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自上海的一条电视新闻轰动全国，某女硕士因违反行人过马路的有关规定，在被警察制止、纠正的过程中大发雌威，不仅口吐脏话，而且还以剧烈肢体动作推搡警察，结果被拘留10天。因过马路违章而被刑拘，此为全国首例。顺便说一下，该女硕士还是一个海龟，但不是上海人，是东北人。
行人不按规定过马路算是比较轻微的违章行为，如果这位海龟女硕士不是附带了很多其他过分的行为，绝对不止于被拘留10天。假设这位女硕士在遇到警察纠正的时候，不是怒火万丈，而是笑嘻嘻地与警察调侃，大概警察在纠正她的行为后，也就放了她了。有关处罚规定表明，这种违章可以罚款50元，但是，就算违章者交了50元罚款，就能保证他下次不再犯吗？马路这么多，执法队伍不可能撒开天罗地网来纠正过马路的违章，所以，靠警察执法来减少过马路违章的现象，其实作用有限。
在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构不成犯罪的不良行为，道德谴责也不起什么作用，一般都是采取罚款的方式。例如随地吐痰。以前北京市对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是罚款5元，基本上没什么作用，后来改为罚款50元，似乎起到点作用，但是，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某人在火车站吐了一口痰，被当场抓住，要罚款50元，结果他掏出100说：不用找了，我再吐一口！
上面这个小故事其实显示出另一个问题：用罚款来处罚某些不良行为会带来隐含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某个靠社会低保过日的人，同月收入5000元的人相比，同样的行为同样被罚款50元，其结果明显对于前者更为严重，因此，前者可能会记住教训，下次不敢轻易再犯。但是，对于后者，同样的规定有点无关痛痒，作用也就很低。
为了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我想起了新加坡。新加坡的法制在全世界都很有特色，对于某些影响社会风貌的不良行为，新加坡的法律除了罚款之外，还有体罚等措施。1995年，新加坡的一个处罚决定轰动全世界：一个到新加坡旅游的美国年轻人在新加坡的大街上随意涂鸦，他没有料到，新加坡警察抓住他后，没有简单罚款了事，而是对他判处了鞭刑。之所以会引起世界轰动，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要求新加坡改变处罚方式。但是，美国总统的请求也没有改变新加坡依法办事的态度，只是将鞭刑的次数从6下减少到4下，算是给了美国总统一个面子。虽然此后2年中，美国政府一直对新加坡政府以及当时的总理吴作栋不理不睬，但是，这一案件之后，相信全世界的人以后到新加坡都不敢随意在大街上乱涂乱画，社会效果极为明显。
所以，我真的替那位女硕士感到庆幸，她幸亏不是在新加坡犯事，只是被拘留10天，否则的话，很可能被新加坡执法机构在她的屁股上抽上几鞭子，轻则打得淤血红肿，重则打得皮开肉绽。如此一来，不光这个海龟女硕士下次再也不敢乱窜马路，其他人也会三思而后行，社会效果将极为明显。
我认为，现代法制体系在制定某些处罚措施时，不能仅仅使用罚款的手段。简单使用罚款会带来几个问题。首先，如果缺乏对执法者的监督，执法者有可能会徇私舞弊。例如吐痰罚款50元，执法者可能会说不开罚单了，只罚20元吧，这20元就进了执法者自己的腰包。其次，由于对某些人处罚力度相对较低，要造成人人遵章守纪的局面，不得不像大禹的父亲鲧治水那样，靠到处堵漏来实现，因此，执法成本较高。而适当的体罚某种程度上就像大禹治水那样，是一种疏导的方式，可以高效率地起到惩前毖后的良好局面。
当然，除了体罚措施之外，还可以结合其他相对平等的处罚措施。在我国的某些城市，以前有过类似的措施，例如，骑自行车违章，对于违章者的处罚是让他自己执法，直到抓住一定数量的同样违章。但是，这种处罚方式有一个理论上的难题：如果最终真的没有自行车违章了，最后一批违章者如何才能“刑满释放”？因此，新加坡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另一些处罚方式也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做义工。某些处罚措施就是为社会做义务劳动，比如扫大街，这种方式在收入不同的人群中，可以避免罚款带来的不平等，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现代社会的法制，除了要讲求人道主义之外，也应该高度关注法制成本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所以，彻底废除体罚，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体罚在某些时候可以收到最好的社会整体效果，简单易行，而且成本低廉。
做父母的人也许都有体会，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味听信专家的意见，只用交朋友、讲道理的方式来教育孩子，有时候效果并不理想。孩子如果还不懂道理，教会他懂得道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简单体罚是教育孩子的有效手段。对于孩子如此，对于社会风貌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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