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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夫:新“贪官污吏”说

(2008-04-07 19: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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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贪官污吏

科学发展

gdp

哲夫

中国

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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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飞机上拍到的山西境内天空--惟有混沌不见云海

   新“贪官污吏”说

   哲 

 

    20世纪90年代末,笔者弃小说而取纪实,志在为中国环保建档立案,“将红色的归档,为黑色的立案”,首部纪实便为《中国档案》。该书共分上下两册,上册为《高层决策写真》,上到毛泽东,下到解振华,归纳了中国环保从无到有的历史,可谓一部红色档案。下部为《新闻曝光的背后》,纪实了淮河污染与政府治理污染的壮举(惜乎至今未遂),是为黑色档案。全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该书开宗明义题记为:这是一场清与浊、善与恶、红与黑的反复较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善恶如水,清浊立判。善者,明若清水,无色无味;恶者,浊如酱汤,恶臭熏人。清者自清,人民祈盼“清官”。浊者自浊,中国拒绝“污吏”。

 

   笔者在书中重新诠注了“贪官污吏”的辞条--新“贪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贪官,为官一方,若一味只贪眼前小利,吃资源饭,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鱼,为富不仁,超前透支子孙后代的财富,便是货真价实的贪官。为富一方,却不能保一方之清净,污染了空气、水源、粮食、环境,使动物植物和老百姓不能健康的生息繁衍,那怕你披星戴月的勤勉,两袖清风的清廉,仍为十足地道的污吏。

 

    说话间已跨世纪,进入了2008年,笔者的新“贪官污吏”说,迄今仍未过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新“贪官污吏”说,亦愈来愈被时下关注,一则以悲哀,一则以幸,故将以下两篇文章集约如下,以广此说,以惕惕然世人!

 

 

遏制人文生态的恶化

(2007年第48期《瞭望》陈忠华马书平)



  环保作家哲夫说,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思想很重的社会,一个地方的执政者、执政官往往就能决定这个地方是好还是坏,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能否实现共赢。

 

他曾经在《淮河生态报告》里面提出了新的“贪官污吏”概念:从环保这个角度讲,“污吏”就是污染者,你在一个地方,不但要造福于民,还要保护生态环境的完好,这才是好官:“贪”是贪欲的贪,是掠夺资源的贪,你把子孙后代的财富都消耗了,你就是一个“贪官”。 “在南方一个经济相当发达的城市,环保世纪行的一路记者发现了一条严重污染的河流,河水黑得像墨汁一样,奇臭无比。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第二天大部队去了之后,水竟然一夜之间就变清了。”哲夫感到既震惊又无奈。

 

通过“污染河流一夜变清”的事实,哲夫深深地感觉到:中国环境还没有到治理不了的地步。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每一个人都十分迫切地想要解决污染问题、改善生态环境,只是有些官员,有些地方政府还没有意识到环境恶化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仍在企图掩盖环境恶化的事实

  

对生态环境的漠视和无知,对环保的熟视无睹,集中反映了人文生态的恶化。而环境文化的教育普及和环保习惯的养成,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只有解决了思想认识和道德层面的问题,人们才能自觉维护生态环境,同污染作斗争。

  

哲夫说:“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发展、注重政绩并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既可以发展,又可以不污染环境的办法。其实是有的,就看我们是否费心去找。科学发明、自主研发的技术都是药方,医生不能光看病,也要找到药方,有时候要找一些办法帮助他们,需要互相谅解。大家肯定不想过贫穷日子,但是过好日子要有资源,怎样使一变成二、二变成三,就靠方法、靠科学。这是一种文化,一种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共赢文化。”

  

当环保还没有完全上升为人们的最高意识之前,它还是一种附庸,环保容易成为一种口号。人们谈论环保呼唤环保,但涉及其他事情又忘记了环保。哲夫认为,这种“叶公好龙”式的环保,突出反映了环境文化的现状,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育普及还远远不够。
 

 


“新贪官污吏”的警示 
2007-11-30 《宁波日报》
易其洋

 

哲夫,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著名环保作家,从事环保文学创作20年,创作了大量以生态保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纪实文学《淮河生态报告》中,哲夫对 “贪官污吏”这个词进行了新的解读。他说, “污吏”就是污染者,身为官员,在一个地方,不但要造福于民,还要保护生态环境的完好,这才是好官; “贪”是贪欲的贪,是掠夺资源的贪,你把子孙的财富都消耗了,你就是一个 “贪官” (据《瞭望》2007年48期)。

 

从环保角度解释 “贪官污吏”,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在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的当下,更是具有非同一般的警示意义。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提出当初,许多地方领导对之啧有烦言,如今可谓深入人心。但是,也应该看到,对于科学发展,一些地方和领导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心理,说起来头头是道,真要做了,则是另一番心思。


    十七大期间,十七大代表、河南南阳市委书记黄兴维的一席话,或可解释某些领导这种知行不一的矛盾心理。黄兴维说,为政一任,如果在任期内使水源地(南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生态环境受到损坏,那将是历史的罪人;反过来,生态环境没有受到损坏,但经济发展上不去,那就是现实的庸人(据10月18日《新华每日电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确是一种两难,难就难在许多领导干部不知道如何将“两难”变成 “双赢”。
   

破坏环境求发展,必然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但只要GDP上去了,在“一俊遮百丑”的考核体制下,却可以成为现实的能人。领导干部们不可能不懂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杀鸡取卵”的危害性,之所以不怕成为“罪人”、“贪官污吏”,就是以往对官员考核的“指挥棒”有问题。科学发展观,对以往的发展理念作了校正,但科学发展观,前提仍然是发展,“三高”项目不能上了,污染企业要关停了,那靠什么来拉动GDP,拿什么来体现政绩,凭什么和周边城市竞争?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之所以视科学发展为 “烫手的山芋”,就在于,不是不想科学发展,而是感到科学发展“路太难走”。

 

科学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不光如何调整、怎么转变是一个很难拎清的问题,就算是搞清楚了,那也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其间,还免不了经济发展速度放缓、GDP下跌等暂时的负面效应。这对于急于出政绩的考核体系和官员而言,又是一个难解的结。这也是为啥既可以发展,又可以不污染环境的办法已然存在,许多领导却不愿去找、不愿去做的关键所在。
科学发展,不能不走创新之路。但创新同样不是一件谁都能做、马上见效的事,且风险很大。许多地方,创新能力极度缺乏,又没有 “壮士断腕”的决心,只能 “穿新鞋走老路”。科学发展,不仅需要发展模式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发展理念的创新。时至今日,还有领导干部视 “科学发展”为畏途,对创新也是 “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就是因为,与“轻车熟路”的粗放式发展相比,开拓创新、科学发展 “戛戛乎难哉”。

 

哲夫说,中国是一个 “官本位”思想很重的社会,一个地方的执政官往往就能决定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能否实现双赢。不错,转变发展理念,领导干部们不做 “新贪官污吏”的自觉性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考核制度要及时转向,让那些真正践行科学发展观者不吃亏、有奔头。可喜的是,环保指标与官员政绩挂钩,以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已经出台,盼只盼能够落到实处,倒逼官员们竞相向 “新贪官污吏”说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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