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文、译文及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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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简介】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1]  。

《大学》全文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2]  。

【《历史沿革】

成书年代

《大学》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

《大学》与四书关系

《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据断代史学家班固在“《记》百三十一篇”下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他认为《礼记》各篇的成书年代主要分布在战国初期至西汉初期这段时间。清代人崔述认为：“凡文之体，因乎其时……《大学》之文繁而尽，又多排语，计其时当在战国。”（《洙泗考信录·全录》）综合而论，《大学》的成书时代大体在孔子、曾子之后，孟子、荀子之前的战国前期，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系出于曾氏之儒一派的纯儒家作品”。即《大学》的成书年代应是在战国初期，其作者应是“曾氏之儒一派”，即现在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战国初期曾参所作。 

历代概况

《大学》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

汉唐时期

宋代以前，《大学》一直从属于《礼记》。尽管《大学》没有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但是，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郑玄、唐代的孔颖达和韩愈，他们对《大学》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了《大学》的学术地位。

董仲舒对《大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将儒家经学由民间思想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位，开启了儒学成为官学、显学和国学的始点。

郑玄将西汉后期流传的各种《礼记》抄本，相互校对，并作注解，使得《礼记》大行于世，并流传至今。他的著作《三礼注》中《礼记·大学》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大学》研究著述。

孔颖达解读《大学》，重点强调“诚意”的关键性作用。他将《大学》文本分为两大段，为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做好了铺垫。

韩愈把“仁义”定为“道”的根本，并以《大学》为依据，提出了“正心一诚意一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的儒家道德的修炼路径。他在《原道》中引用《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来证明和张扬儒家道统，并把《大学》、《孟子》、《易经》视做同等重要的“经书”，提高了《大学》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 [3] 

宋代时期

程颢、程颐将《诗》、《书》、《礼》、《易》、《春秋》称作“大经”，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作“小经”，并继续尊崇儒家经学的正统地位，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为《大学》、《中庸》做章句，为《论语》、《孟子》做集注，把它们编在一起，做《四书章句集注》，经此，《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被确立“四书之首”的地位。自宋以后，《大学》成为科举考试科目的钦定科目。 [3]  [5] 

元明清时期

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颁布“考试程序”，明确规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用书。

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规定乡试、会试头场必考八股文，而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经文做题目，故大多读书人往往倾注一生，研读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使《大学》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更加显赫。

清代鼓吹复兴汉学，《大学》地位依然重要。 [3] 

现当代

台湾将《大学》列入普通高中必修课纲 [6]  。

《大学》成为部分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必修课 [7-8]  。

《大学》成为部分高校相关专业博士生必修课 [9]  。

《大学》学习形式呈现多样化，国学经典地位依然稳固 [10-14]  。

历代版本

《礼记》注释本（最古老）

汉熹平石经本

魏正始石经本

程颢改本

程颐改本

朱熹《大学章句》本（最通行）

王柏改本

季本改本

高攀龙改本

崔铣改本

葛寅亮改本 [15-16] 

大学（《礼记·大学》古本）

【《大学》原文】

大学之道1，在明明德2，在亲民3，在止于至善4。知止而后有定5，定而后能静6，静而后能安7，安而后能虑8，虑而后能得9。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10。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11。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12。致知在格物13。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14，一是皆以修身为本15。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16。其所厚者薄17，而其所薄者厚18，未之有也19。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20，毋自欺也21。如恶恶臭22，如好好色23，此之谓自谦24。故君子必慎其独也25。小人闲居为不善26，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27，掩其不善而著其善28。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29。此谓诚于中30，形于外31，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32！”富润屋33，德润身34，心广体胖35，故君子必诚其意。

《诗》云36：“瞻彼淇澳37，菉竹猗猗38。有斐君子39，如切如磋40，如琢如磨41。 瑟兮僴兮42，赫兮喧兮43。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44。”“如切如磋”者，道学也45。 “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傈也46。“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47云：“於戏48，前王不忘49！”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50，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51，此以没世不忘也52。《康诰》曰53：“克明德54。”《大甲》曰55：“顾諟天之明命56。”《帝典》曰57： “克明峻德58。”皆自明也59。汤之《盘铭》曰60：“茍日新61，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62。” 《诗》曰63：“周虽旧邦64，其命维新65。”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66。《诗》云67：“邦畿千里68，维民所止69。”《诗》云70：“缗蛮黄鸟71，止于丘隅72。” 子曰：“于止73，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74？”《诗》云75：“穆穆文王76，於缉熙敬止77！”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78，吾犹人也79。必也使无讼乎80！”无情者不得尽其辞81，大畏民志82。此谓知本”。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83，身有所忿懥84，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 有所好乐85，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86，之其所贱恶而辟焉87，之其所畏敬而辟焉88，之其所哀矜而辟焉89，之其所敖惰而辟焉90。故好而知其恶91，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92。”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93。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94，所以事长也；慈者95，所以使众也。《康诰》 曰：“如保赤子96。”心诚求之，虽不中97，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98，一国兴让；一人贪戾99，一国作乱，其机如此100。此谓一言偾事101， 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102，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103，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104，无诸己而后非诸人105。所藏乎身不恕106，而能喻诸人者107，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108：“桃之夭夭109， 其叶蓁蓁110。之子于归111，宜其家人112。”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113：“ 宜兄宜弟114。”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115：“其仪不忒116，正是四国117。” 其为父子兄弟足法118，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119，上长长而民兴弟120，上恤孤而民不倍121，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122。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诗》云123：“乐只君子124，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125，民之所恶恶之126，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127：“节彼南山128，维石岩岩129。赫赫师尹130，民具尔瞻131。”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132。《诗》云133：“殷之未丧师134，克配上帝135。仪监于殷136，峻命不易137。”道得众则得国138，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139，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140。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141，争民施夺142。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143，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144，亦悖而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145。”道善则得之146，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147：“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148。”舅犯曰149：“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150。”

《秦誓》曰151：“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152，其心休休焉153，其如有容焉154。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155，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156。实能容之157，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158；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159：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160！”唯仁人放流之161，迸诸四夷162，不与同中国163。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164，举而不能先165，命也166；见不善而不能退167，退而不能远，过也168。好人之所恶169，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170，菑必逮夫身171。是故君子有大道172，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173。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174，食之者寡175，为之者疾176，用之者舒177，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178，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179，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180。孟献子曰181：“畜马乘182，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183，不畜牛羊；百乘之家184，不畜聚敛之臣185。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186。”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187，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188，小人之使为国家189， 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190！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17] 

【《大学》译文】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高尚的德行，在于关爱人民，在于达到最高境界的善。知道要达到“至善”的境界方能确定目标，确定目标后方能心地宁静，心地宁静方能安稳不乱，安稳不乱方能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方能达到“至善”。凡物都有根本有末节，凡事都有终端有始端，知道了它们的先后次序，就与《大学》的宗旨相差不远了。

在古代，意欲将高尚的德行弘扬于天下的人，则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意欲治理好自己国家的人，则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家庭；意欲调整好自己家庭的人，则先要修养好自身的品德；意欲修养好自身品德的人，则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意；意欲端正自己心意的人，则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意欲使自己意念真诚的人，则先要获取知识；获取知识的途径则在于探究事理。探究事理后才能获得正确认识，认识正确后才能意念真诚，意念真诚后才能端正心意，心意端正后才能修养好品德，品德修养好后才能调整好家族，家族调整好后才能治理好国家，国家治理好后才能使天下太平。

从天子到普通百姓，都要把修养品德作为根本。人的根本败坏了，末节反倒能调理好，这是不可能的。正像我厚待他人，他人反而慢待我；我慢待他人，他人反而厚待我这样的事情，还未曾有过。这就叫知道了根本，这就是认知的最高境界。

所谓意念真诚，就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就像厌恶难闻的气味，喜爱好看的女子，这就是求得自己的心满意足。所以君子在独处时一定要慎重。小人在家闲居时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出来。当他们看到君子后，才会遮掩躲闪，藏匿他们的不良行为，表面上装作善良恭顺。别人看到你，就像能见到你的五脏六腑那样透彻，装模作样会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所说的心里是什么样的，会显露在外表上。因此，君子在独处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曾子说：“一个人被众人注视，被众人指责，这是很可怕的啊！”富能使房屋华丽，德能使人品德高尚，心胸宽广能体态安适，所以，君子一定要意念真诚。

《诗经》上说：“看那弯弯的淇水岸边，绿竹苍郁。那文质彬彬的君子，像切磋骨器、琢磨玉器那样治学修身。他庄重威严，光明显耀。那文质彬彬的君子啊，令人难以忘记！”所谓“像切磋骨器”，是说治学之道；所谓“像琢磨玉器”，是说自身的品德修养；所谓“庄重威严”，是说君子谦逊谨慎，所谓“光明显耀”，是说君子仪表的威严；“那文质彬彬的君子啊，令人难以忘记”，是说君子的品德完美，达到了最高境界的善，百姓自然不会忘记他。《诗经》上说：“哎呀，先前的贤王不会被人忘记。”后世君子，尊前代贤王之所尊，亲前代贤王之所亲，后代百姓因先前贤王而享安乐，获收益。这样前代贤王虽过世而不会被人遗忘。《尚书·周书》中的《康诰》篇上说：“能够弘扬美德。”《尚书·商书》中的《太甲》篇中说：“思念上天的高尚品德。”《尚书·虞书》中《帝典》篇中说：“能够弘扬伟大的德行。”这些都是说要自己发扬美德。商汤的《盘铭》上说：“如果一日洗刷干净了，就应该天天洗净，不间断。”《康诰》篇上说：“劝勉人们自新。”《诗经》上说：“周朝虽是旧国，但文王承受天命是新的。”因此，君子处处都要追求至善的境界。《诗经》上说：“京城方圆千里，都为百姓居住。”《诗经》上说：“啁啾鸣叫的黄莺，栖息在多树的山丘上。”孔子说：“啊呀，黄莺都知道自己的栖息之处，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诗经》上说：“仪态端庄美好的文王啊，他德行高尚，使人无不仰慕。”身为国君，当努力施仁政；身为下臣，当尊敬君主；身为人之子，当孝顺父母；身为人之父，当慈爱为怀；与国人交往，应当诚实，有信用。孔子说：“审断争讼，我的能力与他人的一般无二，但我力争使争讼根本就不发生。”违背实情的人，不能尽狡辩之能事，使民心敬畏。这叫做知道什么是根本。

如要修养好品德，则先要端正心意。心中愤愤不平，则得不到端正；心中恐惧不安，则得不到端正；心里有偏好，则得不到端正；心里有忧患，则得不到端正。一旦心不在焉，就是看了，却什么也看不到；听了，却什么也听不到；吃了，却辨别不出味道。所以说，修养品德关键在端正心意。

如要调整好家族，则先要修养好品德，为什么呢？因为人往往对他所亲近喜爱的人有偏见，对他所轻视讨厌的人有偏见，对他所畏惧恭敬的人有偏见，对他所怜惜同情的人有偏见，对他所傲视怠慢的人有偏见。所以喜爱一个人但又认识到他的缺点，不喜欢一个人但又认识到他优点的人，也少见。因此有一则谚语说：“人看不到自己孩子的过错，人察觉不到自己的庄稼好。”这就是不修养好品德，就调整不好家族的道理。

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家族，因为不能教育好自己家族的人反而能教育好一国之民，这是从来不会有的事情。所以，君子不出家门而能施教于国民。孝顺，是侍奉君主的原则，尊兄，是侍奉长官的原则，仁慈，是控制民众的原则。《康诰》中说：“像爱护婴儿那样。”诚心诚意去爱护，即便不合乎婴儿的心意，也相差不远。不曾有过先学养育孩子再出嫁的人呀！一家仁爱相亲，一国就会仁爱成风；一家谦让相敬，一国就会谦让成风；一人贪婪暴戾，一国就会大乱——它们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样。这就叫做一句话可以败坏大事，一个人可以决定国家。尧、舜用仁政统治天下，百姓就跟从他们实施仁爱。桀、纣用暴政统治天下，百姓就跟从他们残暴不仁。他们命令大家做的，与他自己所喜爱的凶暴相反，因此百姓不服从。因此，君子要求自己具有品德后再要求他人，自己先不做坏事，然后再要求他人不做。自己藏有不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恕道的行为，却能使他人明白恕道，这是不会有的事情。因此，国家的治理，在于先调整好家族。《诗经》上说：“桃花绚烂，枝繁叶茂。姑娘出嫁，合家欢快。”只有合家相亲和睦后，才能够调教一国之民。《诗经》上说：“尊兄爱弟。”兄弟相处和睦后，才可以调教一国的人民。《诗经》上说：“他的仪容没有差错，成为四方之国的准则。”能使父亲、儿子、兄长、弟弟各谋其位，百姓才能效法。这就叫做治理好国家首先要调整好家族。

要平定天下，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因为居上位的人敬重老人，百姓就会敬重老人；居上位的人敬重兄长，百姓就会敬重兄长，居上位的人怜爱孤小，百姓就不会不讲信义。所以，君子的言行具有模范作用。厌恶上级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下级；厌恶下级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上级；厌恶在我之前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在我之后的人，厌恶在我之后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在我之前的人，厌恶在我右边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方法与我左侧的人交往；厌恶在我左边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方法与我右侧的人交往。这就是所说的模范作用。《诗经》上说：“快乐啊国君，你是百姓的父母。”百姓喜爱的他就喜爱，百姓厌恶的他就厌恶，这就是所说的百姓的父母。《诗经》上说：“高高的南山啊，重峦叠嶂。光耀显赫的尹太师啊，众人都把你仰望。”统治国家的人不能不谨慎，出了差错就会被天下百姓杀掉。《诗经》上说：“殷朝没有丧失民众时，能够与上天的意旨相配合。应以殷朝的覆亡为鉴，天命得来不易啊。”这就是说得到民众的拥护，就会得到国家；失去民众的拥护，就会失去国家。

所以，君子应该谨慎地修养德行。具备了德行才能获得民众，有了民众才会有国土，有了国土才会有财富，有了财富才能享用。德行为根本，财富为末端。如若本末倒置，民众就会互相争斗、抢夺。因此，财富聚集在国君手中，就可以使百姓离散，财富疏散给百姓，百姓就会聚在国君身边。所以你用不合情理的言语说别人，别人也会用不合情理的言语说你，用不合情理的方法获取的财富，也会被人用不合情理的方法夺走。《康诰》上说：“天命不是始终如一的。”德行好的就会得天命，德行不好就会失掉天命。《楚书》上说：“楚国没有什么可以当做珍宝的，只是把德行当做珍宝。”舅犯说：“流亡的人没有什么可以当做珍宝的，只是把挚爱亲人当做珍宝。”

《秦誓》上说：“如果有这样一个大臣，他虽没有什么才能，但心地诚实宽大，能够容纳他人。别人有才能，如同他自己有一样；别人德才兼备，他诚心诚意喜欢，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能够留用这人，便能够保护我的子孙百姓。这对百姓是多么有利啊。如果别人有才能，就嫉妒厌恶；别人德才兼备，就阻拦他施展才干。不能留用这样的人，他不能保护我的子孙百姓，这种人也实在是危险啊。”只有仁德的人能把这种嫉妒贤人的人流放，驱逐到边远地区，使他们不能留在国家的中心地区。这叫做只有仁德的人能够爱人，能够恨人。看到贤人而不举荐，举荐了但不尽快使用，这是怠慢。看到不好的人却不能摈弃，摈弃了却不能放逐到远方，这是过错。喜欢人所厌恶的，厌恶人所喜欢的，这是违背了人性，灾害必然会降临到他的身上。因此，君子所有的高尚德行，一定要忠诚老实才能够获得，骄纵放肆便会失去。

发财致富有这样一条原则：生产财富的人要多，消耗财富的人要少；干得要快，用得要慢，这样就可以永远保持富足了。有德行的人会舍财修身，没有德行的人会舍身求财。没有居上位的人喜爱仁慈而下位的人不喜爱忠义的；没有喜爱忠义而完不成自己事业的；没有国库里的财富最终不归属于国君的。孟献子说：“拥有一车四马的人，不应计较一鸡一猪的财物；卿大夫家不饲养牛羊；拥有马车百辆的人家，不豢养收敛财富的家臣。与其有聚敛民财的家臣，还不如有盗贼式的家臣。”这是说，国家不应把财物当做利益，而应把仁义作为利益。掌管国家大事的人只致力于财富的聚敛，这一定是来自小人的主张。假如认为这种做法是好的，小人被用来为国家服务，那么灾害就会一起来到，纵使有贤臣，也无济于事啊！这就是说国家不要把财利当做利益，而应把仁义当做利益。 [22] 

【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总体思想

《大学》着重阐述了提高个人修养、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与治国平天下之间的重要关系。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修己以安百姓”，并以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题。

《大学》提出的人生观与儒家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是儒家人生观的进一步扩展。这种人生观要求注重个人修养，怀抱积极的奋斗目标，这一修养和要求是以儒家的道德观为主要内涵的。三纲八目又有阶级性， “明德”、“至善”都是封建主义对君主的政治要求和伦理标准；“格物”、“致知”等八条目是在修养问题上要求与三纲领中的政治理念和伦理思想相结合。

《大学》还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与孟子的民本论，《大学》里的统治者都是以“尊长”、“民之父母”的身份自居，但实际上他们还是站在剥削者的立场上这么说的，他们所谓的“爱民”、“不暴戾”只是为了维护他们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只有这样，他们无生产能力的剥削生活才能得以巩固。 [23] 

结构划分

《大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对孔子代表的原始儒家思想作了一种体系性、结构性的概括和描述，以阐明儒家关于学习的内容、目标和为学的次序途径，旨在张扬儒家的君子修德之学和圣王的治政之道。

全文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大学之道”至“此谓知之至也”）讲的是大学之道。

首先，《大学》对儒学作了一个高度概括，提出“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项，即宋代儒家们所说的大学“三纲领”。这一概括非常准确地揭示了儒学的基本精神，也道出了《大学》的主旨。《大学》是讲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但是它按照孔子思想，不就事论事，而是将人的精神的弘扬和品德修养置于首位。“明明德”是发扬自己固有的德性，是激发求学者完善自己的自觉性，而不是用某种外在的、固定的道德准则束缚自己。“亲民”即“新民”，就是不仅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而且努力提高全体人民的道德品质，在儒家看来这是为治国平天下的伟业奠定精神基础。“止于至善”就是要将自己的道德品质和社会、国家的治理提升到最完美的地步，不达到最理想的境界绝不停止，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完善过程。

其次，《大学》提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要经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环节（即朱熹所称的大学“八条目”）。其中，修身以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者，专注于心性修养，属儒家的“内圣”之学；修身以下，“齐家、治国、平天下”，系君子之行为规范及治政之事，属儒家的“外王”之学，其意主要在彰明儒家“为政以德”的观念和“道德转化为政治”的思想。文章指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对八条目排列了次序，这主要不是规定实行中的时间先后的次序，而是确定八条目之间的关系。它指明了只有把家庭、封地管理得井井有条，才能获得经验，有资格进而治理国家；要治好家庭、封地，首先要以身作则，进行自我修养；要作自我修养就要端正思想，而不能只做表面文章，遵守外在的行为准则；端正思想就要做到真诚，心灵纯洁，排除种种私心杂念；而要意念诚实就要学习知识，提高认识，不至于陷入愚昧、偏执，从而避免盲目性；而掌握知识、提高认识能力，就要研究事物，以防止被他人之说误导。说明《大学》全面地展示了同明明德和治国平天下相关的主要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使儒家学说成了一个条理分明的思想体系。

再次，《大学》第一次提出“格物”的概念，把格物致知列为儒家伦理学、政治学和哲学的基本范畴，从而赋予认知活动对于修身养性的精神、心理过程和治理社会与国家的实践活动的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儒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最后，《大学》把修身规定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一切活动的根本，这既指明天子没有特权置身于修身之外，又提出普通百姓不能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把修身当作无关紧要的事。修身就是关注自我，认识自我，审视自我，完善、发展自我。说明以修身为本就是将培育完善、发展自我的自觉性置于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能够增强个体自强不息的、内在的精神生命力。

第二部分（“所谓诚其意者”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讲的是诚意慎独。

第二部分是逐句解释《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引用了许多典故，也作了发挥。文章在诠释中突出了《大学》这一理念：求圣人之道的关键是增强完善自我的自觉性，它从以下四方面阐发了这一理念的涵义。

首先，自我的完善是“自明”。引证的《尚书》中三段语录证明《大学》首句“明明德”在古圣人之书中都有出处，然后总结其思想是“皆自明也”。所谓“自明”即“自觉”，就是说“明明德”是自我的觉悟，是内心意识到完善、发展自身的必要性。此外，“自明”的说法还指明了“明明德”不是将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强加给一个人，而是人固有的善性的发扬和发展。

其次，道德修养是自我的无穷尽的更新过程。“新民”是为教化人民，这是力图更新他人的品质，然而引用商汤刻在浴盆之上用以自警的铭文“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阐明《大学》“新民”的概念，就把这个概念规定为自我的更新，自我的发展。其中四个“日”字的连用，则以十分有力的语气强调：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自我的更新、创造和发展，永远追求新目标和新成就，总是要有新气象和新面貌，任何时候都不要停止不前，安于现状。而“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之说清楚地指明，这种更新和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无限过程，它要求人们将追求至善的自觉性发挥到最大的程度。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是鼓励发展和创新的哲学，它为自我创造开辟了新的空间。

再次，文章指出了自我完善不是个体以冥思求顿悟，而是必须努力学习知识，增进学问，提高认识，还必须通过艰苦的磨练，在实践中不断地增长才干，养成各种优良的品质。即“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的意思。经过这样的修养和磨练，才能达到“道盛德至善”的地步。

最后，主观意识要始终保持纯正的状态。经文提出的“诚意”的概念为“毋自欺”，把自我完善的自觉性归结为一个人为善动机的纯正。所谓“自欺”就是动机不纯，有邪念，却以勉强的行为做样子，或以伪装的善行、漂亮的言辞来掩饰自己心灵上的污秽，借以自欺欺人。因此，不自欺表明行善不是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以善本身为目的。行善是自己心灵的需要，是求得精神本身的满足。所以文章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又如朱熹所说：“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茍且以徇外而为人也。”（《四书集注·大学》）所以，只有心灵的自慊，才能排除做给别人看的矫饰、虚伪的自欺行为，达到“诚意”的目的，从而从根本上保证有一种自我完善的自觉性。

文中所提出的“慎独”的理念非常重要。所谓“独”意为独处，这里是指人不知而只有己知的意识活动，是指人的真实的意念。文章把独处时的思想活动看成是对一个人能否做到诚意的一个考验。即是否真正具有自我完善的自觉性的考验。因此儒家对人们独处时的思想活动和表现特别重视。朱熹说：“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几”是指细微难辨、微妙难言、却包含了无限可能性的东西。表明独处的意识活动是一个人在人生的各种实际活动中向善还是向恶的关键所在，必须特别慎重对待。文章进一步指出，一个人独处时的思想活动虽然不为人们所知，但是它们总是要表现出来。

此外，文中还提出要保持纯正的主观意识，增强完善自我的自觉性，还必须时时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防止愤恨、恐惧、癖好、忧伤等各种情绪损害心灵的纯正和完善自我的自觉性。因为心灵一旦失去平衡，就将丧失其正确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

第三部分（“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至“以义为利也”）讲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同治理家庭和对待他人的准则相一致，由此这部分着重阐述了两个观点：

观点一：“治国必先齐其家”。在儒家看来，不能教育好家人的那些人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其理由一是在家中都不能实行仁义道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就不会讲仁义道德。因此，要首先在治家的过程中培育治国所需要的那些道德品质和才干。所以文中说：“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理由二是，统治者治理好自己的家以后，就树立了一个榜样，产生巨大的影响，整个社会都会来仿效，这就是文中所说的：“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相反，则是“一人贪戾，一国作乱”。

观点二：治国者要把家庭道德运用、推广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要以对家人的情感对待全社会的人，要在整个世界造成家庭式的秩序与和谐。文中提出，在家中对父母的孝，在朝廷中要用到对待君主；在家中对兄长的敬爱，在官场中要用到对待长上；在家中对小辈的慈爱，在治国之时要用到对待下属或百姓。文中特别强调统治者对待老百姓就像对“赤子”那样有一种怜爱、疼爱的柔情。文中正是从这种柔情的意义上解释治国者“为民父母”的传统理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儒家力图以此减弱这一理念带有的家长专制的色彩。

要求以孝悌的道德对待君主和长上，这是一种宗法主义的观念，有利于加强封建专制主义。而把人民当成赤子，则表现了一种高高在上、俯视民众的优越感和对百姓的轻视，与现代的平等和民主的观念格格不入。但是，文章竭力主张治国者应当像对家人那样，对人民有一种纯真、诚挚、深厚的爱，并以这种情感来治国，按照人民的愿望和意志来处理政务，努力使社会变得像美满的家庭那样和睦，充满温馨，这种主张虽然在封建专制社会难以实现，但反映了古人的美好的政治理想，有利于促进古代政治的改良，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当作为政治进步和革新的目标。

第三部分还论述了治国者应有的思想品格和道德品质，其中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即文中所说的絜矩之道：絜者，测度也；矩者，规矩与标准。絜矩之道就是根据“人同此心”的道理，以“将心比心”的方法，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根据孔子的规定，忠恕就是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絜矩之道对于封建专制主义和一切丑恶事物都有一种批判和抵御的作用。

关于治国者的政治道德，文章强调必须公正无私。文中非常细致地指明了特别要提防的种种妨碍公正无私的情感、心理因素：对亲近和喜欢的人不能有偏爱，对所厌恶的人不能有偏见，对所畏惧和敬重的人不能有盲目性，对所同情、怜悯的人不能有偏私。于是从中提出了一个普遍的法则：对于他人偏爱，就会看不到其缺点，而对他人有了偏见，就会看不到其优点。

此外，文章提出政治家要有宽广的胸怀，别人有才能和本领，就像自己有一样；别人道德高尚，自己要从心里喜欢。不要像那些小人，别人有才干，就妒忌他；别人有美德，就处心积虑地压制他。要举贤荐能，罢黜不善之人。文章提出了“仁者以财发人”，作为“不仁者以身发财”的对照。所谓以财发人，就是首先要善于为国生财。文中提出的生财之大道是：“生之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然后以财造福百姓，以取得他们的拥护，不能任用“聚敛之臣”与民争利。

总的来讲，《大学》所表达的儒家重治国之本的传统观念，自始至终着力阐述儒家政治学总纲，所以能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教育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 [24] 

历代点评

程子：“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25] 

郑玄《三礼目录》：“名为《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孔颖达《礼记正义》：“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 [26] 

孙中山：中国政治哲学谓其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外国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过，都未说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 [27] 

价值影响

贡献价值

《大学》提出了一个政治哲学纲领。《大学》以不长的篇幅使儒家思想理论化、通俗化，便于学者学习掌握，而儒家思想为封建王朝的稳固提供了保障。 [28] 

《大学》可以作为科学启蒙第一书，它提出的“诚意正心”是必备的科研心态、“格物致知”是认知的唯一途径、“止于至善”是追求臻美境界，“日日新”是强烈的创新意识。 [29] 

《大学》虽然充满着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但是却有重要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论述，如提出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认知到事物发展的先和后；提出的“治本”，认知到治国的规律。 [30] 

《大学》作为“四书”之首，是儒学重要的思想载体。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依据，在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1] 

《大学》提出的经济思想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最为有利的文化根基。如提出的“德本财末思想”、“财聚民散思想”、“生众用舒思想”，“先义后利思想”。 [32] 

《大学》提出的诚信思想对当代探讨诚信缺失的社会根源以及创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33] 

《大学》是讲学习法则的著作，影响着学风。 [34] 

《大学》提出了“做人”法则。

《大学》是国学经典之一，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 [35-36] 

作品影响

正面

《大学》作为《礼记》中的一篇，它对于汉儒的思想有直接的启发。特别是到宋代理学勃兴后，借助科举的力量，又使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宋以后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受到《大学》的影响。《大学》强调了学习者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还强调了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精神，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大学》所提出的“修、齐、治、平”思想，几乎成为读书人的唯一标准理想。这种思想主张积极人世，注重自身修养，关心人民疾苦，努力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安定，拥护统一，对社会的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8] 

负面

《大学》把人的思想束缚在儒家的思维范围之中，给古代文人带来思想僵化的缺点。在中国古代，一个人如不按照“修、齐、治、平”这条线路来走，轻则斥之为不成才，重则认为离经叛道，大家群起而攻之，使文人轻易不敢背离。从这个思维模式教育出来的人，虽然有“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但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只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如果百姓与统治者利益发生冲突，只能是牺牲百姓的利益。因此儒家思想上带有一些奴性。 [28] 

【作者简介】

曾子（前505年－前435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战国初鲁国武城人。

孔子弟子，儒家主要学派—“曾子子思孟子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后世尊其为“宗圣”，与孔子、孟子、颜子合称“四圣”。

2020年2月20日星期四农历庚子年正月廿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