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里有尊重师长一说,这个师长并不是具体职称,而是一种统称。师长在我国的军队里是一个明确的职务。这两个师长的工作内容很不一样,但是字面完全一样,这只是一个巧合吗?从现代意义上说,两者可能确实有巧合的成分,但是,从其古代源头上说,这个巧合的背后也有必然的因素。
孔子是古代教育家,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然而,孔子并不是中国第一个办学校的人。孔子一直很尊崇的西周就有学校,孔子的私人学校从西周的学校借鉴了不少内容和形式。不同的是,西周的学校都是官办的,而孔子的学校则是民间的。师长这个词,不管是学校的还是军队的,其源头都是西周的官办学校。
对于周朝官办学校的性质,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军事学校,主要培养军事人才;另一种认为是文武兼修的,军事培养和文化知识都很重要。这两种观点的区别并不大,其共同点是,周朝的官办学校里有很多军事教育的成分,因此,现在学校里的师长和军队里的师长称谓,其源头都来自于周朝的官办学校。西周官办大学里,教师称为“师氏”,有专家指出,这是因为大学教师是由称为“师氏”的高级军官担任的缘故。不仅如此,“师氏”还很可能是西周大学里教师高级职称的称呼,教师的中低级职称可能就是“夫子”。孔子被后人称为孔夫子,“夫子”也含有教师的意味。而西周学校里,“夫子”称谓,也来源于军队中的“千夫长”、“百夫长”。在军队里,“师氏”的级别比“千夫长”、“百夫长”高,因此,在周朝官办学校里,“师”的地位也就比“夫子”高,两者合称就成为现在的“师长”。
孔子民办学校的教学内容有所谓“六艺”,而这个“六艺”基本上是完全照搬周朝官办学校的教学科目,只不过到了孔子这里,同样的科目,教学内容有所改变。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从字面上看,射箭和驾车都是直接的军事技能。因此,不管西周的官办学校是纯军事学校还是半军事学校,军事教育的成分一定是存在的。
其实,周朝官办学校的“六艺”中,即便是“礼乐”也同军事有关。“礼乐”既是世俗生活和政治的内容,也同样是要上战场的。春秋时期宋襄公的一个故事从侧面证明了“礼乐”也在战场上运用的事实。宋襄公一次与楚国作战,在楚军渡河一半之际,手下人建议可以开始攻击,容易获得胜利。宋襄公却说:“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偏偏等到楚军上岸后,摆好战阵才开打,结果大败。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禽二毛”就是“礼”,“不鼓不成列”就是“乐”。所以,我们看到,拘泥战场“礼乐”的做法,在后来一切注重实际效果的《孙子兵法》面前,确实要被淘汰了。
在春秋战国以后,“礼乐”在战场上的运用仍然有很多遗留的痕迹。例如,击鼓前进、鸣金收兵就是一例。现在汉语中“战鼓”一词还经常使用。这种在战场上使用“礼乐”的做法,我们还可以在欧洲近代战争史上看到。拿破仑的军队总是伴随着军鼓前进,苏格兰军队少不了风笛。当然,我们不完全知道,欧洲战场上的“礼乐”与中国周朝时期的战场“礼乐”有什么关系。
孔子办学校,借鉴了很多周朝官办学校的形式。由于从官办学校变成了民办学校,孔子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有了很多的变化。但是,“师长”、“夫子”等称谓确实来自于周朝官办学校的军事色彩。而孔子的贡献之一就是,将周朝官办学校的军事内容大为降低,文化知识占据首位。教学重点的转移,使得孔子要重新探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编诗书、撰春秋,其实就是孔子在编撰自己学校的教材。孔子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对于“甲兵”之事了解不多。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孔子已经无法做到文武皆备的全才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孔子改变了以往社会好战的作风,实现了非武力治理社会的可能。
最后讲一个小细节。孔子的民办学校也有“射御”的科目。但是,孔子将“御”从单纯的驾车上升为对社会的管理,这只是他淡化古代官办学校军事教学内容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个关于“射”的例子,值得一说。《论语》中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其中“弋不射宿”意思是说,射箭的时候不射回巢歇宿的鸟。有人说这个细节证明孔子很虚伪。其实不然。结合当年学校的军事色彩,“射”这个教学科目的保留,对于崇尚西周的孔子来说是必然的,但是,出于孔子的个人性格,“射”已经不是纯军事技能,孔子将其注入了人文色彩。一方面是遵循古制,不得不在学校里设立这个项目,另一方面是淡化军事目的,不要纯粹为了锻炼箭法伤害那些回巢抚育幼雏的鸟爸爸、鸟妈妈。当然,孔子的学生拿这个细节来说明孔子是圣人,多少有点滑稽。其实,这个细节更说明孔子有历史的局限,产生于历史的背景中,但也没有完全被历史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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