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北京市限制外地人在北京买车，于是便有了最近要求三个月内过户的硬性规定。原因是当初的规定如今造成了很多问题，最显著的就是很多交通违章找不到处理对象，很多交通肇事逃逸难以找到真正的肇事者。而我在这一事件中看到的是不合理的政策，和简单化处理的所谓法制。
首先，当初为什么要限制外地人在北京买车？这个政策本身就是有很大问题的，是不符合社会现实要求的。因此，一厢情愿的政策导致社会大众自我寻找抗拒这一政策的对策。由于政策部门无法限制一个北京人可以买多少车（商品社会不允许这种限制），于是，外地人借用北京人的身份证在北京买车就避开了这一政策。所以，这个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就有问题，政策的有效性更成问题，换句话说，这个规定只是一纸空文，丝毫不起作用，最多也只能是“防君子不防小偷”。制定这个政策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浪费社会资源。
在针对这一政策的对策中，不管是有偿出租身份证，还是无偿提供北京身份证，都不违法，或者说，没有相关的法律可以制裁这一行为。
据说，某些北京身份证名下，拥有的轿车少则几百辆，多则几千辆。让外地人用一次，少则30元，多则100元。不违法又可以挣钱，这种好事谁不干？一个不合理的政策在这里甚至催生了一个新的赚钱生意，而这个生意政府又收不到一分钱的税！所以这个政策2年前（？）作废了。但是，这个政策造成的不良后遗症延续至今。由于驾车者和车辆登记的拥有者没什么关系，因此，这些车辆经常带来一系列交通管理上的严重问题。所以，为解决这个后遗症，新政策突然出台了。
现在的新政策是要求三个月之内过户，否则车辆年检不能过。这个新政策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笨蛋政策。比方说，有一个北京人买了3辆车，借给别人开行吗？新政策如何区分这种行为与出借身份证给别人使用的行为？另外，车辆的过户有的属于二手车买卖，需要交一定的税费，新政策有如何区分？统统不要交了？
制定新政策的初衷是避免当初失误政策造成的后遗症，但是，新政策不但不能使后遗症解决，而且还带出一连串的新毛病。是不是再制定一套规定，限制新毛病的出现？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现象，在健全法制的名义下，政策、法令叠床架屋，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僵化。
面对新政策出现的第一个严重问题是，当初很多外地人买车是通过中介机构的，由中介机构提供的北京人身份证，而现在，这些中介机构有的已经关张的，买车人上哪里去找？眼看着自己的车真的要被莫名其妙地黑掉，急死都没用。
面对新政策出现的新对策是，原先出借身份证获利的某些北京人，现在又可以获利了。据说，最近某些北京人同意过户的条件是收费3000元！否则，你的车黑掉好了，管我什么事情？真是太好了，当初借用身份证可以赚钱，现在收回还可以赚钱，旧政策、新政策毫无例外地成为这些人轻松发财的坚强靠山，真让人有点怀疑那些出借身份证的人是否都与交管部门串通一气（玩笑而已）。
原先的政策是明显失误的，政策制定部门应该自行承担失误政策的责任，企图再凭一条政策就能纠正过去的失误，而不是自己努力去改正原先的失误，结果只能是陷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有新政策，下有新对策”的可笑循环。因此，在新旧政策之间，我们只看到官老爷的作风，加上朝令夕改，再加上僵硬思维的法律意识，完全缺乏服务社会的精神。像当初个性化车牌一样，心血来潮地制定一个所谓迎合社会发展潮流的政策，结果，没几天便发现事先考虑不周，立即取消。制定政策的时候没有认真调查研究，取消政策的时候也没有认真研究如何解决、避免新的后遗症。政策法令被视为儿戏，视为自己的权力，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反正玩来玩去，玩的都是老百姓。
法制意识确实需要，但是，在加强法制、健全法制的前提下，还必须高度重视法制的成本问题。不负责任地朝令夕改，一方面是浪费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也是伤害政府的威信，这种高额成本是很难计算的。
最后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对双胞胎，每顿饭都是吃妈妈做的面包。而且妈妈每次都只做一个面包让兄弟俩自己分。结果，兄弟俩经常因为分多分少而吵架，甚至打架。妈妈想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用尺子、用磅秤等等，都不能做到真正的公平。做两个面包，一人一个，也同样存在相同的问题。这个妈妈就属于那种笨蛋的法律意识，只会用僵硬的办法，结果事情越来越复杂，还是没能解决。最后把这个问题交给爸爸，爸爸只制定了一个简单的规定，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分面包的人后挑。从此，兄弟俩再也不为这件事情闹别扭了。这个爸爸也具有法制意识，但是，他是聪明的法制，而不是笨蛋的法制，而且还省去了买尺子，买磅秤的钱，法制成本又低，效果又好。当今中国，太多笨蛋法制，太少聪明法制。本人以前讲过的“鼓励见义勇为制度”（http://blog.sina.com.cn/u/4134ba90010006go）也属于笨蛋法制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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