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经常让我们很不爽，而我们却又那么迫切地想知道它。
   作为时尚类刊物，谈“真相”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的买卖就是伪装。让一个不完美的人，在镜头面前尽可能完美，哪怕只是１５分钟。我们是专业包装人的，真相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号召力。六月我们本来是要做“裸”，由“裸”说到“性”，打的是文化时尚的旗帜，卖的是裸露的照片，创的是零售纪录新高，向《男人装》靠拢。
   我们这个低俗计划却被一个法国姑娘改变了，她认为真就是美，拍了一组裸妆的女明星，这就把我们低俗的“裸”和高尚的“真”放在一起了。这组照片让我们很兴奋，因为没人这么“真”过。所以，我们特别感谢为我们封面故事友情出镜的几位真美女，高圆圆、蒋

这话得两说着，角度不同，结果很不一样。

就假设有这么一些黑心老板，把工厂关了，欠发农民工很多工资，可是老板自己已经逃到洪都拉斯什么地方过好日子去了。农民工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只好回家，想想也许可以再种地。可是到了家乡，发现土地已经被开发了，没卖的也是污染的地，不可能种东西了。但是全家人等着吃饭啊。所以只好让媳妇出去给城里人当阿姨，自己的孩子哇哇哭找娘，农民工自己晚上也没人抱着睡觉了，想想出去那么多年就是为了回家过好日子，可是现在终于回来了，不仅没好日子，连媳妇也没了。越想越郁闷，每天出去想办法，方圆几十里，大家处境都差不多。这时候，如果是几十年前，有人拿着两把菜刀要跟统治阶级算账，这绝对是好人，是坏经济情况逼出来的好人，但是如果是前几年拿着小榔头在城市里面把人砸晕了然后拿钱包的榔头帮，那绝对是坏人，是罪犯，但是也是经济情况逼的。所以如果我们看社会最底层，如果有好的启发，那坏经济可以制造一批革命家，如果没有启发，那就是一群犯罪分子。

那再说美国，麦道夫出事之后，很多人都在反省，我看见一篇报道，一个曾经专门给麦道夫找钱的富人取消了自己的五十岁生日

巴黎是一座美妙的城市, 曾经一度，我的梦想是在巴黎一个小公寓里面住上一年半载，学会说流利的法文，发掘这座城市所有的秘密。至今这仍然是一个梦想。而巴黎对我来说是一种情绪。我的语言能力不足以描述这个城市，甚至连我的情绪都不能准确表达出来。

所以，当VCA约我写一篇关于巴黎的文章，我有点为难。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把巴黎比喻成为一个人。

如果巴黎是一个女人，她一定是我的朋友 Aude Zeissiness de Thuin. 她是妇女论坛的创始人，我认识她是三年前随着几个朋友一起去参加这个论坛。Aude 得有一米八，她的气场和优雅非常自然地感染着她周围的人，我认识很多我认为只是Aude-Wannabe 的女人，就是一些非常自以为优雅，而实际上其优雅状态已经让其浑身肌肉紧张到极点的女人。Aude 完全不是这样，她的优雅是天生的。我头一眼看见她，还怕她是很傲慢的法国人，但是当你和她握手，看着她的笑容你就感觉到她是非常真诚的人。这和巴黎一样，我们听过无数故事，讲巴黎的傲慢，对外来人的漠然和嘲笑，而实际上，当你真的接触巴黎，会发现，这座城市实际上是很热情的。

     音乐很重要，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音乐，音乐可以代表 一代人的价值观念。 美国的BABY BOOMERS有BOB DYLAN，长在五星红旗下的有革命歌曲，法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有 GAINSBURG，我们这一代有崔健的《一无所有》。

     音乐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政治观点，想想《马赛进行 曲》，《国际歌》，一个拉美的独裁者曾经说，最好把诗人和音乐家都杀掉，这帮家伙太有煽动力了。我查了一下，再所有艺术形式中，音乐是最多被终审或者彻底毙掉的艺术形式。

     1953年，美国ABC广播电台毙掉了著名蓝调歌手Billie  Holiday 演唱的《被出售的爱情》；1956年，猫王上了当 时最火的电视节目Ed Sullivan Show，结果是

小时候在北京看电影只记得一场，大概是70年代初，和爸爸一起看了一场《钢琴伴奏红灯记》，记得电影完了，灯亮了以后，我问爸爸，正片什么时候开始放？文革长大的孩子，对电影的记忆应该是一致的，那时候只有八个样板戏，或者样板戏的各种翻版，比如钢琴伴奏。所以中国电影对我来说就是千篇一律的政治宣传，谈不上什么好看不好看。我们有时候会听大人说到文革前的电影，甚至上海三十年代的电影，但是这些对我们都太遥远了。

这种对电影的感觉和认知一直维持到我1973年去美国，看得第一部美国电影是一个纪录片，讲美国歌舞片的历史，名字叫《That’s Entertainment>, 这当然对我来说真是太新鲜了，电影居然能够这么载歌载舞，这么娱乐，我当时12岁，没想到电影可以这么好看。过了两年，中国电影有点复苏，拍了一部叫《闪闪的红星》的儿童片。我们刚刚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都特别激动，因为很长时间中国没有拍故事片了，记得联合国代表团还特意为我们的美国同学组织了一次放映，让我们非常意外的是，同学和老师们都在电影还在放映中陆续离开了，只有我们可怜的校长乖乖地看到完。后来，我们去学校，听见同学们议论道，《闪闪的红星》是他们看过最傻

三周前，接到陆川一个电话，请我去看一场他的新作《南京！南京！》。第二天，春光明媚，本来要和闺女一起开始种一个有机菜园子，开车往城里走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好的天，进城看电影、真是的。一边开一边还想，不会太主旋律、太民族主义吧？不会太出售残暴、太血腥吧？总而言之，我是真的怕片子不靠谱。

电影完了，大概二十多人，都是历史学者，影片人，电影学院老师，记者，主编等等平常话特别多的人。但是坐在一个屋子里，我们都无语，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电影里走出来。我只能说，这部电影深深打动了每个人，但是每个人被打动的地方都不一样。

我只是由衷地希望大家都去看这个电影，因为我相信这部作品可以有不同方式去打动每一个人，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一部中国电影。为了向大家证明我并不是又在替朋友拉票房，我还总结了八条理由。我不是影评，不懂得怎么有专业水平去评估，但是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

1．  导演用一种普适的价值观去讲述一件以往只是用民族价值观去讲述的一段历史。这个不仅需要胆量，因为会有争议，而且需要一定的人文高度。这部影片达到了。

2．  五代花了这么多作

       一个月前，我拉着刘治治和我一起去给客户策划一个新品发布会。我们准备了一个名单，上面都是我俩熟悉的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我们很配合地阐述了我们的概念，如何借助我们这些朋友的嘴，把客户新产品的设计理念讲给记者，再由记者讲给大众。客户对方案也比较满意，可以往下进行，对我来说，这是个成功的逼死腻死蜜庭(business meeting)，我很得意又出卖了一回朋友们。

      可是谁知道，这刘治治不干了，出了门，上了车，他就开始嚷嚷：

     “阿姨，靠，他们就这么对你啊？开会连个会议室都没有，咖啡也不给倒。就挤着他们办公室里面，跟他妈应聘秘书差不多。”

      我

Question:男友对我平时言听计从，但是提到钱我们就会吵架，他说没钱，甚至问我借，我却发现他把钱存了起来，说要供房。因为认为我花钱不节制，他甚至说婚后各花各的，这样下去以后会有好日子过吗？

My Answer:那你是花钱无节制吗？如果是，那他没错。有不少时尚女子，只买包，不买房，吃着方便面，扛着名牌，这是挺让人着急的。

Question:结婚多年，从不知老公挣多少，每月他也不往家里交钱。每次提起这事他就急，感觉这方面要跟我分得很清楚，怎么才能让他说实话呢？

My Answer:二十世纪，男人不一定非得养家。但是不能不跟你公开收入，更不可以急。这有两个可能，一是他真的没挣钱，而且感到耻辱，所以不让你提。二就是这人就是个王八蛋，如果是后者，你不值得再浪费时间等他说实话。

Question:他要结婚了，我很想他，却不想去破坏别人的幸福。想用另一段感情忘记他也一直没遇到。我还该再和他联系吗？

My Answer:联系没问题，但是你想得到什么？跟电影里面一样，他回心转意？再跟你甜蜜一回？那又

   “老大，”服装编辑张晓佳在电话上说，“这混搭里面的白衬衫非得是一家的吗？”

   “肯定不是，”我说，“你请一个对棉布和纺织有大量知识的教授，让他对比一下我们买来的白衬衫，问他哪件质量最好。”

   “那我明白了。”她停了一下，我想大概是在掏家门钥匙什么的，“那牛仔裤也一样是吗？” 
   “是的，我就想告诉读者，我们最基本的白衬衫、牛仔裤在中等价位也有质量区别的。”
   “哦，”她说，“那我彻底明白了。”
   我们挂了电话。我开始想如何把这种实用的购物信息和我们向往的奢侈品结合在一起。电话又响了。
   “还是我，老大。”晓佳说，“这题目叫

迪迪和我时好时坏，但是不管好坏，我都坚持称她为“好莱坞驻京办主任”。当然，这就是一个说法，虽然世界平了, 但是中央还没有决定把好莱坞收纳为我们的一个省。而迪迪的角色真和省驻京办主任一样繁忙，好莱坞的领导来了，她都要热情接待，认真安排：从住那儿，吃那儿，玩那儿，玩谁。都听迪迪的。驻京办主任权力其实很大，她所安排的领导，都是媒体红人，我们这种小媒体，想接近好莱坞的领导，一定要跟迪迪搞好关系的。

就拿我们这期的封面的好莱坞领导，大导演Oliver Stone来说吧，我和迪迪在“时好”的时候就说好了拍Oliver的封面，谁想到，等Oliver快来了，我和迪迪变成“时坏”阶段了。谁也不理谁。我真以为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