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新闻中，不时有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逆势飙升”的报道。其中一些数字触目惊心：8月份，上海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达到了18502元/平方米，创出了历史新高。其中，8月份，新建商品住宅平均成交价格达到18126元/平方米，同比上涨14.6%。今年1～7月，长春商品住宅成交均价3590元/平方米， 同比上涨13.3%，同样创历史新高。今年前5个月，南宁新建商品房成交均价为4500元/平方米，也创出历史新高。北京、广州、杭州等热点城市的房价经过今年以来的几轮飙升，目前也处于非常高的位置。

这样惊人的房价飙涨，脱离了中国的总体经济形势。目前不管是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处于复苏阶段，并未全面回暖。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无明显提高。城市房价之所以能在这样的局面下逆势飙升、创出历史新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豪宅市场的火爆。一方面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发达国家的3～6倍，住房租售比 (每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价之间的比值) 超过400倍，几乎是国际公认的正常范围（200～300倍）的一倍。目前，上海市已有13家楼盘销售价格突破10万元/平方米。杭州、苏州、南京等城市价格达到3万元/平方米以上的项目比比皆是。这样高的房价使普通居民买不起房。

《怎样做大国》

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是，中国人自己经常忘记这“世界大国”的另外一面：中国是世界头号污染大国，也是最大的能源浪费国之一。

根据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大城市的污染数据，在世界三十大污染城市中，中国占了二十一个。以下是排名表：

记得二十多年前读日本前首先岸信介的回忆录，他讲到退任后对台湾政府进行经济发展的咨询。当时日本经济已经起飞，成为东亚的榜样。台湾方面对日本奇迹有非常崇拜，很希望能够复制。根据岸信介的回忆，

所谓“仇富”，主要指对于某些富人阶层或富人个体的致富手段的合法性、正当性持怀疑和否定倾向的心态，这在当今中国社会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仇富对于个人来说，当然不是一种良好心态，容易造成心理扭曲和价值观失衡，不应提倡。但是如果这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那就绝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了。毕竟我们不可能要求社会上每个人都学老庄淡泊名利，都学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更何况这世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面对依靠“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暴富的贪官奸商，面对压榨农民工血汗的黑心老板，面对强制拆迁，手段卑劣的恶霸，谁人不仇，谁人不恨？因此，仇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很有拿出来讨论的必要。可令人可叹的是，面对这一问题，国内那些本应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智识阶层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尤其是一些位高言重的“主流学者”，居然将仇富作为“保护富人权利”的理由

茅于轼先生最近提出中国不再需要保护耕地、要突破18亿亩耕地的红线、让农业给城市化让路等等理论，引起了一阵舆论震荡。茅先生非常自信地说：反对他的人除了谩骂，就是“对粮食问题缺乏认真的思考”。的确，谩骂是令人遗憾的，也是缺乏思考能力的表现。但并非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是这样大脑简单。比如，一位网友在他博客中的留言就非常一语中的：“制度不是设计出来的！是各种力量和利益挤出来的，只要人类还是人类，就不可能设计制度，这和智力没关系”。此话当然有愤激之处。人类的许多制度，都是一点一点地设计出来的。不过，总体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演化而成的大多比较健康。乌托邦主义的制度设计却经常带来灾难。茅先生所深恶痛绝的计划经济，其实就是来源于这种“设计心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前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也多有这种“设计心态”。他们经常把老百姓经过经验而

最近，发生在伊利诺斯大学的录取丑闻，引起一系列大学高官的辞职。伊利诺斯大学系统的总校长B. Joseph White于十月初辞职。十月二十日，伊利诺斯大学最大的校园Urbana-Champaign分校的校长Richard H. Herman也宣布辞职。该校的九名信托人（或称校董）也被要求辞职。其中信托人委员会主席已经递交了辞呈。另外，当地数位民选政治家因卷入此案被曝光，面临着政治生涯中的巨大危机。

事情起源于《芝加哥论坛报》五月份发表的一份调查。该调查称伊利诺斯大学Urbana-Champaign分校在2005－2009年期间录取的学生中有些人受到特别照顾，引得州长Pat Quinn立即任命一个独立调查小组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一有四万多学生的学校，这些年来的录取中竟有八百名学生被列入另册，作为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在八百个学生并非全不合格。事实上许多人不照顾也够格。美国大学录取本来就很灵活，并不仅看分数。录取过程也非常保密。公正与否很难说清楚。但是，分数和录取率总呈现一定的正比关系。这个调查小组发现，这八百个学生比起和他们处于同一分数水平的学生来，被录取的比例明显偏高。也就是说，至少从总体上看，他们肯定是受到照顾了。其中，

从悦耳指数上来说，呐喊绝对是等而下之，它岂止是不悦耳不动听，根本就是刺耳和难听，但如果你在街上散步没留神正走向一个没盖的污水井、在公交车上没注意一只别人的手正伸向你的钱包、在家里喝牛奶没想到有工业原料，这时候一声呐喊却是比任何美妙的音乐有用。曾经，伟大的鲁迅先生发出了铁屋中的呐喊，让小民们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也唤醒了一代人，而今在和谐社会，或许是社会进步了，或许市场经济让智者们更聪明了，发自屋里的呐喊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在我等小民逐渐习惯了没有智者的呐喊，逐渐习惯智者们的呵斥的时候，这时一个来自屋外的呐喊声却让我们震惊——“仇富”，难道我们的处境真的很不堪么？ 
 
《仇富》是一本评论集，收录的是作者薛涌与时下极为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教授论战的檄文，其中主要针对吴敬琏、江平和茅于轼等人。作者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

《怎样做大国》选载

按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解释，市场经济完全是由“看不见的手”支配。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这样一套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每个人都能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自动造福于社会。这种市场经济虽然有着道德目标，但具体的运行是非道德性的。

盖茨当然是这一市场经济中的赢家。但是，他显然不认为社会能够从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中自动地充分受益。所以，他捐出全部财产，退出微软，全身致力于慈善事业。不仅是他，远到卡内基、福特、洛克菲勒，近到巴菲特，美国富人的慷慨实在惊人，贡献出一生所得绝不是从盖茨开始。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更精确地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外在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现象？从表面上看，美国并没有一套法律制度强迫这些富豪捐出其财富。他们是市场经济的赢家。赢了以后，就通过个人的

2009年初中国面临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挑战，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成本上升、市场萎缩，大量民工失业。许多人都在思考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否太慢了、对建立在廉价劳工基础上的制造业的依赖是否太大了的问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

最近的中国，有一股右翼专制主义的思潮正在崛起。这种思潮的危险在于，它的倡导者常常是过去的自由派人士，对抱有自由主义价值的人有相当的迷惑性。我们如果对之丧失警惕，使之占领我们的体制，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就又添一番曲折。

这种右翼专制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论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比如他们几乎一致排斥老百姓对改革的参与，对网上民意充满了恐惧。从张维迎的“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到樊纲的“网民不代表民意”，他们想方设法地阻止而不是鼓励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把老百姓的心声妖魔化为“非理性”。《经济观察报》干脆把那些“希望把争论扩大到全社会，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的人归之为“反改革势力”，暗示改革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

话说得最明白的，当属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他公开提出发展中国家民主要缓行，对法治“不能神话”。他不希望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