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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

    春节期间,一篇题为《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丨返乡日记》的文章经微信、微博转发,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记者深入事件发生地调查,发现“返乡日记”并非“返乡之作”,文章作者高胜科描绘的礼崩乐坏的“时间、人物、地点都是虚构的”。记者也从辽宁省委宣传部获悉,此文为虚构杜撰。(2月26日新华网)  

  “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对故乡,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似乎都有说不完的感受。而随着自媒体的发展,这些述说乡愁、讲述家乡发展变迁的话语也顺理成章的成了年末岁初众人关注的焦点。就促进农村问题解决的本质而言,这些或白描、或抒情的返乡笔记的确在客观上促进了大家对农村问题的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诸多问题的解决。  

  但凡事过犹不及,当所有人都在春节这几天通过类似的表述方式去描述农村的同一问题时,当一篇又一篇的乡愁笔记都只围绕在农村的礼俗秩序、盲目攀比之上时,这些饱含深情的文章其实并没有给大家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故乡来。相反,那看似隐忧的文字里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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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27 00:32)

领导力

    

    我的最大特点在于“领导力”;在学校、班级举办的各种活动中,不断凸显本人的“领导力”……猴年首场应届生专场招聘会昨天在人才市场举行,智联招聘等多家企业向记者透露,新年招聘活动,他们看到简历中出现最多、最滥的词是“领导力”。看过简历,给人一种如今上海的大学生不久都将成为某个企业、某地区甚至全球跨国企业的领导者感觉。(2月26日《新闻晨报》)

    

    毛建国:虽然已经过了大学生的年龄,但以过来人的视角看,现在“领导力”这个词确实很热。远远不仅是大学生,其实在每个年龄段,每个群体中,都特别看中这个词,好像没有了“领导力”,也就没有了一切。其实这是一种误区。对于大学生来说,永远不必把“领导力”过于神圣化。可以理解,人都有向上向善之心,但这种淋漓之气,为什么非要通过领导表现出来呢?在日常如水的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成为领导,尤其成为一言九鼎的“大领导”。

    一个人人都想做领导的社会,是十分可怕的社会;一个始终想着做领导,并且始终强调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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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英

    

    26日,记者获悉,江苏省环保厅向社会公布了2015年下半年该省的4起环境违法案件查处情况。其中,扬州高邮市光明化工厂因超标排放废水,被处以603元的罚款。这一处罚结果立即引起舆论关注。(2月26日中国新闻网)

    “603元”这一处罚结果令人费解。众所周知,去年1月1日实施的新环保法被称为“史上最严”,比如对环境违法行为按日计罚、上不封顶。环保部门发现,该企业存在超标排放废水、擅自超过环评年产量800吨未报批相关环保手续、危险废物超期贮存等问题。存在这么多问题却只罚603元,何以服众?

    当地养殖户的70亩鱼塘疑因附近化工厂污染,出现了大量的畸形鱼,必然造成一定经济损失,但养殖户似乎未得到赔偿。既然当地环保部门最终认定光明化工厂存在超标排放废水问题,这或许说明畸形鱼与该企业有关,按理说,应该对养殖户的损失进行合理赔偿,但从报道中却没有看到。

    显然,只有严格依法处罚环境违法企业,并让该企业承担应有的赔偿,才能起到惩戒目的,否则,就是一种变相纵容。因为在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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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龙贵

    

    假如很不幸你被当成精神病患者被逮进了精神病院,你有什么办法来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人呢?昨日下午,昆明市盘龙区法院就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名誉权纠纷案。55岁的云南省某科研单位退休职工曹阿姨,20年前被云南省精神病医院诊断为精神病患者,自称背负了“疯子”骂名17年。而曹阿姨坚称自己没病,认为是医院听信了父母的“胡言乱语”,给她作出了错误的诊断。由此,曹阿姨将医院告上了法庭,试图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人。

    父亲称女儿有病,医院表示当初的诊断没错,律师拒绝代理,法院委托的三家专业鉴定机构,也作出了“退鉴”处理……所有信息都对曹阿姨极为不利,无奈之下,曹阿姨只好选择诉讼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这很像是现实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一个被打上“精神病”标签的人,无论再怎么努力,显然也无法证明是健康的。

    这样的困局看似荒谬,实则有一定的必然性。现行法律法规对于精神病人收治的规定相对宽泛,这便导致任何人都有可能将任何人送至精神病院。父母可以将儿女送到精神病院,丈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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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这五家国内规模最大的银行25日联合宣布,即日起陆续对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办理的转账、汇款业务,无论是跨行还是异地都免收手续费。五家银行同时承诺,对客户5000元以下的境内人民币网上银行转账汇款免收手续费,以降低客户的费用支出。

    在商业社会里,充分的竞争会让普通消费者受益,是一个基本的共识。但是,银行领域显然算不得充分的竞争,行业进入的门槛很高,不是谁都能拿到牌照。所以,很多公众认为不合理的收费以及霸王条款,在银行业长期存在。除了无力地吐槽,除了呼吁行政干预,消费者再没有别的好办法。直到有个叫马云的人,说了一句很牛的话:一个公司是不是伟大,不是看它赚了多少钱,要看它有没有为社会解决问题。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来改变银行。

    互联网金融尤其是第三方支付的蓬勃发展,不仅让消费者从中直接受益,同时也对银行构成巨大竞争压力,倒逼他们不断精进服务做出改变。五大行联合宣布手机银行转账免费,肯定不是因为他们突发善心,甚至也不是因为管理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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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26 00:38)

    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药品电子监管码风波又有了新进展,阿里健康连续发声,表示早在1月底,已与国家食药监总局开始推进移交药品电子监管网系统事宜。之前,老百姓、一心堂、益丰大药房等19家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发布联合声明,建议全面取消现行药品电子监管码,而不是暂停,也不仅仅是针对零售药店取消强制;建议阿里健康彻底退出药品信息化监管,而非形式上的药品电子监管码运维权移交。(2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

    止凡:电子监管码相当于给药品建了个独一无二的身份证,使得药品不管走到哪里都能被实时监控。这一系统对消费者而言,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打击假药,让假药无法遁形;而杜绝假药之后,又有利于削减不必要的药品中间流通环节,从而有利于强化市场竞争,降低药品价格。某种意义上,药品电子监管系统的建立,让“药品互联网+”拥有了重要的基础工程,既是药监局打击假药泛滥的利器,也是药监局推动处方药网络销售的基础。

    既然药品电子监管系统是个好东西,药厂和连锁药店为何还要反对呢?当然是因为既得利益。对药厂而言,电子监管码扫码和上传都是需要费用的,而连锁药店更不愿意看到药品零售的大蛋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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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龙贵 

    “犀利哥”程国荣,无疑是网红的标杆人物之一。他因一张被人偶然街拍的照片成名,刮了胡子理了发,身不由己当了一段时间代言人,生活一度巨变。他无所适从,因其本质仍旧是一名精神病患者,故参与代言项目“统统都失败”;他不知所终,尽管家人相信他仍在某个地方继续流浪。网红这个身份,并没改变他的命运。(2月24日《成都商报》)

    “犀利哥”爆得大名于2010年,彼时,各类网红如过江之鲫,无以计数。但论影响力和知名度,恐怕没有几个人可以出其左右。而相比于芙蓉姐姐、凤姐这样自我炒作型的草根明星,“犀利哥”纯出偶然地被发现,更是增加了他的传奇色彩和话题性。喧嚣过后,一切都仿佛又回到了原点,“犀利哥”依然消失于茫茫人海中。江湖中还有哥的传说,但哥已经不在江湖好几年。

    “网红”的标签之于“犀利哥”的人生,不是走向成功人士、改变命运的阶梯,而更像是一头突然闯入的怪兽,打乱了他的世界。原本,他只是一个散落于街头吃剩饭、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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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25 00:38)

民政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鼓励家庭成员合葬,倡导骨灰撒海、撒散等不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指导意见》明确了节地生态安葬的内涵,就是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价值导向,鼓励和引导人们采用树葬、海葬、深埋、格位存放等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资源、少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的方式安葬骨灰或遗体,使安葬活动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月24日新华网)

    

    

    朱昌俊:《意见》倡导节地生态安葬,着力于优化人们的殡葬观念和殡葬方式,堪称适时。但改革方向要从目标层面变成现实,仍是一件需要慎重的事,特别是在执行层面更要防止“走样”。殡葬方式说到底是观念的产物,它与民众的传统文化和具体的生存、生活环境息息相关,要对之进行优化和重塑,显然难以求成于一时。比如,这次意见中最引发关注的一点是倡导合葬。合葬这一方式在现实中并非没有,但往往属于少数特定风俗习惯下的个人选择,要将之推广到一个普遍化的地步,它对于既往观念甚至是社会伦理的挑战都显而易见。所以,要让其成为更多人的一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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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舸

    

    去年12月,盐亭13岁单亲家庭女孩梁颖,因患癌症晚期且家庭贫困,引起广大爱心人士关注,并响应呼吁纷纷捐款,仅有账目可查的捐款达到11万余元。梁颖的父亲、爷爷在接受善款时曾承诺,治病结束后,剩余的钱将捐给需要的人。今年1月14日,梁颖病重不治去世。有细心的爱心人士发现,当初的捐款并没有用完,于是联系梁颖的家长,但被告知不愿意退钱(《成都商报》2月24日)。

    这样的故事并非第一次发生。被救助者解除了困厄,却和当初的捐赠者之间,就剩余捐款如何使用产生了矛盾,被捐助者往往抱有与上述报道家长同样的观点:钱是给我们的,我们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

    这其实是明显的偷换概念——捐赠是为了治病,而不是扶贫。是只针对被救助女孩一人,而非其家长。但是,真正的尴尬也在于此,善款剩余该如何使用,只有家长的口头承诺,并无成文契约。这就是民间慈善面临的困境所在:一方面是少数救助者获得大量资助,甚至多到用不完,堪称享受了“过度爱心”;另一方面则是更多被遗忘的救助者嗷嗷待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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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龙贵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下发了《关于做好2016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稳妥采取多校划片。这是教育部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实施多校划片。(新华网2月23日)

    多校划片是指一个小区对应多个学校,简单来说就是,按照此前“就近入学”的政策,房子与学校的关系是固定的,家长对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有着稳定的预期,因而敢于投资,从而催生了所谓的“天价学区房”,形成“择校热”。而在实行多校划片之后,花再多的钱买房也未必能上心仪的学校,风险系数大大增加。

    有媒体称此举是“教育部放‘大招’,你的学区房可能白买了”,听上去有些夸张,但却不无道理。很难说究竟是“择校热”推高了“天价学区房”,还是“天价学区房”助长了“择校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不少地方尤其是一线城市,“学区房”的价位即便不能称为“天价”,也已经大大超过了其实际价位,其关键就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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