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张晓舟：《诗，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
(2011-04-11 20: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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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
2006年世界杯我在德国，有一天看报纸，意外发现鲍勃·迪伦在盖尔森基兴演出的信息，世界杯一下子变得不那么重要，不记得是在法兰克福还是在杜塞尔多夫的火车站订票点，我花52欧元买了张迪伦的票杀了过去。然而迪伦演出那天，盖尔森基兴却出奇得波澜不惊，演出在一个不大的圆形露天剧场，舞台背后是小河和吊桥。迪伦大概只演唱了十三首歌，台上台下都彬彬有礼，乐而不怒，躁而不动。
假如说U2的演出像一场足球场的较量，那么迪伦的演出恐怕更像是一场斯诺克比赛，哪怕随便一支德国末流金属乐队都要比迪伦更显得”肉啃肉“(Rock&Roll)。迪伦的舞台不见铁血四溅，只见散场后淡淡的晚霞，小河没有涟漪，水怪深藏不露。假如你是想去凑一场摇滚嘉年华般的热闹，那么迪伦的现场可能会稍显沉闷，所谓“过于喧嚣的孤独”，冷暖自知，哪怕再多看几场乃至几十场迪伦，恐怕他依旧显得神秘而陌生。迪伦的磁场可以把你吸住一辈子，但也可以让你看了白看、去了白去，还没反应过来，他的演出就像自行车胎的空气一样被放走了。
关于迪伦的陈词滥调
去年迪伦在《Esquire》杂志上说：“我是个神秘主义的人。我想是因为土地、河流、森林与广大的空虚的缘故，土地创造了我，我是个无法无天而又孤独的人。就算在城市之间旅行时，我也觉得还是在空荡荡的地方更自在。但我也热爱人类，热爱真理，热爱正义。我想我有双重性格。我更喜欢冒险，而不是人际关系。”
某报一篇关于迪伦访华的报道悍然配上了乡村歌王威利·尼尔森的照片，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迪伦访华巨大轰动效应背后的尴尬。我接到了超过十个的采访电话，大部分问题属于建立在不了解或者误读基础上的陈词滥调。我唯一喜欢的提问是：“假如你要向迪伦提问，你会问他什么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什么都不想问。去听他的歌读他的书就行了。”假如稍微认真些听他的歌，尤其是读一读他的自传，其实很多陈词滥调就不会那么泛滥成灾。
比如关于反战和抗议，这固然是迪伦“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反战吗？他都参加革命了。阿尔蒂尔·兰波反战吗？他都贩卖军火。我的意思是：对于波德莱尔，兰波，或者迪伦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的灵魂制高点并不是反战，他们的瞭望塔远不止是为政治搭建的。作为普通公民对奥巴马他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但他不会无聊到去为总统上台献歌；对是否应该轰炸利比亚他也会有自己的意见，但是何必非请他表态？在今天的西方乐坛，反不反战这样的立场问题或许交给Lady Gaga都比交给迪伦合适。答案在风中飘扬，他不负责供给答案。迪伦写过一首《政治世界》，在自传中他说：“这首歌应该是现实世界所引发的，一场激烈的总统竞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你根本不可能充耳不闻，但我对这种政治艺术形式不感兴趣，所以我认为不全是现实事件激起的。这首歌含义很丰富。这首歌里的世界更像地狱，而非我们身在其中生活，辛劳和死亡的世界。”
“我不是任何时代的宴会司仪”
围绕迪伦的所有争议所有歪曲所有误读，都事关艺术与现实，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都是对这种古老关系的理解偏差所致。迪伦继承了美国民歌之父伍迪·格斯里的信条：写你所看到的。但他又远远超越了伍迪·格斯里，因为他同时还继承了兰波式的信条：写你所看不到的。对于艺术直接干预现实，他持审慎态度，在艺术与现实之间保持适当距离。去年在接受《Esquire》杂志采访时他说过：“歌手当然也可以像演员那样表演一首歌，但你演得越卖力，离真相就越远。很多歌手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就迷失了自己。唱了一段‘我是这个国家的养路工’，就真的开始检查路上的大坑了。”
迪伦秉持的更是一种美学和哲学态度：在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戏剧舞台上，展示兰波式“我想成为另一个人”的纷繁多变的面具。而语言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巨大障碍让中国人很难看透这些面具和把戏。在一份周刊上我看到一篇叫做《答案依然在风中飘》的雄文，对迪伦背后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历史背景知识大加普及固然精神可嘉，然而这样的文章差不多正是迪伦在自传中对准的靶子，迪伦说“我不是任何时代的宴会司仪”，而这样的雄文不但仍然坚持任命他为六十年代的宴会司仪，更要命的是还胡乱把别人的晚礼服或牛仔裤硬套在他身上。
知识分子只知道从书本去寻找迪伦的根。但过分夸大书本对迪伦的影响，堪称知识分子的恶习。我更想强调生活本身(不管是在床上，还是在街上，不管是在格林威治村的酒吧，还是在61号公路)而不是书本，对迪伦的影响，别忘了在《再来一杯咖啡》中，迪伦歌唱过一个吉普赛女郎：“你不会认字，不会阅读，你的书架上没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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