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工作的需要，请来了易中天教授。因为电影《色戒》的原因，总觉得叫“易先生”不太合适，还是称呼“易老师”比较好。我住的地方离易老师下榻的宾馆比较近，我便当了一回司机，上午去接他，工作完了，下午再送他回宾馆。因此，除了工作之外，来去的路上与易老师轻松地聊了一会儿。
易老师比较忙，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厦门的家里。他说，明天回厦门，在家过春节。春节之后再来北京，就要录制新的《百家讲坛》了。我问他为何没有住在中央台的“影视之家”？他说，春节剧组都住满了。正好问一下易老师看不看春节联欢晚会。他说，自从有了春晚，每年只看一次电视，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也许因为“每年只看一次电视”，易老师说，他看春晚很认真，从头看到尾。为了避免打扰，他说自己看春晚的时候，电话一律不接。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每年只看一次电视”，也许有点夸张，但是，听得出来，易老师对春晚比较在乎。我问他，有人说要取消春晚，你怎么看？易中天的回答很简单：“别听他们的”。
几位提议取消春晚的学者，至少有一个理由，在我看来没什么道理。他们说春节源远流长，电视的联欢晚会与春节传统的民俗相比，只是伪民俗。我向易老师说了一点我的看法。那几位学者说，春节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但是，我们可以确信，放鞭炮的历史不会早于宋朝。如果这几位学者生在宋朝，他们是不是把放鞭炮也视为“伪民俗”？如果宋朝百姓听信了他们，今天是否就不再有放鞭炮的真民俗？再说，春节团拜，发贺年卡等等，很多都是明清时期才出现的民俗，如果明清时期的人们将其视为“伪民俗”，那么，“真民俗”还有哪些可以留下？所以，易老师说：“别听他们的!”
民俗作为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电视出现后，春晚成为春节重要的新民俗之一，这是顺应时代的表现。将来春晚是不是继续办，关键不在于事先给它定义，是否属于“伪民俗”。而在于老百姓还喜不喜欢看，同样也在于春晚的内容搞得如何。搞得好，百姓喜欢，作为一种新民俗，春晚就会一直办下去。搞得不好，百姓不喜欢，自然会淘汰。几位学者给春晚开出“最多两三年”的死亡诊断书，也许可以变成春晚的一个节目。
我又问了一下易老师现在带不带学生，他说：不带了。我问他，是否是因为现在学生不好带？我顺便提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周日，我在一个小型会议上，遇到了杨帆教授，听他说了几句对前不久“冲突事件”的看法。杨帆说，通过这次事件，他对在网络上成长的年轻人，有了新的看法。他正准备写文章，中心意思大概是，伴随网络成长的年轻人，常常容易分不清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
易老师对这个话题显然比较有兴趣，他问我：你遇到杨帆的时候，他有没有骂人？我说，没有。他又问：真的有很多学生骂杨帆吗？我说，在博客的跟帖中，确实有不少人骂杨帆。易中天说：“看它干什么，我就不看。”这让我想起李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李敖说：我的耳朵不太好，一般听不到批评我的声音。易老师接过话头说：“我和学生的关系很好”。易老师说，他之所以现在不带学生了，是因为想多花点时间写作。他说在家的时候，四分之三的时间，他都在写作。
开车将易老师送到目的地。也许我一路上叫“易老师”叫得太多了，易中天下车时说了一句：“刘老师再见”，我差点忍不住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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