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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智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満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去牺牲……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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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4 23:43)

“打车软件”正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在出租车市场上蔓延,资本、风投的陆续注入,使得目前依然处于“倒贴钱”状态的各种打车APP,并不会因为“贫血”而丧失斗志——继续开疆拓土。而城市交通管理部门,对于这种新生事物,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一方面,“清理”之声不绝于耳,另一方面,“默认”亦成为唯一的选择。
发达国家的出租车行业一直推崇“电召服务”,比如在日本,你很难看到出租车“空驶扫街”的景象,市民打车几乎全都提前预约。这也是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大气污染、提高服务效率的不二法门,但在中国,“随时扬招”却一直成为民众的习惯,这自然与出租车行业的粗放式经营有关(至少市场需求足够大,对如此巨大的资源浪费可以忽略不计),而政府过分严格的牌照管制,也使得傲慢的出租车公司将更多的风险成本转嫁给司机个体,只顾收取租金却无心提供更好平台式服务;同时,出租车的价格管制,又无法准确地体现其服务资源的市场稀缺性,乘客电召与扬招的价格差异亦不明显……
实际上,打车软件的“加价”,正是对这一扭曲的市场价格和无差等化服务的纠偏。只是许多市民们对此不太领情:好像因为有了打车软件,打车更困难了。但人们忘记了,以前就算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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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中国的政府,事儿管得太多,管多了,如果又管不好,自然招骂。

    不久前,国务院假日办对“如何春节放假”下了个文件,明确表示“除夕不放假”。这下子算是捅了马蜂窝,骂声铺天盖地袭来……其实,仔细想想,发布规定的人,也未尝不是怀揣一颗好心——除夕,就算国家规定不放假,绝大多数单位,顾及人情世故,肯定也得放假,至少放半天假,总得让大家回去拾掇一下年夜饭吧?而且,单位还不好意思扣工资。说白了,给大家多创造出了一个“休息日”。

    不过,绝大多数人是很难理解政府这片“苦心”的,大概只有许多企事业单位“哑巴吃黄连”,分担了这项多出来的“放假成本”。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你偏巧遇上铁石心肠的企业主,严格依法行事,就是不给你“除夕假”,那要么你就忍了,要么你提前溜号儿,自己便成了“违反规定”的家伙,为日后算账留下了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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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央电视台做《正大综艺》导演时,经常被人问:“你认识赵忠祥吗?”我说“认识”,人家马上兴奋地紧攥住我的手,仿佛赵忠祥的手,此刻就长在我的身上。接下来的问题是:“他是你们台长吧?”我回答“不是,他就是个主持人”,而这时我得到的反馈,一般都是抻长的一声:“啊?……”我猜这极尽夸张的感叹背后,一定包藏着对“干部体制”的愤怒——赵忠祥竟然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台长?岂有此理!天理难容!
从历史所承袭下来的“官本位”思维,早把我们培养成了天然的权力膜拜者,似乎一个人只要有了学术或技能上的某种成就,就必须给予他(她)一个官职,否则,学术或技能的价值,就无法得以体现。久而久之,这种利益导向很容易瓦解了学术或技能的独立性及其尊严。
那时候,中央电视台只有两个频道。
在一个媒体渠道尚属稀缺的时代,凡能够占据媒体顶端的电视主持人,大多都会有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感觉,就像是大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冲着台下黑压压一片的乌合之众“训话”,高屋建瓴,高台教化,语态中或多或少都会带着些“官气”。
遵循官方语言的旨趣,一度是人们对广播电视主持人的评判标准。按照坊间舆论嘲讽的说法,那时候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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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8 01:28)

    著名的李咏炒了“老东家”央视的鱿鱼,去自己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任教去也!

 

    广电行业的所谓的“制播分离”改革,在这十几年里,就像翻饼烙饼一样地左右犹疑、没个准主意,特别是地方的广播电视机构名称,一会儿改成公司、集团,一会儿又变回总台,领导们在“究竟是走事业制还是企业制”的道路选择上,真是绞尽了脑汁。

 

    如何既保证意识形态不犯错误、又能利用产业化格局努力捞金?就在广电行业企图在市场和计划中找平衡、步履蹒跚之际,互联网已经从蚕食视听市场,发展到开始颠覆广电格局的地步了,甚至有人在危言耸听:数年之后,传统的电台与电视台的组织架构势必被淘汰,新的基于互联网形态传播的视听内容制作企业将大行其道,到那时候,惨烈的重新洗牌,一定会让许多人找不着北。

 

   央视传统赢利的三驾马车,新闻(以及与新闻相关的包括体育赛事在内的直播)、娱乐综艺、电视剧,在地方卫视参与市场瓜分的激烈竞争中,有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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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31 23:41)

    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释了什么是“异化”,遗憾的是,后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认可他的“异化论”,大概是担心权威自身遭到质疑——异化为革命理论的反动,从而令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权威感归于寂灭。

    但是,“异化”确实存在!

    2012年——在过去的这一年里,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异化”的现象无处不在。

重庆的“唱红打黑”以一种极为罕见的方式戛然而止,关于中央编译局的一部“文学创作”最终被证明并非空穴来风,无论是表哥、雷政富,还是从去年的“房叔”延续到今年初的“房姐”……各种冠冕堂皇的“官方辟谣”,简直就是对真实存在问题的重点确认,而在微博上出现的大量“约架”、“约辩”和“约鉴别”,更令人们彻底丧失了对各类意见领袖和演艺偶像的信心,原来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庸俗不堪的人性,竟是那么容易就显露出来了。

虽然,人总要把自己与其他动物刻意区分开来,比如强调“人是高等动物”,但说到底,人依然是动物!既然如此,人性也不可能摆脱动物性,我就从来不相信,有所谓“脱离了动物性的纯粹人性”。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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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于1976年,按老辈人的说法,那是天塌地陷的年头,大人物就死了三个。由于年龄尚小,对邓小平时代我没什么概念,对胡赵等领导人更无一点印象,对我来说,这几个人都是书本上的历史,我亲身经历的,不过江、胡、习三朝而已。这三个朝代的某个时期,都有“新政”之名,但又各具特点,我就从自己的体验,谈谈我经历的几次新政。这种闲散的印象记,有点类似王朔的《我的几个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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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28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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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我从来都没有一间像样的“书房”。

    凡造访我家的客人,都很惊讶于我住处的普通和凌乱——书和杂志实在太多了,只好屈尊它们躺在茶几下、窗台旁、墙角边的地板上,“任凭雨打风吹去”,而客厅中的大书柜,还是我十几年前买的“便宜货”,外表看着像木质,实际上是密度板的,至今,已被满满的书压得变形严重——就仿佛我自己,人到中年,臃肿不堪。

    “你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书房啊!”朋友们总说。这时,我脑海里会马上浮现出一幕幸福的场景:夜幕苍茫,灯色温馨;四壁书架,幽香漂浮;闲坐摇椅,手不释卷;茶食兼备,咀嚼人生……但此刻,我总是会本能地反问一句:“有没有书房,与读不读书又有多少关系呢?”

    实话实说,真没关系!

    活到这个岁数,买书,买书柜,或者买书房,对于像我这样的“中产阶级”而言,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儿了,甚至,你想对外界装出一副读书人的样子,完全可以购买成套的“二十四史”“汉译经典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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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26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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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预案”三关键

 

    2012年7月21日北京的一场大雨,让我们再度意识到现代化城市在面对突发灾害时的脆弱性。

    相信很多行政主管者,都会在灾害或事故来临时,对公众讲这样一句话:“我们启动了应急预案……”但事实证明,许多“预案”在执行过程中,总是显得不到位,甚至手忙脚乱、形同虚设,难怪在事发后,民间会对处置措施有如此汹涌的不满意见。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面对公共利益的“应急预案”,至少要注意这三个关键:演练、授权和信息公开。

    《应急法》实施之后,制订针对突发事件的预案纷纷被提上了各单位的议事日程。但是有预案,未见得真有机会实施,大量的预案实际上都是“纸上谈兵”,而为了保证其可操作性,“预演”或“演练”就显得尤为重要。

    某写字楼,有一次,准备搞消防逃生演练,遭到大批租客抱怨,说是影响生意与办公,纷纷要求减租金,还有的威胁要退租,在如此巨大压力面前,物业公司只得退避三舍,找了几个自己的员工,在很小的范围内“演习”了一把,草草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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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再过一周左右,第30届夏季奥运会将在英国伦敦拉开序幕。

 

    对于刘翔、林丹、王皓等人而言,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以运动员身份参加的奥运会了。“能不能再度夺冠?为自己的竞技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似乎是媒体关注他们的理由。但是,当这些人不再是运动场上的明星时,他们将以何种心态面对社会,而社会又如果为每个人的转型发展提供公平竞争、自由流动的机会,却很少被纳入奥运议题的范畴。

 

    7月中旬的一天,我因为录制《头脑风暴》节目,见到了淡出人们视线很久的奥运冠军胡佳。这位2004年雅典奥运会十米跳台跳水的金牌获得者,现在是一家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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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5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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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上海电影节”刚闭幕,张瑞芳便去世了,几乎与此同时,又是陈强、黄宗洛二位驾鹤西归。对于许多喜爱他们的观众和国内电影人来说,这委实算是个“苦夏”!

    缅怀的话,报刊连篇累牍地讲了多日,在此我就不多说了。人们总是习惯用黯然神伤的缅怀,来表达对现实的某种不满——“老艺术家们的集体谢幕,代表着一个时代结束了,但另一个相似的时代……好像还没长出模样。”

    上海的电影人之所以怀念张瑞芳们,除了对他们艺术造诣的钦佩,恐怕也不排除对那个电影“举国体制”的留恋。那时候,为了拍一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电影,演员们至少先要体验生活一年半载。我的老师当年曾参与电影《鸡毛信》,这部片子从1952年11月开拍,直到1953年的秋天才停机,光拍摄就耗时近一年。而《上甘岭》的导演沙蒙,为了等到乔羽产生灵感、创作出那首脍炙人口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主题歌词,竟然将摄制工作全部停下来……乔羽曾对我说:“那会儿,要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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