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的去世象一场龙卷风，把严肃的政治新闻吹得无影无踪。但是，也正是在此期间，美国政治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两党的权力均衡已经被打破。

 

首先，是喜剧家出身的Al Franken正式宣誓就职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他和对手在大选中的得票是如此接近，乃至双方就计票问题打了半年多的官司，远超出2000年布什－戈尔佛罗里达的计票战，不过其意义和当年的佛罗里达则异曲同工。多了这一席，民主党在参议院就获得了足够的多数票，使少数派的共和党人无法在议程上采取拖延战术以阻止民主党的议案。这样，共和党遏制奥巴马的政策的最后一根薄弱的杠杆就丧失了。面对史无前例的医改案，这一权力均衡的变化对美国政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一政治新闻，虽然没

星期二杰克逊的葬礼群星荟萃，成为近年来美国的一大盛典。不过，就在这一“盛典”之前，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Peter King发飙，指出杰克逊虽然曾经是个不错的歌手，挺能跳舞，但他涉嫌骚扰儿童，过着低级的生活，是个变态的人。一个人死了固然不幸，但每天都有人死。媒体围着杰克逊没完没了，光耀这种低俗的生活；同时忽视了美国正在打两场战争，国内危机深重。前线的战士、教师、消防队员、志愿者，许多真正的英雄都被忽视了。

 

此话是我在持续了许久的杰克逊新闻中看到的唯一亮点。杰克逊是个能卖钱的歌星。但他不是莫扎特，不是贝多芬，在音乐史上能留下什么地位还很难说。他是个变态的人，虽然变态得可怜。他这种可怜的变态，究其原因还是从小被其父亲进行虐待式的天才训练：手持皮带强行督促其练习、抓住他一只脚倒拎起来如钟摆一样在空中晃动、不停地嘲笑他的“难看”的鼻子（这是他整形的原因之一）….

北京大学已经决定弃录民族成分造假的重庆文科状元何川洋。理由是他的父母假造了他的民族身份。可是，当时他还不到十四岁，根本不具备对此事负责的年龄。根据有关报道，他至今仍不满十八岁。北大怎么可以对一个未成年人施以如此的重罚？

 

按说，此事本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比如，造假被发现后，首先要将因造假而得来的种种优惠（即少数民族加分）去掉，对造假者（即其父母）依法施以重罚。何川洋最多是个知情不报者，而且属于未成年人。处理了他的家长，对他本人进行教育，然后根据他正常的身份和正常的录取线考虑他的就学问题。这样，他照理是能上北大的。老实说，堂堂北大，自己的教授造假（抄袭、早同行是“间谍”的假新闻）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也不见北大惩罚这些教授。现在拿一个为成年人开刀，有何公平可言？

 

 

在联合会杯中，美国队震惊了世界：以二比零结束了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十五场连胜、三十五场不败、451分钟不失球的骄人记录，把1%的机会变成了100%的现实。在决赛中，美国对上半场灌了巴西队二比零。如果队员在多一点经验，如果巴西对下半场前十分钟没有破门，美国队就可能创造历史，夺得联合会杯冠军。最后虽然与冠军失之交臂，但无疑已经证明自己是能够挑战任何一支强队的劲旅。

 

不过，最该为美国队的表现而震惊的，是中国足坛。十几年前，中美职业足球几乎是同时起步。虽然美国队实力强于中国，但双方水平还没有本质区别。1997年中国队胜过美国。1998

最近，北京市最大棚户区开始拆迁改造。3年内该地区8.5万居民将搬入新居。这一地处门头沟、有“城中村”之称的棚户区占地面积约7平方公里，房屋建筑总面积约136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约占60%。区域内低矮破旧的平房多年失修，甚至地基下沉、墙体开裂；同时基础设施严重滞后，道路完好率低，居民出行难；水、电等管线老化陈旧，居民吃水难、用电难，成为城市发展的死角。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改造并不是象流行的拆迁那样把原住民赶到偏远的城外，而是参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标准设计安置用房，并且所有的安置房距离棚户区距离不会超过1公里，

中国有句俗话，按方抓药，对症治病。可我在薛涌先生《经济适用房真的无药可救了吗》（7月2日《东方早报》）一文里，既没看到他为经适房开出的“方 ”，也没看到他为经适房抓的“药”,反而是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甚至是前后文颠倒的自我否定。更有意思的是，薛涌先生还把我对他的“肯定 ”当作“批评”，把我对经适房问题的常识解读，无限上纲为“民主可怕论”。真可谓“伪民主”大棒，扫倒一大片。

　　首先，我要声明，我文章里从没反对过薛涌先生的“社区自治”，而是对其持肯定态度。不知为什么，在薛先生的第二篇文章里，这个观点怎么就成了他 的“靶子”。这样的“因材施用”，无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忘了自己头天写的文章，二是根本就没看我的文章。否则，怎么会闹出“地方政府”和“社区自治”两个 不同层级、两种不同话语权的笑话。

　　其次，就算薛涌先生在头一天希望“政府下放行政权力，让地方在管理经适房上享受更多自治权力”，第二天改主意变成了“让社区自治，让老百姓自己 管自己的经适房”,那么，怎么个自治？是把规划、土地、补贴、建造、施工监理、验收、分配都交给街道办事处？还是给那些根本就还没有摇号成立的“业主大会 ”

我不久前在《东方早报》发表了《我们应从经适房丑闻中学到什么》一文，批评胡安东先生因噎废食、轻易否定了经济适用房的意义。胡先生能拨冗反驳，我表示非常感谢。不过，胡先生提出的几点反驳理由，却一点也不能说服我。所以不揣愚陋，再把我想到的东西拿出来就教于方家。

 

胡先生对我的驳斥有三点。第一点，经济适用房行不通，在于中国没有西方那种人口的自由流动。户口门槛使许多弱势民工根本没有资格申请经济适用房。中国的现实我并非不知道。但我要问的是：这种状况不能改吗？过去民工子弟在城市就读几乎不可能，政府首先就反对；现在至少政府的态度已经转变了，有关政策也在陆续实施。胡先生就职于媒体，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呼吁，并非没有促成变化的可能。只可惜有些房地产商叫嚷着用高房价“控制人口质量”。这种妨碍变革的力量，才应该是胡先生攻击的靶子。而更为切近的问题是：除了民工外，难道城里就没有其他需要经济适用房的贫民吗？特别是在拆迁过程中，许多贫民的祖居、祖产被剥夺，也并没有得

作为对《在限价房问题上，我向茅于轼先生道歉》的回应，旅美学者薛涌昨天在《东方早报》发表《我们应从经适房丑闻中学到什么》一文。

　　读罢全文，我觉得薛涌先生要学的“市场经济加民主建设”式的经济适用房，应该在美国的长岛、德国的杜塞尔多夫、丹麦的哥本哈根，或者日本、新加坡，最不济也应该是香港。缘何这般理解？可能是因为薛涌先生对中国当前的住房公共政策知之甚少，或者说还没有搞清楚。

　　首先，那些“已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成功国家”的经适房政策（姑且给它一个统一的中国名字），还难以适应我们的水土。要知道经适房的最大要义就是体 现对“公民居住权的最大尊重和关照”。这样的尊重和关照，完全基于人口在城市间的迁徙自由，而在中国，公民居住权很大程度上画地为牢，由其所在地的户籍管 理决定。正因中西方居住价值观和原生态的截然不同，才派生出最需要经适房的低收入人群拿不到号，住不上房，进而出现了让穷人愤怒的武汉经适房“六连号”造 假事件。可见，薛先生那种“市场经济加民主建设”的自由经适房政策，如果缺了强有力的公平监督，不仅会让那些舞弊者“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而且会让原本 分给穷人的房子都会“洗白”，摇身一变为富

最近读到胡安东先生一篇文章，称他当年曾经在凤凰卫视就经济适用房问题ＰＫ茅于轼，现在觉得要向茅老道歉。理由是最近三件事让他对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的好处产生怀疑：“一是有开发商在经济适用房的地块上违规盖别墅，引发郑州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替谁说话’后的一片哗然；二是武汉经济适用房的摇号有假，而当地政府通报此事时只花了一分钟就算了事；三是北京住总集团董事长张贵林轻描淡写地透露，由于销售渠道稳定，该企业承建的限价房也有8%到10%的利润。”

胡先生的解

6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莲花河畔景苑”一幢在建的13层小高楼突然横卧倒塌，举国震惊。虽然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之中，但是从照片上看，大楼的根基之浅让人目瞪口呆。如此粗制滥造的工程还有多少？想想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围绕这一栋楼就事论事，把问题搞得水落石出，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要把这栋大楼放在更宏观的背景中看待。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维持着10%左右的ＧＤＰ增长，城市化过程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另外，这一经济发展同时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一路上“摸着石头过河”，有关法规不健全，制度不成熟，导致许多工程没有质量上的保证。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们家搬进北京一栋崭新的二十层高层建筑，五楼的邻居竟从厨房的通风道里拽出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