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打开电视，正转播一场足球赛。我开始还以为是欧洲的比赛，因为不仅对抗性、速度、和技术都相当高，而且观众几乎爆满，狂热得要命。但是，再定睛看比分牌，并没有熟悉的欧洲俱乐部的名字，闹半天是美国国内的大联盟。我知道，大联盟经过十年挣扎，最近刚刚摆脱亏损，平均上座率最近几年有一万多，早已渡过生存危机，赢利前景越来越明亮。另外，美国的足球水平也突飞猛进，曾有世界杯八强的战绩，欧洲队碰上美国队，也无必胜之把握。更不用说，最近大联盟招兵买马，把小贝收揽过来，在国际足坛上也开始烧钱作秀。不过，大联盟的一场普通比赛踢成欧洲俱乐部的场面，实在还是令我有些意外。

不过，更大的意外还是大联盟足球运动员的收入。我过去曾经多次介绍，大联盟一开始就严格执行限薪政策，队员一般收入不及一个中小学教师。在亏本经营的情况下，这当然符合市场逻辑。但是，如今大联盟已经有欧洲俱乐部比赛的样子，而且开始赚钱，小贝也请得起，一般队员的薪水自然跟着看涨，应该越来越有国际竞争力了。但最近一看数字，吓了我一跳。

最近一年，大联盟的队员平均工资提高了12%，年薪达到将近十三万美元，也许赶不上中超

我如今在大学当老师，对逃课、作弊的事情非常不能容忍，有一次监考，甚至跳到讲台上面，居高临下地观察是否有人偷看，弄得底下的学生面面相觑、互相吐舌头。可是，四分之一多世纪以前我在北大时，却是个逃课大王、作弊的业余爱好者。不过对这两点，我的内疚都十分有限，甚至还挺得意。

我并非行为不端的学生。相反，在一些老师和同学眼里，我恐怕还属于严肃向学的。甚至有同学预测我未来会成为学者。可是，大家都知道我逃课。室友们也知道我考试偶尔作弊，他们有时还给我一些配合。

为什么要逃课？道理很简单。当时的课不如现在，大多数都是必修，只有到高年级才开始选修。前两年，全班如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产品。我那时志向不同，希望转学历史，中文系的课就成了紧箍咒，非逃不可。第二，当时的政治课实在太多了。比如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这三大件，全校都必须学，而且内容有许多中学就学了不止一遍，高考也死记硬背过，现在又来一遍，没有人不烦的。记得当时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到办公楼礼堂作讲座，他说了一句“建议大学取消政治课”，顿时全场掌声雷动。可见民心所向了。我还必须加上一点：中文系外面看着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去年的石油进口提高了12%以上。而比起国内有大量石油资源、并在中东等主要产油地区驻有重兵的美国来，中国的能源安全要脆弱得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依赖石油的国家。另外，中国又是世界第一污染大国：世界十大污染城市，八个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全在其列。北京奥运会最大的挑战不是什么火炬接力，而是空气。世界顶尖的马拉松选手已有拒绝到北京参赛者。为了保证空气质量勉强过关，政府正接近全力采取应急措施，包括让北京三百三十多万辆车的一半在奥运期间停运。

但也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北京车展上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最耗油也最容易制造污染的车SUV，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市场上看跌，在中国的销售则蒸蒸日上。比如在SUV最普及的美国，SUV 在过去一年（截止到三月）的销售量下降了22%，而今年中国的SUV的销售量则预计上涨40-45%。乃至世界各国的车商，都把卖不出去的SUV拿到中国粉墨登场。

这种汽车市场的畸形发展，反映了一个畸形的社会和社会政策，如果不加以遏制，在未来几年将严重威胁中国的能源安全、环境保护、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首先，中国的油价基本上是世界

这个题目，我其实没有资格讲。我只在北大读了四年说，并没有在清华读过。虽然毕业后频频去清华，和不少清华学生有过接触，但那毕竟是隔一层。以下讲的，不过是北大的偏见，望清华的同学见谅。

刚刚考上北大，就跑到中学的语文老师叶向忠那里报喜。那时在知道他是建国后北大的第一任党组书记，后来被整到了中学。其实我们准备高考时他已经恢复名誉、可以高就了。但他说我们班上有三个有出息的学生他不能放下不管，等我们一考上大学，他也就从中学出来了。他恭喜了我以后，就如数家珍地讲北大和清华的区别：北大松，清华严；北大讲自由，清华讲纪律。一个天才，最好到北大发展，因为学校管你的少，你可以自由发展。清华则不同，不管你才份如何，大体都要上学校的课。而这些课不仅时间很多，要求也很高，对付功课会耗尽你的精力，自然也就很少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不过另一个结果是：“清华产品”质量比较整齐，即使最差的清华学生，只要能毕业，那就是靠得住的。北大则没谱儿了。有非常天才的学生，但也有些学生，上了四年白混过去，照样毕业。

中学教师一般对人一生影响最大，何况叶老师这样一位非凡的老师。我对他的

奥运会火炬接力在一些西方国家被藏独势力骚扰，加上西方媒体的片面报道，引发了全球华人的愤怒。这种抗议，当然有让西方人不得不正视中国人的存在、争夺中国人的话语权利的意义。不过，也有些抗议走了火，出现了非理性乃至暴力的场面，破坏了中国人的形象。这种走火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控制，北京的奥运会将面临严重的公关危机。

这一危机，也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超出奥运会本身的大问题：怎么建立大国的意识和心态？如今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无论从ＧＤＰ总量还是在世界上的影响来看，都是个地道的大国、强国。但是，中国近代史上受尽列强的欺凌，在改革前又经历了三十年的贫困，所处的是一个弱国、穷国的地位。在这样的地位上处久了，就会养成弱国、穷国的心态。这种心态，常常有其自身的惯性，即使地位改变了，心态也不会马上随着改变。结果造成了许多问题。目前中国在奥运会问题上面临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就体现在大国、强国的地位和弱国、穷国的心态之间的不协调。

打个比方：如果拳王麦克.泰森走在街上，突然被一个八岁的男孩认出来。那男孩为在拳王面前逞能而兴奋，举拳就对泰森出招儿。泰

沉迷于古雅典，塑造了我的价值观念。这种学习主要是自学。不过，现在我成了以历史为职业的教书匠，专攻中国史。如果在这方面要追溯到大学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那还是张广达先生。他那时还不满五十，其貌不扬，说话似乎也不那么利落。不过一讲随唐史，就让人亢奋起来。想想看，那是八零、八一年。一般大学里讲课不上来给你马列一场就不错了。他则十分精要地综合各家，把陈寅恪、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伯希和等等各家的观点逐一介绍，讲唐史分析周围民族的互动、特别是中亚政治贸易的发展，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展示。这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从农民起义分析历史动力的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意识的地震。我从他的课上才第一次认识到唐朝要从中亚的历史框架中才能理解透彻。听完他的课，你恨不得一头扎进图书馆，把他提到的各家都找出来自己看看。他是个右派，掌握多种语言，被压制多年不能搞专业，反而不受当时意识形态的限制，文革结束后他的知识结构是最领先的。他本来研究中世的中西关系，但对所谓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当时恐怕他是最通的。

张先生被恢复教学权利后刚上讲台，精力无限。我向一位同学推荐他时，对方说：“我知道你讲的是

我喊了半天学历史，但最终没有潜下心去。在北大的历史训练，最多是通史课的水平。中国通史大致听完，近代史没有听（主要是怕讲成了政治课，当时的中共党史是我必逃的政治课）。世界通史则就听完了古希腊。

我不了解现在的通史怎么上。当时通史课是很重的。比如中国通史要上两年四个学期，还不包括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现代史。这样的教育，似乎太呆板了。照我看来，应该缩减通史课时，增加专题史的课时，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这一问题在这里难以讨论的。不过，这到底还是形式问题。关键要看什么人来上。如我前文所述，历史系投入到通史课的师资相当精良。两年大课虽然形式单一，质量则很有保障，而且讲得也比较细致，有助于学生打好基本功。历史系不是没有赶时髦的课。比如我听过一次“比较历史”的课，大概是想赶当时中文系领导的“比较文学”之类的新潮了吧。可惜听了几节，全是花拳绣腿，还是通史课好。我大学所学最多的，是通史课的旁听。从专业的角度看，这点训练也许什么都算不上。但至少从今天所谓的通识教育的角度看，对我的人生很有意义。

先说那点古希腊史吧。

我高中最后一

前文已经说过，我因为社会和政治意识的觉醒，放弃了文学而想转学历史。在当时，转系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偷偷跑到历史系旁听，见了不少历史系的老师，也接触了一些历史系的学生。以下观察，当然带着个人兴趣转移后强烈的偏见。希望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不要介意。

从考分上来看，中文系的学生明显比历史系要高。当时文学专业考分是文科中最高的。没有考上文学专业的学生，如果成绩还在北大录取线内，一般有两个去处。首先是中文系留人，把这些学生转到本系的汉语专业。另有许多学生按第二志愿到了历史系。那些汉语专业的学生挫折感最大。因为他们大多属于“文学青年”，立志写作。可是，汉语专业大概是文科中最抽象、离写作最远的专业。其实，这个专业学问很大。语言学好比是文科中的数学。有些同学，也确实一头钻到现代语言学里，抱着布龙菲尔德、雅格布森、乔姆斯基猛看一通。可是，即使是这样的同学，有时也会摇头：“我愿意献身现代语言学。但是，要走这条路，大学应该上数学系或者物理系，否则没有必要的分析技能，将来根本竞争不过从理工科改行过来的语言学家。”相对而言，历史有意思多了。我第一志愿是文学，第二志愿就是

奥运会不会成为大国崛起的契机，却可以是大国崛起的橱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本来，日本获得了194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但因为侵略中国而被取消，该届奥运会也因为二战而终止。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的侵略国，在国际上全无面目。自己的国土被美军占领不说，连宪法都要人家给写的，并且根据“宪法第九条”而放弃了对外使用武力的主权。但是，日本人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经过五十年代经济已经恢复。到了1964年时，全民走出政治纠纷，正在为“国民所得倍增”的计划而努力。这时由东京主办的奥运会，正好是日本向世界展现自己已经彻底放弃了军国主义、正在成为一个发达、繁荣、热爱和平的国家的机会。果然，这也正是国际社会在东京奥运会上看到的。日本经过一场痛苦的战争而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尊重，和东京奥运会有着重要的关系。毕竟，东京奥运会是第一届在非西方国家举办的奥运会。日本不仅向世界展示了自己具有西方发达国家所有的物质繁荣和组织能力，而且这个东方国家不会对西方和自己的邻居再构成威胁。果然，日本几乎在同时成为唯一非西方的发达国家，而且并没有和西方产生“文明冲突”。

北京奥

最近，网上民族主义汹汹，抵制欧洲产品的呼声排山倒海。乃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特别出面澄清：将认真维护与欧洲的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如一地追求一个目标：政治是政治，贸易是贸易，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中国作为全球化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西方国家也结纳了一些盟友。比如美国最有影响的保守派报纸《华尔街日报》，就非常了解美国经济和中国发展的共同利益。在最近几年内，该报虽然政治上不断批评中国，但在贸易上一直为中国进行辩护。从吴仪到中海油总裁，在关键时刻都在该报发表文章阐述中方的立场。这种跨国的、超越政治的自由贸易联盟，来之不易，而且在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是，目前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崛起，对中国的海外市场构成严重挑战。美国今年的大选，民主党胜面甚大。从希拉里到奥巴马，都在竞选中不断挑战自由贸易体制，并不停地点中国的名字。甚至共和党选民也开始对自由贸易表示怀疑。在大选之后，要保持中美贸易关系的现状已经非常困难。

欧洲在对华贸易上，虽然叫得没有美国响，但内部不满情绪非常严重。比如，人民币并没有对欧元形成对美元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