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会杯中，美国队震惊了世界：以二比零结束了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十五场连胜、三十五场不败、451分钟不失球的骄人记录，把1%的机会变成了100%的现实。在决赛中，美国对上半场灌了巴西队二比零。如果队员在多一点经验，如果巴西对下半场前十分钟没有破门，美国队就可能创造历史，夺得联合会杯冠军。最后虽然与冠军失之交臂，但无疑已经证明自己是能够挑战任何一支强队的劲旅。

 

不过，最该为美国队的表现而震惊的，是中国足坛。十几年前，中美职业足球几乎是同时起步。虽然美国队实力强于中国，但双方水平还没有本质区别。1997年中国队胜过美国。1998

最近，北京市最大棚户区开始拆迁改造。3年内该地区8.5万居民将搬入新居。这一地处门头沟、有“城中村”之称的棚户区占地面积约7平方公里，房屋建筑总面积约136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约占60%。区域内低矮破旧的平房多年失修，甚至地基下沉、墙体开裂；同时基础设施严重滞后，道路完好率低，居民出行难；水、电等管线老化陈旧，居民吃水难、用电难，成为城市发展的死角。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改造并不是象流行的拆迁那样把原住民赶到偏远的城外，而是参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标准设计安置用房，并且所有的安置房距离棚户区距离不会超过1公里，

中国有句俗话，按方抓药，对症治病。可我在薛涌先生《经济适用房真的无药可救了吗》（7月2日《东方早报》）一文里，既没看到他为经适房开出的“方 ”，也没看到他为经适房抓的“药”,反而是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甚至是前后文颠倒的自我否定。更有意思的是，薛涌先生还把我对他的“肯定 ”当作“批评”，把我对经适房问题的常识解读，无限上纲为“民主可怕论”。真可谓“伪民主”大棒，扫倒一大片。

　　首先，我要声明，我文章里从没反对过薛涌先生的“社区自治”，而是对其持肯定态度。不知为什么，在薛先生的第二篇文章里，这个观点怎么就成了他 的“靶子”。这样的“因材施用”，无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忘了自己头天写的文章，二是根本就没看我的文章。否则，怎么会闹出“地方政府”和“社区自治”两个 不同层级、两种不同话语权的笑话。

　　其次，就算薛涌先生在头一天希望“政府下放行政权力，让地方在管理经适房上享受更多自治权力”，第二天改主意变成了“让社区自治，让老百姓自己 管自己的经适房”,那么，怎么个自治？是把规划、土地、补贴、建造、施工监理、验收、分配都交给街道办事处？还是给那些根本就还没有摇号成立的“业主大会 ”

我不久前在《东方早报》发表了《我们应从经适房丑闻中学到什么》一文，批评胡安东先生因噎废食、轻易否定了经济适用房的意义。胡先生能拨冗反驳，我表示非常感谢。不过，胡先生提出的几点反驳理由，却一点也不能说服我。所以不揣愚陋，再把我想到的东西拿出来就教于方家。

 

胡先生对我的驳斥有三点。第一点，经济适用房行不通，在于中国没有西方那种人口的自由流动。户口门槛使许多弱势民工根本没有资格申请经济适用房。中国的现实我并非不知道。但我要问的是：这种状况不能改吗？过去民工子弟在城市就读几乎不可能，政府首先就反对；现在至少政府的态度已经转变了，有关政策也在陆续实施。胡先生就职于媒体，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呼吁，并非没有促成变化的可能。只可惜有些房地产商叫嚷着用高房价“控制人口质量”。这种妨碍变革的力量，才应该是胡先生攻击的靶子。而更为切近的问题是：除了民工外，难道城里就没有其他需要经济适用房的贫民吗？特别是在拆迁过程中，许多贫民的祖居、祖产被剥夺，也并没有得

作为对《在限价房问题上，我向茅于轼先生道歉》的回应，旅美学者薛涌昨天在《东方早报》发表《我们应从经适房丑闻中学到什么》一文。

　　读罢全文，我觉得薛涌先生要学的“市场经济加民主建设”式的经济适用房，应该在美国的长岛、德国的杜塞尔多夫、丹麦的哥本哈根，或者日本、新加坡，最不济也应该是香港。缘何这般理解？可能是因为薛涌先生对中国当前的住房公共政策知之甚少，或者说还没有搞清楚。

　　首先，那些“已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成功国家”的经适房政策（姑且给它一个统一的中国名字），还难以适应我们的水土。要知道经适房的最大要义就是体 现对“公民居住权的最大尊重和关照”。这样的尊重和关照，完全基于人口在城市间的迁徙自由，而在中国，公民居住权很大程度上画地为牢，由其所在地的户籍管 理决定。正因中西方居住价值观和原生态的截然不同，才派生出最需要经适房的低收入人群拿不到号，住不上房，进而出现了让穷人愤怒的武汉经适房“六连号”造 假事件。可见，薛先生那种“市场经济加民主建设”的自由经适房政策，如果缺了强有力的公平监督，不仅会让那些舞弊者“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而且会让原本 分给穷人的房子都会“洗白”，摇身一变为富

最近读到胡安东先生一篇文章，称他当年曾经在凤凰卫视就经济适用房问题ＰＫ茅于轼，现在觉得要向茅老道歉。理由是最近三件事让他对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的好处产生怀疑：“一是有开发商在经济适用房的地块上违规盖别墅，引发郑州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替谁说话’后的一片哗然；二是武汉经济适用房的摇号有假，而当地政府通报此事时只花了一分钟就算了事；三是北京住总集团董事长张贵林轻描淡写地透露，由于销售渠道稳定，该企业承建的限价房也有8%到10%的利润。”

胡先生的解

6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莲花河畔景苑”一幢在建的13层小高楼突然横卧倒塌，举国震惊。虽然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之中，但是从照片上看，大楼的根基之浅让人目瞪口呆。如此粗制滥造的工程还有多少？想想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围绕这一栋楼就事论事，把问题搞得水落石出，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要把这栋大楼放在更宏观的背景中看待。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维持着10%左右的ＧＤＰ增长，城市化过程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另外，这一经济发展同时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一路上“摸着石头过河”，有关法规不健全，制度不成熟，导致许多工程没有质量上的保证。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们家搬进北京一栋崭新的二十层高层建筑，五楼的邻居竟从厨房的通风道里拽出了大

在联合会杯中，美国队在十天内和三支世界头五强的队交手：意大利、巴西、及目前世界头名的西班牙。能取得这样的机会，当然是靠自己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不过，联合会杯也反映了美国足球的成长之痛。

 

当美国队以零比三输给巴西队后，美国足协收到了二百多封来信。网络上的骂声更是不绝。大家要求主教练辞职，甚至有呼吁足协主席辞职的。足协面对这一抗议潮，压力之外是暗喜：什么时候美国人开始这么关心足球了？！过去不用说踢联合会杯，就是踢世界杯，也没有人在乎足球的输赢，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美国队在世界杯外围赛中本土应战拉美队，从来扮演“主场客队”，因为看台上美国观众还不如来访国家的球迷

最近，国土部公布的一项专题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地价大致占房价的15%-30%，平均为23.2%。若将这一数据与国际水平进行了比较，中国的地价房价比低于欧美及亚洲近邻。另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北京四环路以内的地价与房价比，估算值在35%左右。

大家还记得，不久前房地产老板们大炒地价过高导致了房价高之说，还有专家说保18亿亩耕地红线推涨了房价，要突破这到红线，向耕地要房价。现在的这些数据证明：中国的低价不是高了，恐怕是低了。道理很简单，人口密集、土地资源紧缺的国家，相对的地价应该高些。因为土地是稀缺资源。物以稀为贵，地价由此升高也符合市场原则。地价增高的结果，是鼓励人们更有效地使用土地资源

浙江省2009年普通高校招生政策加分的考生名单，“删繁就简”，使社会难以监督。本来旨在打破一考定终身、增加多元化的加分政策，如今越来越象个丑闻。如果政府不立即进行改革，这股加分风将会愈演愈烈，进一步引起公愤。

 

我作为美国一个大学的教书匠，也许能提供若干观察，供我们制定录取政策时参考。加分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加分应该主要是弱势加分，而不是强势加分。掌握好这个大原则，加分就容易为社会所接受。

 

不妨看看美国的经验。美国没有中国意义的高考，人家叫大学申请。不过，申请一般也需要考试，比如ＳＡＴ等等，还要有高中的成绩。申请到最后，同样有个录取问题。美国各大学都设有专门的录取办公室，特别是那些名牌大学，竞争激烈，大家在筛选被录取的学生时，经常把申请材料量化。一些庞大的州立学校，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