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北京大学等有关单位共同举办了季羡林先生95岁的祝寿活动。当今中国，确实需要季先生这样做学问的人。季羡林先生的学问用学贯中西来形容是非常恰当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像季羡林先生拥有深厚的东西方学术背景的人并不很多，早年有严复，后来有辜鸿铭。
本文并不是想对季先生的学术生涯做评价，只是在季羡林先生95岁华诞来临之际，想起我与季先生曾经有过的一面之缘，把那次机缘记录下来。一方面算作是对季先生95岁生日的祝贺，另一方面，也算是对自己的鞭策。
与季羡林先生的一面之缘大约是在18年前。那次，我差点出洋相，是季先生替我解了围。
大约是1987年或者是1988年，记得不太清了。那时，我刚毕业不久，留校工作。有一天，单位里收到了一份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研讨会的题目是“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单位领导说，你们谁有兴趣，写一篇文章，看看能不能参加，单位出经费。由于会期比较近，我便匆匆写了一篇，题目好像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题目很大，自己感觉写得比较乱，底稿也没好好保存，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文章寄出后，很快收到了研讨会组委会的与会邀请，会议地点是北京友谊宾馆。令我颇感意外的是，研讨会的组织方还邀请我在全体大会上宣读论文，作大会发言。
这个研讨会一共开了4天。我记得第一天晚上，所有与会的外国学者都受到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邀请，参加了一个晚宴，还上了电视新闻。但是，国内的学者只是在友谊宾馆自己安排了一个晚宴。
我的大会发言被安排在第三天上午。说实话，当年我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写了一篇文章，能够参加这样的会议已经很意外了，再加上我大学的专业是工科，文化方面的学习只是业余的，面对国内众多的一流学者，以及来自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各国学者，作大会发言确实有点紧张。幸好只是宣读论文，我便把文章的主要观点简要地介绍了一下。
虽然现在已经找不到这片论文的底稿，但是，主要的观点我还记得比较清楚。
第一个观点是，中国的现代化会有一个难以越过的瓶颈。这首先是对现代化的理解问题。如果现代化就是西方现在的社会模式，我当时提出，从长远来说，中国几乎不可能达到当今西方的物质富裕水平。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可能与我工科专业有关。我简单分析了中国的人口与人均资源的拥有量，数据会说话，我认为，中国的整体国力达到世界一流是可能的，人均水平最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就会遭遇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个观点在今天已经有很多学者在探讨和研究，但是，在18年前，确实很少有人提及。
第二个观点是，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简单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者互动的关系，而是一个三级平衡。在中国当今现代化道路上，有三个力量在共同发挥作用，大会标题所指出的东西方文化，是其中的两个，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不能简单归类于东方或者西方文化。因此，亚洲四小龙的模式，不能简单套用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上。
今天看来，我的那篇文章很多地方都比较幼稚。宣读论文内容我只是照本宣科，算是平顺地过去了。接下来的自由提问和答辩则让我非常紧张。在那几天的研讨会中，我的发言是被质疑和提问最多、最热烈的。而且，提问者都是专业人士，很多问题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记得当时我在讲台上，搜肠刮肚地找出我学过的一些内容，胡乱应付，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季羡林先生当时坐在大会发言的主席台上，是当天大会的主持人。他一定是看出了我的窘迫，很快接过了话头，替我回答了很多提问。每次季羡林先生说完之后，下面的听众好像都很满意。面对这种场景，我当时只有一个感觉，自己学艺不精，有点丢人。
结束之后，几个外国人特意过来找我，又问了一大堆问题。我记得比较清楚的问题是：“你是共产党员吗？”“在中国，像你这样年轻的共产党员中，有这种想法的人多吗？”之类。当天下午，一个没有参加上午会议的国内学者遇到我（由于前几天接触比较多，相对比较熟悉了）说：听说上午因为你的发言，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只能表示非常惭愧，我说：多亏季羡林先生替我解了围。结果，又碰巧遇到季先生，他特意问我：多大了？像一个老爷爷在问小孩子。我说：25。季先生说：不简单啊。这个短短的交谈使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我在答辩时的表现很不好，但是，作为大师的季先生还是给与了相当的肯定。
有过这次经历后，我终于明确地告诉自己：没有深厚的基础，很难在学术圈站稳脚跟。因此，直到今天，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和研究，我不敢轻易发表什么见解。我想，这也算是季羡林先生给我上的一课。
在季羡林先生95华诞的日子里，我写下这篇文字，算是以我的一点感谢，作为季先生生日的礼物。也许，这件小事情早就被季先生忘了，但是，我自己知道这件事情对于我的影响。
最后，祝季羡林先生长命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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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季羡林先生的一面之缘(2006-05-22 02:4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