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学习工作了十几年,我离开了上海。
在北京工作期间,经常有机会出差到上海。有一次,上海的一个朋友听说“新天地”开张很久了,我还没去过,一定要拉我去一趟。那是一个秋天,我在“新天地”走了几百米的路,想找一家合适的酒吧坐下。走进一家看上去比较安静的酒吧,漂亮的小姐引上前,问了一下我们有几个人,在我坐下之前,大概是看我不像个有钱人,漂亮小姐说:先生,我们这里最低消费是600元。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姐看了半分钟,说道:知不知道我可以投诉你?早都有明文规定,不允许最低消费了,凭什么“新天地”里的商家还这么做?小姐说:我们这里就是这么规定的。
约我去“新天地”的,是像兄弟一样的大学同学,他很有钱。我知道即使坐下,也不会由我买单。但是,我没有给我朋友留面子,我坚持离开了“新天地”。这就是我在上海“新天地”的唯一经历,前后大约10分钟,以后也不会想再去。
我在北京的一位朋友,是国内很著名的纪录片导演。他到上海出差时,他在上海工作的外甥拉着他去了一趟“新天地”。他当场对他的外甥说:少来这种地方,在那里,只会让人产生坏念头。
上海曾经号称东方的巴黎,是远东最繁华的城市。但是,那个时候的上海会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历史书上说,那个年代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后来,上海摆脱了殖民地的统治。如今,一个正在发展的上海应该成为什么样子?
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是南京路和淮海路。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这两条老商业街正在进行深入的改造,计划都要成为“国际一流品牌”的汇聚地,在这样一个计划下,国内的品牌正在遭受无形的歧视。南京路、淮海路号称“寸土寸金”,上海人曾经说,在这里,大便都能卖出去,还要排队。为了挤进这块商家宝地,《焦点访谈》的报道还说,某些国内品牌不得不走后门、拉关系,以高出国外品牌的成本,顽强地在这里站住一只脚。这难道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上海?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对着上海外滩骄傲地说:这都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功绩。撒切尔夫人的这番话,有人可能会觉得说的很对,但是,更多的人可能会激起一个民族最惨痛的回忆。如何评价这番话,这里就不多说了。如今在外滩的对面,耸立起陆家嘴金融区,号称与纽约曼哈顿有一拼。黄浦江两岸的新旧对照,确实会让人产生一些自豪感,但是,我们的自豪感,一定要在这种表面化的东西上占上风吗?
上海即将开始的最大规模的改造计划,大概是上海最著名的外滩。为此,上海市的有关领导已经到日本参观取经,参照的对象是日本东京的表参道。东京的表参道,与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纽约第五大道齐名,是全世界奢侈消费最集中的几个地方,全世界几乎所有的顶级品牌奢侈品,在那里都有豪华的专卖店。如果再加上中东的迪拜,如今,上海的外滩似乎是想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的前五强,同时,成为中国奢侈品消费的制高点。这就是中国需要的上海?
为了改造上海外滩,有人甚至提出全世界最异想天开的计划:把外滩所有的殖民地建筑,整体提高6-8米,下面部分变成机动车道,上面沿江的街道,全部是步行的花园。不知道这个计划会不会被采纳,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外滩的改造将不惜重金。用一个恶俗的词来说,就是“打造”一个世界顶级奢侈享受的逍遥窟。从民族主义感情上说,上海市巨大的改造投资,其实是为国外奢侈品搭建舞台,最终猛赚中国人的钱,上海自己在里面也可以抽成获利。我们需要这样的上海吗?
从南京路、淮海路到陆家嘴、新天地,再到未来的外滩,上海所有最新的、值得标榜的成就是在为谁服务?上海将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一个怎样的形象?我们并不反对国外品牌进入中国,它们的到来还能给国内的品牌有更好的借鉴。但是,我们认为,在国内、国外品牌的关系上,至少应该一视同仁,甚至对国内品牌有所倾斜也是应该的,而现在上海的做法属于本末倒置。虽然现在的上海已经不可能再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是,世界顶级奢侈消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属于中国人?最低消费的规矩究竟会把什么人挡在门外?我相信,我那次在“新天地”的经历,如果我是一副外国人长相,小姐根本不会向我提出“最低消费”的告诫。
老上海曾经有“飞人”、“蝴蝶”、“永久”、“凯歌”等等一系列国内外知名的品牌,现在这些品牌大多已经死掉了,或者也大不如前了。上海如果很有钱,为什么不再扶植、创立一些新的有强大竞争力的品牌,多去赚一点外国人的钱,给全中国树立一个鼓舞人的榜样?非要在引导奢侈消费、顶级享受的道路上,引导中国人走向世界吗?说到这里,大家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国产品牌在上海的生存会越来越难。崇洋媚外的心理,在很多上海人的内心里,还非常强大。
上海多年来都是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城市。现在,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为全中国的发展提供积极帮助的上海,而不是一个只为自己的上海,更不需要一个为全中国树立奢侈榜样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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