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黑龙江省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按照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要求，已制定了“11·21”爆炸事故遇难矿工两套赔偿方案，遇难矿工家属可选择一次性和供养两种赔偿方案，并且已有18位遇难矿工家属与矿方签署了赔偿协议书。根据这样的协议，每位遇难矿工家属都可以获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金共计10．26万元。此外，遇难矿工家属可选择一次性和供养两种赔偿方案，一次性赔偿金额20万元，如选择供养可每月领取531元、708元不等的抚恤金。

看到这样的补偿金，就明白中国的矿难为什么这么多。我们不妨算一笔账：把十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金与二十万元的一次性赔偿金额相加，不过三十万出头。有的矿工，才二十岁上下。我到网上查找矿工招聘广告，上面许诺的月薪在3000-5000之间。也就是说，矿工一年大致收入在五万元左右。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劳动力供应

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公布后几天内，各省市就产生了第一批推荐生。他们的露面等于宣布了名实推荐的失败。以打破“应试教育”为目标的名实推荐，结果不过是克隆了“应试教育”。所有被推荐的学生，主要的资本都是考试成绩突出。推荐学校也明确表示：推荐标准除了成绩外，不敢有太多其他考虑。这和高考机器还有什么两样？

也难怪，这些获得推荐的学生特点单一得出奇。各校为了证明他们综合素质的优异，似乎都煞费苦心，列出了他们一系列考试之外的业绩。可惜，在这方面，他们能拿得出来的全

《仇富》选载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所含的东莞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在莞农民工收入低、增长慢、消费少。15年来工资年均增速不足5%，超两成在莞农民工收入仅千元以下。问卷调查显示，受访者月工资收入集中在1000~1500元之间，这部分人占到50%，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1500元以上的占29%。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从1994年的35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元/月，受访者月均消费支出在500元以下的占40.3%，500元以上的占59.7%。受访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达63.9%，仅17.2%的受访者表示存在工资拖欠。在有义务教育学龄子女的受访者中，其子女在家乡或其他地方读书的占56.9%，在东莞读书的占43.1%，在东莞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中，公办学校就读的占27.3%，民办学校就读的占72.7%。

这一消息刚2009年五月底在新浪网发表后几个小时，就引来几千网友的留言和

从承包到宪章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产权

写这个题目，是基于我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想：产权的确立，要以社区自治为框架。农村的联产承包是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伟大的制度创新。为了使未来的市场经济继续从这种制度创新中获益，我们就需要从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基础的西方产权传统中寻找与之可以衔接的资源。因此，我从最浅层次开始，在英文中寻找“承包”的对应词汇，结果发现了charter。这个词在报纸上经常出现。比如charter plane就可以翻译成“包机”，即这架飞机被你包租下来专用。ＮＢＡ的球队出去比赛，经常乘这么一个“包机”。这里的“包”和承包中的“包”，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charter主要的意思还远不止这些。charter更可以译为“宪章”。比如我们熟悉的英国史上“大宪章”，就叫Great Charter，即拉丁文中的Magna Carta。这是一种权利法案，也是西方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在这个意义上，charter是国王或某种国家权威赋予或者承认某一社会实体的特定权利的文献。在欧洲史上，大学常常就是根据这种charter的授权兴办的。公司也不例外，比如大名鼎鼎的东印度公司，一向拿着charter做生意。

北大公布了“校长名实推荐制”中资格学校的名单。获荐的学生，高考可能享受降低三十分的优惠。据说这样作的目的，是对“一考定终身”的应试教育进行改革。其实，这正是把应试教育贯彻到婴幼儿的重要步骤。按此趋势进行下去，日后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要考试、推荐了。

推荐制度这一套，据说是从美国学来的。有“教育专家”为北大捧场时称，美国的常青藤也都有固定关系的学校推荐，并非所有学校都有资格。错矣！这种“美国模式”，实乃我们“教育专家”子虚乌有的想象，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我在近著《北大批判》中对此已经有所澄清：在美国，精英的私立学校或顶尖学区的公立学校，确实进常青藤的比例高。但是，这是建立在这些学校的学生在考分等方面比其他竞争者高很多的前提下。整个录取制度是向弱势倾斜。任何学校的老师都有给常青藤些推荐信的资格。比如，一个贵族寄宿学校出身、家境甚好的学生，如果和一个在贫民窟长大的孩子分数差不多，或者稍微高一点，那就几乎肯定会被这个穷学生给挤掉。美国名校的录取逻辑很清楚：既然你出身中高产，从小上私立学校或者住在昂贵的好学区，该有的机会你都有了，我们凭什么把手里这么宝贵的机会又给你一

不久前读熊丙先生的一篇文章，讲到在周济被免，袁贵仁获任教育部部长的当天，央视报道了八大教育潜规则：一为“免试就近入学”异化为“争相择校”，二是择校费“被自愿”，三是奥数改头换面，四是升学率还在争第一，五是“重点班”改名“创新班”，六是补习班挂名“家长委员会”，七是“你的学生我来教”，八是全日制培训班集体易地补课。中国教育问题积弊之深，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所以，人们对新的教育部长寄予厚望、甚至过高的期望，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我们只要仔细检视一下这些积弊和教育部长们的背景，就会发现了问题：这些积弊都是中小学校的问题，而无论是被免的还是新任的教育部长，则都是大学校长出身。查他们的资历，即使在当大学校长以前，也都在大学工作。当然，新任部长袁贵仁有些不同之处。在接受正式的大学教育前，他于1969-1978年间充任过安徽省固镇县王庄中学、五七大学教师。也就是说，他是有过在农村教中学经历的人。众所周知，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是教育部长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应该说，他的这段经验对于他未来制定和执行教育政策非常宝贵。但是，人们一看便知，这段经验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特异的历史时期所造就的，

奥巴马此次东亚之行见日本天皇，几乎在握手的同时深深一躬。这一转瞬既逝的动作被照相机凝固下来，一下子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康州共和党大学联合会在Youtube中借题发挥，把奥巴马的鞠躬照和世界各国领导人见天皇的照片进行戏剧化的对照，弄得奥巴马活象个三孙子。

在这些系列的照片对比中，你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可以看见西方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可以看见菲律宾、阿富汗、印度的国家首脑，甚至可以看见如夏威夷州长这样的美国地方政治家。他们见天皇，都不鞠躬，而是平等地站在那里握手，最多双方身体略往前屈，显得十分客气融洽。奥巴马是个大个子，他一手握住天皇

近日武汉大学对待“功勋教授”寡情薄义的新闻在网上广泛流传。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博士两年前患上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已经病危，然而武汉大学今年竟派员到他病床前，当着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生的张在元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武汉大学方面也已经证实，确有与张在元教授终止合同一事，并称他不是武大的全职教授，不应享受武大职工的福利，武大对他已经不错了。

此一事件的全部细节还没有暴露，我隔着太平洋自然不好指手画脚。不过，既然同为教书匠，看到张教授的经历难免有些兎死狐悲的感觉，也忍不住说几句自己在美国的经历。

我是2003年找到教职。那职位和张教授远无法相比。他是设计学院的院长，我则连博士还没有拿到、当个小小的助理教授而已。给我职位的大学，更无法和大名鼎鼎的武大相提并论。那是在波士顿市中心的萨福克大学，在1996年以前还一直是个走读学校，虽然和哈佛大学仅几站路的距离，一次哈佛的同事请吃饭时还问：“你们大学究竟在哪里？”许多人竟认为我是从英国来的。我当时看到这个职位的广告，不得不到网上搜索这一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校的信息

估计北京最先见到。外省慢一些。

最近，我出版了两本书：《怎样做大国》和《仇富》，直接批评的是在我们社会中风行的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为这种模式辩护的主流知识分子们；同时也希望探索什么是正当的、正义的发展模式，什么样的模式能使中国成为真正的“大国”。

两书的出版，正好赶上了一系列惊人的社会和经济现实的曝光。这无疑凸显了两书的意义。

根据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报告，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在2007年达到64.45%。另据不久前公布的胡润百富榜，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财富总和从4390亿美元增至5710亿美元。中国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据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推算，这3亿人一年全部的财富不足1370亿，还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国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