品的名字叫“论一个县委书记的执政能力”，或者干脆就叫“执政能力论”，会是什么情景。这确实是让作者有些为难但又值得知难而进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带来的山河、岁月、人事之沧桑巨变，确实就像李鸿章所说“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它扫荡了中国一切领域的犄角旮旯。从政治生活到经济活动、从思想观念到价值情感、从城乡结构到社会阶层，从道德伦理到经验习俗……中国人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强烈的激动、希望、沮丧、焦虑和危机感。这样一个大时代是需要一些大冲突、大构想、大文字来跟它进行智力情感上的辩难博弈的。

 
　　《执政能力》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是一部关于中国基层政治生活的沉思录。

 
　　以桃峰县“桃电二期”工程秀水镇征地补偿纠纷从爆发到解决为主要线索，哲夫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和思考了资本与民生、合理要求与昏乱欲望之间尖锐的冲突，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这类问题已经是很常见的了。但是在哲夫笔下，这种冲突还被赋予了历史、心理和民族性格等更深刻复杂的维度。譬如，造成这场尖锐冲突的直接原因，其实就是一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每亩100万的谣言。我想，任何一个稍具理性分析能力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个说法，而任何一个不曾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都无法理解造成民乱冲突的这个原因。农民们真的会相信这个说法吗？真的会以这个理由作为自己忿忿不平激化矛盾的现实根据和道德根据吗？在这里，哲夫的思考是别开生面、深刻独异的。一方面他为农民的利令智昏而长叹不已，另一方面，他看到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古老关系已经彻底断裂的严酷现实。这个关系不仅是沿袭了几千年的经济模式，更凝结和积淀了深厚复杂的心理能量。在哲夫这里，这个就叫“执政能力”，或者说，哲夫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执政能力”的高度。

 
     桃峰县委书记和治国是寄寓着哲夫的人性观察、历史理解以及写作理念的关键人物。这个酷似葛优、喜好文墨的人，在自己遭遇围困面临不测的危险时刻，在面对纷乱冲突、打砸公物、绑架人质的危急关头，表现出了一个领导者超乎常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被归纳为一句话或一个原则：对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深刻理解与认识。与河北定州发生的惊天事件相比，秀水镇民乱的起因与模式几乎一模一样：征地、补偿、谣言、不满、抗拒、民乱。但是事件的结果却完全不同，由于和治国与他的同志们自始至终坚持以民生为根本的和平解决方案，桃峰县非常幸运地没有演变成像定州那样的生灵喋血惨剧。因和而平稳，以和来治国，这就是哲夫津津乐道念兹在兹的“执政能力”。

 
　　哲夫是一位致力于环境文化建设的作家，他写了很多有关生态保护的著作。就他这本《执政能力》而言，问题还有更微妙更要害的方面。事实上，在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活中，所谓的“执政能力”不可能抽象地独立地存在，这能力天然地与一个更根本的因素相关：执政环境。对这个事情的理解，用西方政治家的术语来描述，通常体现为政治家在执行政策时的一种“灵活性”，但是中国基层的政治生活与执政环境的关系，其复杂性和深刻程度要远远大于西方的政治理解。对秀水镇事件，和治国坚持不扩大事态而和平解决，除了对民生、权利的尊重之外，与他对构成质证环境主要因素的人性水平、精神习惯、道德情感的考虑有着绝大关系。 

　　人们会关心底层，会关心环境，关心小动物等等，但是很少有人关心过中国基层政治生活中执政者的执政环境和生态环境。对于这样一批“说了算”的民生决定者，人们经常用“无能、懒惰、渎职、贪婪”来描绘他们，但是在政治学意义上，他们的执政生态环境之艰难恶劣，他们的辛苦恣睢上下兼顾事倍功半，一向很难获得作为人应有的同情，尤其缺乏政治学意义上的理解与分析。如果哲夫的《执政能力》能够在这些方面给人启示，那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