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飞机上拍到的山西境内天空－－惟有混沌不见云海

   新“贪官污吏”说

   哲  夫

 

    20世纪90年代末，笔者弃小说而取纪实，志在为中国环保建档立案，“将红色的归档，为黑色的立案”，首部纪实便为《中国档案》。该书共分上下两册，上册为《高层决策写真》，上到毛泽东，下到解振华，归纳了中国环保从无到有的历史，可谓一部红色档案。下部为《新闻曝光的背后》，纪实了淮河污染与政府治理污染的壮举（惜乎至今未遂），是为黑色档案。全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该书开宗明义题记为：这是一场清与浊、善与恶、红与黑的反复较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善恶如水，清浊立判。善者，明若清水，无色无味；恶者，浊如酱汤，恶臭熏人。清者自清，人民祈盼“清官”。浊者自浊，中国拒绝“污吏”。

 

   笔者在书中重新诠注了“贪官污吏”的辞条－－新“贪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贪官，为官一方，若一味只贪眼前小利，吃资源饭，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鱼，为富不仁，超前透支子孙后代的财富，便是货真价实的贪官。为富一方，却不能保一方之清净，污染了空气、水源、粮食、环境，使动物植物和老百姓不能健康的生息繁衍，那怕你披星戴月的勤勉，两袖清风的清廉，仍为十足地道的污吏。

 

    说话间已跨世纪，进入了2008年，笔者的新“贪官污吏”说，迄今仍未过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新“贪官污吏”说，亦愈来愈被时下关注，一则以悲哀，一则以幸，故将以下两篇文章集约如下，以广此说，以惕惕然世人！

 

 

遏制人文生态的恶化

（2007年第48期《瞭望》陈忠华马书平）

　　环保作家哲夫说，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思想很重的社会，一个地方的执政者、执政官往往就能决定这个地方是好还是坏，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能否实现共赢。

 

他曾经在《淮河生态报告》里面提出了新的“贪官污吏”概念：从环保这个角度讲，“污吏”就是污染者，你在一个地方，不但要造福于民，还要保护生态环境的完好，这才是好官：“贪”是贪欲的贪，是掠夺资源的贪，你把子孙后代的财富都消耗了，你就是一个“贪官”。 “在南方一个经济相当发达的城市，环保世纪行的一路记者发现了一条严重污染的河流，河水黑得像墨汁一样，奇臭无比。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第二天大部队去了之后，水竟然一夜之间就变清了。”哲夫感到既震惊又无奈。

 

通过“污染河流一夜变清”的事实，哲夫深深地感觉到：中国环境还没有到治理不了的地步。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每一个人都十分迫切地想要解决污染问题、改善生态环境，只是有些官员，有些地方政府还没有意识到环境恶化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仍在企图掩盖环境恶化的事实

　　

对生态环境的漠视和无知，对环保的熟视无睹，集中反映了人文生态的恶化。而环境文化的教育普及和环保习惯的养成，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只有解决了思想认识和道德层面的问题，人们才能自觉维护生态环境，同污染作斗争。

　　

哲夫说：“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发展、注重政绩并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既可以发展，又可以不污染环境的办法。其实是有的，就看我们是否费心去找。科学发明、自主研发的技术都是药方，医生不能光看病，也要找到药方，有时候要找一些办法帮助他们，需要互相谅解。大家肯定不想过贫穷日子，但是过好日子要有资源，怎样使一变成二、二变成三，就靠方法、靠科学。这是一种文化，一种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共赢文化。”

　　

当环保还没有完全上升为人们的最高意识之前，它还是一种附庸，环保容易成为一种口号。人们谈论环保呼唤环保，但涉及其他事情又忘记了环保。哲夫认为，这种“叶公好龙”式的环保，突出反映了环境文化的现状，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育普及还远远不够。
 

 

“新贪官污吏”的警示 
2007-11-30 《宁波日报》
易其洋

 

哲夫，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著名环保作家，从事环保文学创作20年，创作了大量以生态保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纪实文学《淮河生态报告》中，哲夫对 “贪官污吏”这个词进行了新的解读。他说， “污吏”就是污染者，身为官员，在一个地方，不但要造福于民，还要保护生态环境的完好，这才是好官； “贪”是贪欲的贪，是掠夺资源的贪，你把子孙的财富都消耗了，你就是一个 “贪官” （据《瞭望》2007年48期）。

 

从环保角度解释 “贪官污吏”，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在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的当下，更是具有非同一般的警示意义。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提出当初，许多地方领导对之啧有烦言，如今可谓深入人心。但是，也应该看到，对于科学发展，一些地方和领导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心理，说起来头头是道，真要做了，则是另一番心思。

    十七大期间，十七大代表、河南南阳市委书记黄兴维的一席话，或可解释某些领导这种知行不一的矛盾心理。黄兴维说，为政一任，如果在任期内使水源地（南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生态环境受到损坏，那将是历史的罪人；反过来，生态环境没有受到损坏，但经济发展上不去，那就是现实的庸人（据10月18日《新华每日电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确是一种两难，难就难在许多领导干部不知道如何将“两难”变成 “双赢”。
   

破坏环境求发展，必然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但只要GDP上去了，在“一俊遮百丑”的考核体制下，却可以成为现实的能人。领导干部们不可能不懂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杀鸡取卵”的危害性，之所以不怕成为“罪人”、“贪官污吏”，就是以往对官员考核的“指挥棒”有问题。科学发展观，对以往的发展理念作了校正，但科学发展观，前提仍然是发展，“三高”项目不能上了，污染企业要关停了，那靠什么来拉动GDP，拿什么来体现政绩，凭什么和周边城市竞争？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之所以视科学发展为 “烫手的山芋”，就在于，不是不想科学发展，而是感到科学发展“路太难走”。

 

科学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不光如何调整、怎么转变是一个很难拎清的问题，就算是搞清楚了，那也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其间，还免不了经济发展速度放缓、GDP下跌等暂时的负面效应。这对于急于出政绩的考核体系和官员而言，又是一个难解的结。这也是为啥既可以发展，又可以不污染环境的办法已然存在，许多领导却不愿去找、不愿去做的关键所在。
科学发展，不能不走创新之路。但创新同样不是一件谁都能做、马上见效的事，且风险很大。许多地方，创新能力极度缺乏，又没有 “壮士断腕”的决心，只能 “穿新鞋走老路”。科学发展，不仅需要发展模式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发展理念的创新。时至今日，还有领导干部视 “科学发展”为畏途，对创新也是 “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就是因为，与“轻车熟路”的粗放式发展相比，开拓创新、科学发展 “戛戛乎难哉”。

 

哲夫说，中国是一个 “官本位”思想很重的社会，一个地方的执政官往往就能决定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能否实现双赢。不错，转变发展理念，领导干部们不做 “新贪官污吏”的自觉性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考核制度要及时转向，让那些真正践行科学发展观者不吃亏、有奔头。可喜的是，环保指标与官员政绩挂钩，以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已经出台，盼只盼能够落到实处，倒逼官员们竞相向 “新贪官污吏”说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