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说人父的姓氏观问题 

      在纷繁复杂的家庭矛盾中，因涉及处理子女姓氏问题而发生的纠葛比较突出，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纠缠于自己的后代跟谁取姓，“姓”归属于谁的问题。

    “姓”蕴含着归祖的根基。 “姓”，即血统的符号，是由血缘形成的。凡同一祖先的人称为同一血统。百家姓中的每个“姓”，都有始祖，无论多少年代，都可以追溯到本姓的祖先，认祖归宗，寻根拜祖。而血统自古是以男性为主线传承下来的，古时还将男性生殖器称作“祖”。因此，国人世世代代，极力维护本姓的延续与兴旺，历来注重男子“姓”的归属问题，姓氏之争成了产生家庭矛盾的重要根源。

    “姓”反映着社会的传统风俗。在封建社会里，奉行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倾向特别明显。在家庭中，夫权思想突出，女性的地位低下，因此，男女婚后，一定要生男孩，儿子生了，要生孙子，孙子生了，还要生重孙子，最好是子子孙孙，一直生下，如果生了女孩，就过继、送人或者遗弃，不生男孩决不罢休。连愚公也说：“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是因为，在家族中，男子的“姓”是可以世代延续下去的，男子越多，家族越兴旺。不生男，只生女，就无法延续家族本姓，这对人父来说是一件十分无奈、遗憾和痛苦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在旧社会，凡倒叉门女婿，入赘到女家后，是没有地位的，必须背叛祖宗，将自己的“姓”改换成女方“姓”。不仅如此，自己所生的后代也都要归属女方（妻子）姓氏，从而也就断了自己的香火。面对这个让男人不愿见到的事实，也只好忍耐下来，因为这是一种流传已久而又难以打破的社会风俗。

“姓”意味着男子本姓的主权。在人父看来，子女，尤其是男孩子“姓”谁的归属问题，是一个如同国家主权的原则问题，他们认为，失去自己应得的“姓”，就丧失了自己的主权，只要随父姓的问题解决了，保住了自己的主权，其他什么问题都好商量。解放后，姓氏之争在不少家庭中仍然可以看到，主要发生上门女婿的家庭中，男人入赘女家后，替女方传种接代，虽然不再像旧社会那样改姓换名，但婚后所生子女归谁“姓”之争争依然存在，男人为了争夺己姓，经常与家人纠缠不清，夫妻之间、岳父母与女婿之间甚至视如仇人、终身不和。如：可以生育两胎的六十年代，有一个姓朱的上门女婿，入赘到姓殷的女家后，为了争取获得子女传承朱“姓”的机会，与女方家约定，无论生男生女，第一胎随妻子姓殷，第二胎跟自己姓朱。结果第一胎生男孩，姓殷，第二胎生女孩，姓朱。这个结果不如所愿，达不到延续香火的目的，这位男子的心结一直荥绕心头，难以摆脱，于是他瞒着女方家人，趁孩子还小，通过关系，到派出所将男孩改姓朱，把女孩改姓殷。这次改动，一瞒就是三年多，家人发觉后，没有一个人高兴的，从此，在家人心上，像蒙上了一层阴影，弥漫着一股姓氏斗争的硝烟。类似这样偷偷改姓换名的案例，在入赘女婿中不在少数。

    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加，孩子姓氏的争夺战也时有暴发。为了避免不必要麻烦，很多男女婚前都要敲定，是男当女嫁，还是名门正娶？若前者，婚后所生子女均随母亲姓，若后者，理所当然随父亲姓。现在多数独生子女完婚时，还采取折中办法，既不常住女家，也不常住男家，而是“两面均住”（男家住住，女家也住住，均等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所生子女通常随父亲姓，比较少随母亲姓的。或者事先约定，生男随父姓，生女随母姓，或者干脆生两胎，头胎随父亲姓，二胎随母亲姓，双方都摆平。

    “姓”还意味着本人的福份。在“多子多福”“有子不怕穷”“父承子业”“养老送终”等陈旧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人父们片面地认为，有了儿子就点燃了“己姓”的香火，都希望婚后早生贵子，万一生了女孩，总是不太如愿，比不上生男孩的好，超生游击队反映的，就是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典型的重男轻女思想。

    姓氏问题其实也是一门学术问题，在我国，子随父姓的“姓”归属传统延续了数千年，时至今日，看来还很难打破。其实，“姓”只是个血统的符号，无论子女跟谁姓，即使跟母姓，真正的男性血统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谁也改变不了，亲子鉴定的手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为人之父不要把后代的姓氏问题看得太重太认真，不能老是当仁不让，非争不可，该让还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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