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批评家的死

　　——纪念胡河清

　　
　　诗人海子自杀之后，已经有人写下了《诗人之死》来探讨诗人之死的意义与后果。海子的死亡，已经成为了一个事件，成为了一种年代断裂的标识。海子的死去将我们带到了九十年代——这一片跳蚤市场式的开阔地。
　　
　　对于海子的死，我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了。可是，当一位朋友将青年批评家胡河清的死讯告诉我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海子的死仅仅是一种预感。因为诗人是敏感的，所以他过早地闻到了腐败的气息。只有胡河清的死去，才使我们更充分地领受到现代死亡的意义。这不仅因为死亡又夺走了我们的一位同龄人，而且因为一个批评家的死亡比一个诗人的死亡更为漫长。一个批评家的死使我们必须承受更多的丧失。
　　
　　海德格尔说：“诗人是短暂者。”这就是说，诗人只是通神者，只是圣迹或者路标，而不是道路本身。然而，批评家却是人间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甚至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这也就是说，批评家的死决不意味着放电一般的耀眼与惊世骇俗。一个批评家的死亡是更为普通的，个人的和偶然的，也可以说是更为日常化的。
　　
　　正因为批评家的死是如此世俗和平凡，因此，谈论一个批评家的死亡是非常危险，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胡河清企图用一种令人震惊的仪式来揭露死亡，他企图用一种惨烈的情景来唤起我们对于死亡的意识。然而与之相反，并且必然是，一个批评家的死亡恰恰会使死亡在今天成为一种莫名的隐匿。一个批评家的死亡会使我们再也无法来谈论死亡。因为一个批评家的死已经使死亡变得如此无蔽和明白。石头就是石头，死亡就是死亡。它使我们的时代变成了一个没有丝毫阴影的透明的正午时刻。
　　
　　在这天空一般空荡而开阔的失语的沉默里，我想起了中国现代第一位自觉地走向那深不可测的死亡王国的人——王国维。王国维既是作为诗人，也是作为批评家而死去的。我感觉到，只有通过海子的死，只有通过胡河清的死，王国维自杀的意义才能得以真正逐步地揭示出来。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理解了“现代把死亡带给我们”这句话的含义。也只是在这种巨大的挤压之中，我们才能真正领会现代诗人里尔克所说的“顶住意味着一切”的分量。可是，一个批评家的死已经使死亡变得如此明白，它使得我们失去了任何震惊，也因此使生存和死亡都成为了一种真正的沉默。一个批评家的死亡已经使死亡变成了无法言说的事实，丧失了任何神秘、诗意与力量。
　　
　　在今天，为什么一个批评家的生存竟然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危机·是什么力量使他一头栽入了死亡·当我们在大肆谈论所谓“人文精神的危机”、“终极价值的失落”和“批评的失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进行一种更为基本的追问·或者，我们如何，甚至我们是否可以进入这样一种基础性的追问：什么是批评——在这个舍勒所说的“根基动摇”的时代·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阐释荷尔多林的诗歌时，曾经描述过世界之夜的降临——在没有基础出现的年代。
　　
　　阿诺德在十九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早熟性的创造爆发之后指出，欧洲所最需要的东西就是批评。批评的缺失，“这就使得拜伦如此内容空虚，雪莱如此涣散，华兹华斯尽管深刻，却仍然缺少完整和多样。……在这时期里英格兰，既没有像我们在伊丽莎白年代所有的全民族的生活和思想的光耀，也没有像在德意志所被发现的那种文化和那种研究与批评的力量。因此，诗的创造力在达到最高成就的要求上，是缺乏材料和基础的；而且必须丧失一种对世界的透彻的解释了”。对于阿诺德来说，批评是如此重要，没有批评就没有完整的创造。他认为，批评的任务“是只要知道世界上己被知道和想到的最好的东西，然后使这东西为大家所知道，从而创造出一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的潮流”(1)。

　　可是，谁料到，可怜的批评，今天竟然已经沦落成为了街头的杂耍艺人。一位朋友曾和我慨然谈起批评界滑稽的情形——槽中无食猪拱猪。在今天，批评已经变得如此卑微与随便，它已经几乎失去了全部的品德与力量而漂泊街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根本无法，同时也不用去追问：什么是批评·而胡河清的死亡无疑成为一次揭发：我们的批评已经彻底丧失了必要的健康。
　　
　　阿诺德是尼采的同时代人，他和尼采一样蔑视中产阶级的俗气，称他们为“费力斯汀”。他死于尼采疯狂的前一年。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现代世界进入梦魇般的变化的时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转型时期”。他曾经在一首诗中描述他所处身的情境：站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亡，一个尚未诞生。
　　
　　这使我想起了十七世纪“天崩地坼”中的顾炎武。在中国，是他最早懂得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分别：“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和历史上写《满江红》的岳飞、写《正气歌》的文天祥所目睹的山河破碎、国破家亡不同，在十七世纪，顾炎武和黄宗羲他们所看见的是“天崩地陷”的文化崩溃与失败，是“亡天下”。在清末民初，辜鸿铭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兴亡。”在明清之际，在生命历史的大混乱中，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人直接地和孤独地面对与承当苍茫宇宙。顾炎武和辜鸿铭都用最平常的语言来谈论重大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懂不了辜鸿铭与王国维；同样，三百多年来，我们也无法理解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实际上，我们是没有能力来真正懂得素朴的语言与平凡的死亡的。不论是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还是辜鸿铭或王国维，如果我们仅仅把他们当作某一朝某一姓的“遗民”，那么，这与其说是对他们崇高生命的一种旌表，还不如说是对他们伟大情怀的一种侮蔑。
　　
　　此刻，我似乎看见了顾炎武从破碎的大地山河中站立起来，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标举“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来重整山河岁月，奠下新的知识与价值基础。顾炎武非常重视“耻”的意义。他在《日知录》“廉耻”一条的札记里写道：“《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云：‘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2)
　　
　　批评的失败与崩溃最直接的后果和明显的现象就是无耻。于是只剩下“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流氓哲学。顾炎武又引罗仲素的话说：“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他把廉耻视为最为基本的一种东西。他说：“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3)顾炎武引为安身立命的东西，也正是批评之所以成为批评的东西。胡河清以巨大的批评勇气去正视危机与死亡，揭露批评的危机与死亡。尽管他无力克服与承担这种危机，但是他体现了批评的基本尺度与意义。他的死去就是对于批评行为的一次悲剧性的阐释。
　　
　　诗人和批评家以及整个知识分子必然首先承受现代的伤害。可是，“现代”并不是我们现代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经验。尽管“现代”确实是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混乱与孤独的体验。这是叶芝所说的“一切都四散了”的情境。我们的环境和日子突然瓦解冰消。不仅一切经典性的象征与符号崩溃了，而且我们日常的经验都突然破碎了。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世既滔滔，天仍梦梦”。这是一种我们无法承受的“自由”与“解放”。不仅我们所谓的现代人，而且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耶稣、顾炎武、王国维也同样面临“现代”的问题。
　　
　　在今天，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批评家去死呢·这是今天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批评就是知识分子的批评，因为我们必须在上述的后果中生存下去。这使我想起了张爱玲的一句话：“活着就是一件壮举。”在今天，我们必须抵挡并且承担所有的丧失与贫乏而生存下去。也许，这就是现代人的宿命与壮烈。
　　
　　批评的崩溃并不足惜，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批评家，而不过是街头的没皮没脸的杂耍艺人。我们的天空极为狭小，这是因为我们的视线过于短浅。然而，批评的失败必然要通过批评来重建。正像黑夜孕育的白天一样，混乱同样要求产生秩序。杂耍艺人终于会在某一个早上消失，而新的知识与价值的秩序将会重新生长起来。死去的批评将会被重新唤醒。
　　
　　鸡鸣不已，忧心如焚。顾炎武说：“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现代，这就是我们所处身的极度贫乏而又最为丰饶的时代。我想到了《启示录》。因为一千年快要过去，因为另一个千年就要来临。“我又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这也就是里尔克“顶住意味着一切”的涵义。悲哀扑面而来，吹拂大地的破碎。然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也不相信假先知，我只是想说——
　　
　　活着，并且要记住!
　　
　　注释：
　　
　　(1)阿诺德：《当代批评的功能》《西方文论选》下卷，80—8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2)(3)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602—603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