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理发
李晓东
陪朋友到“发廊”吹型，女理发师看看我的头发，热情的对我说：“您也一块理一理吧！”。
“谢谢您，不用了……”接着，我又多说了一句：“我还从未花过钱理发呢……”。
“哎呦，这点钱都舍不得花，你若不发家可就怨命苦了……”，她一脸的不屑。
听得出她话里有话，不过，我理解她招揽生意的心情。于是，我自嘲地自言自语：“哎！挣得少，就得处处节省花啊……”。
说来，我真的已有三十多年没花钱理发了。五十年代末，我五六岁的时候。一天，爸爸买回家来一把理发推子。他满脸苦笑但又信心十足的说：“从今以后，咱自己理发……”从此，我的理发便由爸爸“包了”。爸爸的头发也改由妈妈为他理。
那是因为，爸爸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了“右派”。每月的月工资由140元一下子降了七、八极，只发给40元的生活费。为了维持全家人的温饱，自己理发就成了家庭生活中节省开支的一项措施。
不知是爸爸的手艺不高，还是有意识给我留短发，小学、中学时的我，留的一直是“球头”。顾名思义，我的“球头”脑袋像皮球。头发茬短短的、头发型圆圆的，又跟光头相似，以至同学们给我起绰号叫我“秃子”。
那时，十多岁的我还在不懂什么是美。所以，同学们叫我“秃子”也无妨。如今看我儿时的照片，多是秃头秃脑的形象，反倒觉得天真可爱。
六十年代初，全国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提倡助人为乐，做好人好事。为此，我和同学们常去火车站擦玻璃，到大街扫马路，为烈军属干家务……后来，我比别人多了一项，就是义务理发，为此，我常常得到表扬。
我的理发手艺是自悟的，也就是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学会的。最初我给别人理发时，捏着理发推的把，一个劲地往前推。结果，头发没给人理下来，倒是夹头发把被理发人痛得嗷嗷叫。
一次，听别人讲电影《女理发师》中的那位女主人公，她为了学理发，把发刷当头发给剪了。我受到启示，于是也找来一把旧毛刷当实验品。经过一次、两次为“它”理发，我竟熟练了很多。我悟出了理发的窍门：“理发推子要捏到底，再全松开，然后缓慢往上推”。一来二去的，我的理发手艺迅速提高，连爸爸和弟弟的头发也都由我“包理”了。
七十年代初，我到农村插队。从此，我的理发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先是“青年点”同学的头发都由我“包理”，后来乡亲们也常常有人来求我理发。
无论在青年点的瘸腿凳子上，老乡家的炕沿上，甚至庭院大门外的石头上都有我的顾客。他们常常连块布也不遮，脱着膀子便推起来。人多时，五分钟理一个，一口气我竟能给十多人理完发。受益者既省事、又省钱，自然对我很有好感。干农活时，也乐意多帮我一把。
农家的小伙子对发式从不挑剔，只要剪短了，就心满意足。可知青们则有些说道，“老爱胡须少爱发”吗，他们对发型比较注意。那时的年轻人时兴戴“军帽”（军人的帽子），帽子后面要留出一个椭圆型“底座”的头茬，当时称其为“炮台座”。我能根据人们不同的脑型，把椭圆型的“炮台座”理得非常漂亮。可以说，我能按照每个人的不同要求，理出不同的发式。所以，求我理发的人对我的手艺都非常满意。我的“顾客”经过我的一番修饰，大都会满意而去。似乎我已称得上技艺娴熟的“理发师了”。
想不到的是，我为人理发后来竟发展成“癖”。平时，我总爱观察别人的头发。只要看见谁的头发过长，便耐不住地主动问人家：“你的头发太长了，我给你理理吧！”，倒好像我在求他。
我为别人理发做到了及时满意，可轮到自己头发长了却犯难了。几次求人给自己理发，却没人敢下手。偶尔有人说：“只会一点点”，我就像得到救星一般。“行！行！短点就行。齐不齐一把泥嘛......”。虽然我的头发被别人理得如同“狗啃”的参差不齐，但我仍然会感激人家。
七十年代中期，我抽调回城工作。单位当时给我们每个人每月发两张“理发票”，用这种有价证券可以到指定的理发店理发。那时，理发店少，理发的人多，顾客理发常常要排队等候。不过，谁若是求我理发，我会放下手中的一切，立刻满足他的要求。
我经常光顾离单位很近的那家理发店，并常让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理发师给我理发，渐渐地我们成为熟人和朋友了。那时的理发师都身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头上还戴顶整洁的白色护士帽。只要我一走进理发店，她就会在几乎遮盖住整个脸的大口罩上面，用她仅仅露出的两只大眼睛，朝我会意地一笑，并示意我坐在一边等候。由于理发师少，理发人多，顾客常常排队等待。可是我常常得到她的关照，只要她手中的“活”一完，不等排队挨号，一准儿叫我“加塞”坐到她的理发椅子上去。她理发的技艺高超，理发又快又好，这使我至今不忘。后来，粉碎“四人帮”我考上大学到外地，就再也没机会光顾她所在的理发店了。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曾经去她当年所在的理发店看她，可是那里连原来的房子都没有了。
八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机关工作。这时“理发票”已改为“洗理费”，计算在工资里。那时人们的工资不过五六十元，一般干部舍不得花钱到外面理发，于是同志间交换着理发是常事。我不到30岁，在机关里属“小字辈”，为别人理发算是一种“奉献”吧。每到周末，我都免不了要为几位同志理发。回到家里，我还要为左邻右舍的大人和孩子们也理上一气。特别是每年三月的学雷锋活动中，单位总要是去养老院做好事。其中为老人理发，竟成了我的一项“专利”。我觉得利用自己的一点能力，为别人做点好事，心中总有一种快乐。
如今，又十多年过去了。社会和生活都发生了巨变，大多数年轻人已不再为节省几元钱而自己理发。我也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成了机关的中层干部。因此，也不再有人好意思求我理发。但是，三十年前我在青年点为人理发的情形仍在历历在目，只是被理的对象已换成了我的孩子。孩子已读高中，他1.78的个子，俨然像个大人。从其出生直到今天，他的理发由我包了，不是舍不得花那几个钱为儿子理发，我总觉得培养孩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更重要。同时，我希望儿子像我当年当知青时那样，能够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他人做点奉献，这是为人的本份。
但是，我至今没去过“发廊”、“发屋”。听说到那高档的地方，洗洗头、吹吹风，抹点发丝什么的，一次就宰你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我总是觉得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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