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国学大师”也同样是差强人意的表述，我不太喜欢用这两个词。但是大家都这么用，我也只好随波逐流一下。台湾的傅佩荣教授被称为“国学大师”，他自己并不接受。既然媒体喜欢这么叫，硬要反对、纠正，也是吃力不讨好。好比英国球星贝克汉姆被中国人称为“小贝”，叫就叫了，误解成“小辈”或者“小宝贝”，只好由它去了。
傅佩荣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很早就在大陆正式出版。但是，直到今年4月，傅佩荣先生才来到大陆。几乎从傅先生来到大陆的第一天起，就有人向他提出关于于丹的问题。这些问题大都提得比较意味深长，例如，“你如何看待于丹现象”，“你对于丹讲述国学有何评价”等等。傅佩荣先生的回答也很得体：能让几百万现代中国人重新拿起《论语》、《庄子》，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看这些书，至少比看某些无聊的电视节目强（大意）。
4月份傅佩荣先生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时，画家安迪先生就特地画了一幅傅佩荣先生的肖像，送给了傅先生。
安迪绘画：国学牧师傅佩荣
在那次见面会上就有传言，于丹教授和傅佩荣教授要见一次面，媒体对这次见面有着高度的期待，其心理期待类似于当年人们总要把张艺谋和陈凯歌放在一起PK一下，似乎有点暗地里掰手腕的意思，人们希望看到一场“国学大师”的擂台赛。因为按照世俗的观念，每个行当里，冠军只有一个。行行出状元，并不表示人人都是状元。
但是，两位在现代“国学”领域都有所建树的教授都比较忙，此次见面并没有很快落实。在我看来，见面被拖延，并不是两位教授彼此心存芥蒂，而确实是时间安排问题。在此期间，不甘寂寞的安迪先生也许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又画了一幅于丹教授的肖像，取名为“于丹是个大美人”，确实把于丹教授画得挺美的。
安迪绘画：于丹是个大美人
上个月，傅佩荣先生同于丹教授终于见面了。这次见面被低调处理，没有大肆张扬，也没有邀请媒体，纯属一次学者之间的私人会面。媒体期待的一场“国学”大比武没有出现。但是，安迪先生没有闲着，作为这次见面的见证人，他又画了一幅画，终于将两人画到了一起。
安迪绘画：于丹喜欢读傅佩荣的书
傅佩荣先生在会面的时候，将自己的一套书送给了于丹。这个情节应该被视为“多提意见”的谦虚。文人给他人赠送自己的书，往往要写上“雅正”、“斧正”之类的字样，意思是说，请尽情批判。虽然很少有人会这么做，但是，谦虚的确是一种美德，它能使别人即便要批判，也会客观些，实事求是一些。近年来，文坛不断有人给自己冠以各种各样唬人的头衔，其结果要么是没人理他，要么就被人骂到臭大街。
这次会面有一个遗憾，于丹教授没有把自己的作品赠给傅佩荣先生“雅正”一下。这个细节不该理解为于丹教授不好意思，自己的作品拿不出手。而应该理解为于丹教授的书卖得很好，手边断货脱销。毕竟，于丹教授不像傅佩荣先生那样，是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虽然对于于丹教授在《百家讲坛》讲述“《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社会各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作为媒体专业的研究者，于丹教授能够唤起无数中国人重新关注传统文化，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安迪先生将自己的绘画取名为“于丹喜欢读傅佩荣的书”，是有依据的。在这次见面前很久，这两个当今“国学热”中的热点人物，已经有了间接的交往。在于丹《庄子心得》一书中，第42页，于丹教授写道：“台湾著名的教授傅佩荣先生在研究庄子之后，得出一个心得，他说：真正看懂《庄子》就会明白，世界上总有路可走。这句话很朴素，它不是一个学术结论，而是一个人生结论。”于丹教授的这本书出版于今年2月，写作时间应该更早一些。可见，早在两人见面之前，关注已经就存在了。
于丹教授引用的傅佩荣先生的这段话，可以作为这次会面的总结。学术成就可能有高有低，人生道路却各自精彩。仿佛金庸小说中，两位高手会面，不用真刀真枪地过招，抱拳寒暄一下，彼此便知份量，一场徒弟们和旁观者关注的比试，被化于无形。大家研究、学习“国学”，都没有白学，让人们看到了涵养，看到了内敛。
学习传统文化，确实不应该有太多的功利心，它的作用是充实自己的人生。“以人为本”，重视人学，是现代社会大众和专家两个领域的焦点，其实，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世界上最早、最丰富的人学。它的普遍意义，直到今天都仍然有效。
感谢安迪先生允许我借用他的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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