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20岁时,与弟弟苏辙离开四川到北宋京城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是欧阳修。苏轼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关于这篇文章,有不少有趣的故事。欧阳修阅卷后,觉得文章写得很好。当时考官阅卷和今天高考阅卷一样,考官不知道考生的名字,以免偏心或走后门。欧阳修觉得写这篇文章的考生应该是第一名。但是,他多了一个“避嫌”的心眼。欧阳修虽不知考生的名字,但他怀疑这名考生是自己的门生曾巩。如将曾巩评为第一名,日后难免有人说闲话。因此,欧阳修将写《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考生立为第二名。要说苏轼亏了,也说得过去;要说苏轼没亏,也完全可以。古时候考试不像今天,一题一分或一题五分,满分一百分,分数谁高谁低虽清清楚楚,但真实水平未必真如此。所以,古时候考试优劣判断有人为因素,事实上也符合实际。说今天考试公正,尽量避免人为因素,其结果也不见得合理。
但是,年轻的苏东坡与这篇文章有关的故事还没完。这篇文章这样写到: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奖赏的时候,如果功劳不能确定,情愿给他,这叫广施恩泽;惩罚的时候,如果罪行不能确定,情愿饶了他,这叫谨慎用刑。用今天的话归纳说,就是“疑功从有,疑罪从无”。有很多对中国历史缺乏真正了解的人,常说中国没有法制,还把“疑罪从无”当成西方法律的先进理念,看看约1000年前苏轼的文章,就该知道对中国历史的这一理解是错误的。“疑罪从无”的精神,在中国很早就有了。这篇文章后面讲到一个名叫皋陶的古人。皋陶是尧舜时期的人,距今4000年以上,是公认的中国司法界的鼻祖。传说皋陶有一只长得似羊的独角神兽,皋陶判案时,若有疑问,该独角神兽便会用角触有罪之人。如今,一些法院大门前,也有独角兽的雕塑,代替一般常用的看门狮子,其来源就是皋陶的传说。此外,尧舜禹相继禅让后,禹按照禅让制,打算禅位于皋陶,可惜皋陶死在禹的前面,才没有实现。
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最有意思的后面的一段文字。文章说,有一个罪人,皋陶严格执法,三次判定该杀,但是,尧三次改判原谅他。因此,全天下都对皋陶严格执法肃然起敬,对尧谨慎用刑感到高兴。如果仅从字面上说,我们可以有很多议论。比如说,皋陶的判罚是否正确?尧帝的宽宥是否有道理?按一些“中国黑暗论”崇拜者的推断,皋陶很可能是受了贿乱判,尧帝也是收了好处地“捞人”。但事实上,史书记载,皋陶主管司法时期,天下无虐刑,无冤狱,天下太平。有一个成语叫“画地为牢”,现在常指自己约束自己。而在历史上,它的来源就是皋陶在地上画圈当成监狱,犯人就呆在圈子里自觉接受惩罚,没有现在的牢房。对于今天我们的理解来说,“画地为牢”意为自己约束自己,与它的本意倒是接近的。当然,对于苏轼文章中的这段话,我们也可以说,皋陶与尧帝,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相互配合,既保持了法律的威严,也建立了宽厚的仁慈,使得天下的治理达到平衡。然而,这只是我们按照字面意思的推想。
苏轼考试结束后,得了第二名。考官们对于苏轼文章中提到的这段话有点拿不定主意。中国人写文章常常用典故,有些人为了显示学问,经常使用非常冷僻的典故。因此,考官对苏轼的这段话、这个典故出自哪本古书判断不清,便有人向年轻的苏轼询问。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一书中说,考官之一梅尧臣问苏轼:三杀之三宥之的典故出自哪里?苏轼说:我杜撰的。林语堂在这里搞错了,也省略了很多后续内容。其实,向苏轼询问的,不是梅尧臣,而是主考官欧阳修。
欧阳修问年轻的苏轼,该典故“此见何书”?苏轼回答说:“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回家认真阅读了《三国志-孔融传》,没有找到苏轼在文章里引用的“三杀之三宥之”这段话。欧阳修作为一个好学的老者,面对年轻的苏轼也不耻下问。改日遇到苏轼,又说,你说的《三国志-孔融传》里没有啊?苏轼说,袁绍被曹操所灭,袁绍的儿子袁熙有一个漂亮老婆,曹操将她送给了自己的儿子曹丕。这个事情发生后,孔融对曹操说:“当年周武王伐纣获胜后,将商纣王的宠妾美女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非常惊讶地问孔融:哪本经书里有这样的记载?孔融说:按照今天发生的事情,我想周武王和周公应该这样做。苏轼接着对欧阳修说,尧帝与皋陶“三杀之三宥之”的故事,“某亦意其如此”,我也认为应该如此。史书记载,“欧阳修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学必独步天下。”
解释一下,孔融编造周武王将妲己赐给周公的故事,目的是讽刺曹操。曹操自比周公,而周公纳妲己为妾不可能发生。孔融的意思是说,既然今天的“周公”可以把别人的漂亮儿媳妇送给自己的儿子,当年的周公为何不能收妲己为妾呢?所以孔融说周公收妲己,是孔融“意其如此”。这个讽刺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对于曹操来说,相当辛辣,又说不出反驳的话。苏轼借用孔融讽刺曹操的故事,进而发挥说,皋陶严格执法,尧帝宽厚待人,如果真发生那种事情的话,我认为他们也应该如此,即“三杀之三宥之”。欧阳修由此感叹苏轼读书真正懂得活学活用,而不是死读书。
当然,苏轼的这番话,也有夸奖当今皇帝的意思。当时北宋的皇帝宋仁宗也主张宽厚用刑,苏轼在《刑赏忠厚至上论》中的这段话,“某亦意其如此”,似乎也将宋仁宗比作了昔日的尧帝。其手法,与当年的孔融的确差不多,只不过目的不同。后来,宋仁宗主持不定期的最高考试,苏轼被定为第三等。由此号称“百年第一人”。这也要解释一下。当时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结果分成好几等,但是,一等、二等从来都是空缺,是一个虚设。到苏东坡时,北宋开国已百年左右,在他之前,只有一个人,在皇帝考试时得过第三次等,而苏东坡得了第三等,因此,号称“百年第一人”是确切的。当然,苏东坡的才能也确实无愧于这个称号。乃至于欧阳修说,几十年后,人们会忘了我,只记得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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