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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吴木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近年的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部分地方政府将部分企业家的利益和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置于较高位置,在发展过程中对属地普通居民的利益关照不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者王慧玲的一项研究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企关系已逐步向庇护主义模式演变。

不久前,《联合早报》报道提及重庆民营企业家关于官员不作为和普遍的懒政心态。比如,一民营企业家提到,要求政府协调一些事务,没人理会,而就城市发展方面所提的建议也没有人愿意跟进。这企业家归因于当地的一些政治因素。不过,就笔者的观察而言,这是很普遍的问题,民营企业家的困惑来自于体制内的逐步变化,现在人们所感受到的也是累积效应。此后要做一些重要改革也相当之难。

笔者在中国旅行和做调研时,不少学者和官员谈及当前民营企业家的处境和官员不作为问题。许多人为当前的政企关系而担忧。对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许多人认为以前官员全能型,一些企业家可以获得政府及其官员的全方位关照。而最近几年官员呈现消极不作为的状态,近期更进入不作为状态;也就是前面重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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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吴木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及地方公共治理)

     林郑月娥当选特首后,我请教一选委关于林郑未来施政的可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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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土地大辩论步入尾声之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突扬言「大胆讲」要靠填海才能解决香港土地问题。而土地大辩论谘询文件中提出的「5+1」填海方案,更援引新加坡为例子,指出当地积极在其附近水域填海造地。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就指出,其实近年新加坡填海规模并不像外界想像的那么大,更提醒港府:「不是说填海技术上行还是不行,但要解决深层矛盾和赢取政府威信就必须先解决一些棘手问题,比如收回高球场」。

彭丽芳— 文

「香港地少人多」的迷思

截至2016 年,香港约有70 平方公里土地是透过填海取得,占香港土地总面积1104 平方公里约6%,或已发展土地面积276 平方公里25%。而新加坡自从1965 年独立建国,开始进行大型的填海工程,多达22%国土透过填海而成。截至去年, 新加坡总面积721.5 平方公里,53 年间透过填海造地逾140 平方公里。

「香港拥有各种土地资源,主要是如何平衡各种土地政策优缺点。比如新加坡的国土面积是721.5 平方公里,而居住的人口是560 万。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单就人口除以面积,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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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8月初,当我与一些公共政策硕士生见面并聊天时,他们好奇香港的土地和房屋政策。我非常坦率的说,在所有公共政策中,房屋政策已成为香港的难点。香港人想到了各种解决土地和房屋的方案,从郊野公园的近郊土地、高尔夫球场、到让老人去深圳养老、购买邻近城市的养老床位。就是在方案层出不穷的今天,还有许多香港人住在笼屋里。而你们新加坡人却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就拥有组屋,然后追求其他的爱好。不过,我的这些学生立即回应,不是的,这是外界的想象,我们有不少问题。
        此后,笔者听到一些不同年龄层的人提起新加坡的土地和房屋政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位老伯说起新加坡百物腾贵、居而不易。他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很怀念仍有小溪、小山坡的儿时生活。当年他的父辈们年老时可以靠着土地和自然资源生存,而他这一辈却是要城市水泥森林中奋斗终身。还有一位长者似乎经济实力不错,不过他也是每日开出租车谋生,他说他羡慕一些香港朋友,他们可以周末一起爬山饮茶。而新加坡只有一些小山坡可供行走,而三两好友经常也在组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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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11日公布首份《施政报告》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7/sim/pdf/PA2017.pdf

2017-10-17

改善营商环境和促进企业创新,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份《施政报告》中的亮点。虽然过去香港有些领导人认为,全球营商环境排名或者经济自由、法治等排名不能反映香港的实情,不过,林郑月娥还是在施政报告中表现出其对国际排名的正面态度。她提到,「过去十年,香港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排名一直处于全球前五名之内,去年的排名更爬升一位至全球第四,成绩得来不易。……(我们)务求令香港在《营商环境报告》的全球排名榜上处于前列位置。」

 

各国的税务优惠竞争

 施政报告新公布的两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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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木銮

香港和新加坡经常是亚洲公共政策比较分析的两个重点。早前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提出,年轻一代要调整心态,接受新加坡作为发达经济体低增长的事实。近年来新加坡维持年均2%3%的经济增长,工薪阶层的薪酬涨幅也大体如此,因此人们不能将经济快速增长作为成就的标志,而是应该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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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传媒

特首选举及任命是北京与香港关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不免影响北京对香港特首选举及任命的态度。

2017-01-26

对香港特首选举的辩论和探讨,常仅限于本地的争辩,较少放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框架下讨论。特首选举及任命是北京与香港关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不免影响北京对香港特首选举及任命的态度。

中国政治左倾,影响香港治理

过去四五年,是中国政治经济相对特殊的年份。首先,政治控制逐步加强,意识形态方面更加左倾。随着市场经济理念的引入,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初开始,强调公务员队伍的能力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专业性。对于学术人员和大学生,也要求学好各种专业科目,强调又红又专。在某些阶段,专业性更受强调。当时大学教授被允许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学术著作或者课堂上),批评共产党和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然而,最近几年,中共领导人开始强调「红」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要求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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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4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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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的调查认为,中国税负痛苦指数是全球第二位。”
原文地址:税务利维坦作者:南风窗

  文|吴木銮|香港城市大学高级副研究员

  乍看以下数据,人们会相当兴奋。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94倍,而2009年税收收入是1978年的115倍。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政府越来越富了,人们得到的公共服务会越来越好的。人们事实上并没有感受到公共服务的明显改善,公共财政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投入远远不足,相对数甚至落后于一些非洲国家。

  这些税收都到哪里去了?一方面,大量的税收和土地出让金用于政府的各种工程(甚至是形象工程)。另一方面,税收在征收过程中已被税吏消耗一大部分,因此,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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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木銮

应让中国地方政府在财政上真正做主,让地方人大代表、民众和审计部门发挥信息优势来控制地方支出。

转移支付有很多是是非非。一方面,中央政府将大量收入作为转移支付资金发放给地方政府。另一方面,转移支付的争议很大,甚至有大量的资金使用方批评中央政府过度集权导致地方一些乱象。在笔者数年前的调研中,福建一位县委书记就直言不讳的说,“我要是酱油,你给的是盐巴”。虽然这资金可以凑合着用,现实中造成很多浪费(他当时指是一项教育转移支付要求用于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该县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相当成熟,他们需要的是更多优秀的教师)。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认为,分税制改革造成了地方财政上的虚弱,因此,许多地方公共开支都摊派到农民头上,这与农民、农村问题密切相关。而分税制主推者朱镕基2011年到清华大学参加百年校庆时对一些负面说法进行反驳。他认为,中央财政收入虽然多,但实际留在中央政府层面不足两成(而分税制前此比例更高一些)。因此,大部分钱只不过经过中央政府之手,最终返还给地方政府了。因此,责怪1994年分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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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木銮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494

最近,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定的财政体制改革第三项工作内容。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财税体制改革的路线图,要求实现预算管理制度、 税收制度和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等三项重要改革任务。2014年《预算法》成功修订,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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