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隐 石：《四个与诗有关的话题》
(2011-06-14 14: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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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与诗有关的话题
写诗就像害了一场欲罢不能的病。人在病中，作为物质的肉体处于低迷瘫痪状态，而精神的感觉与情绪却空前活跃，它的触须敏锐、纤细，探物精准，几近完美。如果没有身体的不适与难受，肯定有人会对病说“爱”字。但若如此，那样的处境又是绝不能称“在病中”的。
这种深层的尴尬好像对诗歌写作处境的恒久隐喻。一方面，诗人在现实生活（包括写作处境）中处处碰壁，遭遇到蛮横、诘难和冷漠；一方面，他必须高擎灵魂坚持歌唱与反省，坚持对现实的追问与发言。尽管米兰·昆德拉引用犹太谚语说：“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但面对道德塌陷信仰普遍缺失的窗外，站起身把窗户关掉大半仍然是我必须做的一件事。我喜欢让自己躲在玻璃后面，看形色俱幻的自然天光。
这样我就保持了适时的警惕。在一种近乎忧郁的沉静中，我想起困扰自己的几个与诗有关的问题，无疑，这种思想肯定会使我的心域愈益宽广，尽管上帝的笑声绕耳不绝。
一、语言
诗歌的语言不同于其它文体的语言。不懂得这点就不要去谈论诗歌。众所周知，语言与事物的外观知觉有很大的分离，譬如语言很难描述梦境、神秘体验和性体验，它无法区分花朵的香气及饭菜的香味。但是诗歌要求的精确表达肯定比对街头巷尾的交谈更有效。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眼前“散文化”的世界中去进行诗意的表达，就像魔术师从空空如也的手中变出一只只鸽子，或者在别人的衣兜里掏出一只又一只的彩球。
既然那种完全正确然而非诗意的“散文化”表达都不能详述事物，那么诗歌的精确叙述就绝不能超出它所需要的范围。诗人的工作不只在于认识事物和事件，更在于抵达事物背后的神秘本质，把它们揭示出来才是诗歌最后的目的。而这就牵扯到对词语的形象性与实用性的考察，充分调动词语的知觉特征。用时下流行的话，即对词语亮度、温度、光滑度及内质的穿透性的考察。
对于词语的形象性和实用性，诗人的关注点更在于前者；而后者对词语的价值和意义起到规定的作用，让词语形象背后的象征与隐喻不致于分散，拧成一股直抵事物本质的剑。
举一个例子：济慈在1819年2月14日草拟的《美人丹丝·默西》的第三节如下：
在你额上我看到了死亡的百合花
带着痛苦而湿热的露珠
而你面颊上死亡的落英玫瑰
也失去了芳华
后来被直接改成：
我在你额上看见一朵百合
带着痛苦而湿热的露珠
你面颊上枯萎的玫瑰
很快也凋谢
在后一种形式中，诗人略去了事实保留了症状，直接把一幅画面展示在读者面前。而读者在面对这幅物理景象时，比接受具体的详述更深刻地触到了事物的本质。
二、传统
当下的诗歌言说更倾向于一种智慧的冷静外露，那种呼喊式的“青春期写作”早已退场。这是中国现代诗歌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当下物欲横流的生活也迫使诗人进行更为冷静的表达。在表象世界被物欲汹涌掩盖之后，觉悟的灵魂居于高处，建设着自己灵魂眺望的远景。进行这样的建设要求施工者具备一种沉勇冷静的气质，有如暗流汹涌的大海，表面的宁静体现着旷远、包容与气度。
早就有人提出，不单诗歌，而几乎是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都是一种强调“意义在文字后面”的艺术。人们从简单的抒情走向了广博的“呈现”。
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深刻影响的中国现代诗歌在经历了一系列主义运动的聒噪之后，终于回认了传统。古典诗词对意境意象的重视与现代诗歌对意象的选择和诗意的自然显现发生了惊人的重合。
我意外地发现了这一点，是在近期大量阅读英国现代诗歌的同时，进行诗歌写作与探索的结果。同时帮助我加强认识的还有北岛的一篇文章《特朗斯特罗默：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2004·5《收获》）。北岛在这篇文章中说，当今瑞典大诗人特朗斯特罗默拥有“丰富的传统资源，自古罗马的贺拉斯到日本的俳句，从瑞典前辈诗人埃克罗夫到现代主义的宗师艾略特，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艾吕雅到俄国象征主义的帕斯捷尔纳克。他承上启下，融汇贯通，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中开创出自己的道路”。
而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以自己的不懈努力，深入过去的时间，放出关进岩石多年的鸟群。
三、阅读
认识到传统是我们不可丢掉的写作资源，明了现代诗歌的种种表现技法，我们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同时纠正自己身上的很多毛病。譬如对汪国真、席慕蓉诗歌的认识就会更深一层，知道那一类诗歌不过供中学生记日记的一个“仅供参考”的范本。那一类看上去很美的文字实则离诗歌太远，它们远不能提供我们建设灵魂远景的种种可能，甚至不能展示灵魂挣扎的撤迹。它们不过是消费时代特有的精神润滑剂，让那些焦虑的灵魂找到一种日记式倾诉的方式。而透过这个层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某个时段人民灵魂的苍白与虚弱。它们就像一束束微笑的罂粟站在十字路口等待着匆匆赶来的人群。它们遮闭了那些人的眼睛，让他们错误地以为自己找到了烛照灵魂的光明，从而失去了与平静雄浑的江河对视的机会。他们不知道，被他们忽略地、站在江边的第一人正是孔子。
阅读无疆域。但切不可读媚俗之物。人的生命有限，我们应该读一点于灵魂有利的书。置身五千年文化浩荡的中国，我们更应该放手接纳西方文化，用西方先进的知识填补自己的知识空白。博尔赫斯在回答阿根廷的传统是什么时曾自豪地说“我们的传统就是全部西方文化”。在这个交流频繁的地球村时代，我想不到有什么理由不把人类的全部文化遗产作为我们的传统。相反，我们应该为自己的毅力不强和错过了早读时间而悲伤赧颜。
我宁可相信一个眼高的阅读者写不出好作品，也绝不相信一个眼低的作家会写出好作品。我始终相信的是：阅读经验决定着我们的审美水平。
四、口语
早就可以说中国进入了“口语诗”写作的时代。特别是曲有源的《曲有源白话诗选》荣膺第二届鲁迅文学奖（1997－2000年）的宝座，更加助长了口语诗在华夏大地上的波涛汹涌之势。想来也真是好笑，泱泱诗国上下一片口水，真正的诗歌精神竞相淹没于口沫横飞之中。
不可否认，在消费时代来临之时，口语以它的亲切平易俚俗为人们消解了生活的重压，充当了人们快餐时过眼云烟式的高雅读物。同时，它对生活中农民式幽默的挖掘、对生活的消极解构的的确确让人们获得了一回难得的精神“阿Q”。所以它的流行有一定的道理，并引发了庞大的后继者，真是趋者若鹜。所以这真是一个文明碎片的时代，口语诗歌在这个时代的大行其道，恰恰露出它背后的本质：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这样的文章怎么能够给人以鲁迅先生说的“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可厌的是，它直接导致了人们对诗歌的误读，误读让真正的诗歌受到切骨之伤，毁坏了人们对诗歌的印象。更可怕的是，它引发了华夏大地无以计数的文学青年投入口水式的写作程式中不能自拔，让他们合理地避重就轻，错过了严肃的写作训练期……
真正有识的诗人已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纷纷掉头转型，或借“知识分子写作”来缩紧自己，让语言日常化的背后重新漾出对生命的沉重思考，保持一个诗人对时代应有的审视，写出灵魂深处的歌唱和批判。特别是目前，一大批诗人已把“口语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很好地融合，以一种自然的表达靠近智慧，深具独创性和探索意识，引起诗坛瞩目。
口语诗歌因为迎合了一大批低层次的读者而注定短命。它庸俗与媚俗的本质使它的命数如此。考察世界诗歌史，不，只要看看近些年在国际上获大奖的诗歌作品，试问，哪一个是因为写作口语诗歌而获得了广泛的肯定？
考察口语诗歌的另一手段，是可以把它们连接起来读，看看它们在词语方面的跳跃程度及诗意的拓展程度，这往往能看到很多问题。举一个例子：2004年第3期《星星·甲申风暴·21世纪中国诗歌大展》中李红旗的一首诗，诗的题目是《我要写诗》。全诗如下：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去写诗／如果你恨一个人／也请你让他去写诗／因为写诗会陶冶一个人的情操。老实说，在中国权威诗歌刊物上读到这样的作品只能让你不想说话。不想说话之后你就想到应该把这本刊物丢了。这样的诗歌算诗吗？可能每个读者都会发出我这样的疑问！如果算作诗歌，那里面的诗意空间在哪里？把一句完全正确的废话砍断分行就成了诗？——由此你可以想见，现在的诗歌已被贬损到何种程度。而这里面不能忽略的是刊物的推波助澜。
在前面我已说过，我们的阅读更应该放在外面，这是形势需要，也是打开眼界的唯一途径。打开了这扇窗子你就会知道世界并不是这样子糟糕。有一句话说得好，我把它引用出来，说不定对判别诗歌有点帮助：“所有世界性诗歌大师的语言都是日常性的，而又超越了日常性”（注意日常性与口语是两码事）。这句话出自董继平翻译的《特兰斯特罗默诗选》中的序言，我觉得它说得非常好，尽管我非常反感董继平的这个糟糕译本（北岛曾在我前面说的那篇刊于《收获》杂志的文章中指出董继平的这个译本错漏百出，不忍卒读，他深为中国的诗歌翻译界感到担忧）。
（旧文，写于2004年10月）
转自隐石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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