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沁

   “择校”的好处，关键不在于“校”，而在于“择”。“择校”的家庭，也往往更有可能具有那些人们看不到的潜质，比如家庭更重视教育、孩子自身也更加努力，而这些因素对子女学期成绩的影响，要远大于学校本身。

    对教育真正起作用的，是教师本身。即便选择了“好学校”，如果没有良好的教师真正在教育中起作用，那么正如1998年前北京初中，以及芝加哥的公立中学一样，再多的教育投入也不能产出价值。

　　好学校到底有没有用？

　　这是教育经济学里最难解决的几个问题之一。想象一下人们要评估一架机器的价值。首先，往机器里扔进价格为P1的原料；接下来，这台机器产出了一堆产品，在市场上卖P2。那么P1和P2的差额，就是这台机器带来的“增加值”。带来的“增加值”越高的机器，可以称之为越“好”的机器。

　　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与这样的机器十分类似，但如果我们采用与研究机器相同的方法来识别学校的“增加值”，就会出现困难：如何度量学生的入学之前以及入学之后的“价格”？退一步说，如果学生的考试成绩可以当作一个学生的“价格”，那么这个人在踏进校门之前，他的“价格”是多少？事实上，一个学生的学习能力禀赋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学业表现。同样，父母的收入、家庭教育、家庭社会关系等等因素也会起到很大作用。另一方面，一个学业成绩优秀、家庭背景出色的学生更有可能进入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校”，个人特征和学校特征变得无法区分。于是，即便我们看到了“好学校”的学生更优秀，我们也无法识别是学校给他们带来了更高的“增加值”，还是他们原本就很优秀。

　　于是，一种极端的理解是，学校可能并不带来任何“增加值”，它只是一种“分拣机”，不管好学校还是差学校，都只是把学生原封不动地扔进社会。在这种假设下，虽然我们能看到好学校的学生比差学校学生成绩更好，收入更高，但也只能说明学生本身的素质更好，而不能说明学校有什么作用。因为即使大家在同一所学校念书，好学生和差学生可能仍然会有很大的差距。

　　以上说法是否正确？难以确认。如果我们要观察机器的好坏，只需要做实验，但我们却无法对学生做实验。经济学家需要更多的方法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好学校到底能带来什么？

　　好学校是否提高学业？

　　直观地想，让子女上重点中学，肯定有不少好处，不少家长的择校行为就是冲着目标学校的高升学率而去。但Cullen、Jacob和Levitt在他们2006年的文章《择校的效果：来自随机抽签的证据》中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他们的研究以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CPS）为对象。CPS允许芝加哥的初中毕业生选择城市中的任意一所学校。在选择的过程中，一些重点高中（标准化考试成绩高、毕业率高）将会收到超出其招生数量的申请。为了尽量公平地选择学生，申请者们需要抽签，并以抽签的结果决定他们能否进入心仪的高中。抽签的模式，无意中引发了一项运行良好的社会实验：一些申请者进入了好的高中，而另一些申请者却因为抽签失败，进入别的学校，尽管抽签的成功者和申请者在个人特征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个人特征差不多的两群人被随机分开了，这使经济学家有机会来研究学校的价值在哪里。

　　结果出乎意料。一方面，研究者发现，所谓的重点中学的作用并没有人们之前想象的那么大，至少在学业表现上，重点中学的效果让人失望。通过抽签进入心仪高中的高中生，相对于那些抽签失败，但其他特征类似的同龄人来说，在毕业率、考试成绩以及出勤率上，没有显著差异。另一方面，相对于抽签失败者，抽签成功者在进入重点中学后，其面临的同辈竞争要高出10.7%。更激烈的同辈竞争使那些学业水平低于平均值的学生更加跟不上学校进度，从而长期处于班级中下游，辍学率反而提高了1.3%。

　　类似的现象在中国也存在。1998年，北京取消了小升初考试，取而代之的是“电脑派位”。电脑派位由于其随机性，也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社会实验。在1998年之前，北京东城区的重点初中和非重点初中存在较大的差异，但随着小升初考试的结束，潮水退去，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好”学校便开始“裸泳”。Lai Fang等学者对北京1999年的中等学校教育改革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改革使得北京东城区的初中质量排序几乎完全被洗牌。在改革之前，大部分传统意义上的“好”学校，事实上与CPS系统下的芝加哥公立学校一样，其较好的学业表现，如升学率、考试成绩等，主要来自于其优秀的生源，而学校本身并不带来额外的增加值。

　　“择校”的关键在哪里？

　　如果不能提高学业表现，那么“择校”到底带来了什么？事实上，在随机试验出现前，人们总是能在身边发现“择校”的好处。一个常被人提起的典型事例是，两个差不多的学生，其中一位的父母为他付出了一大笔择校费，选择了好的学校；而另外一个学生则选择了一所普通的学校，最后那一位去了好学校的学生表现更加出色。大量出现在身边的事实使人们难以否认重点中学的好处。许多研究者也发觉，择校者云集的学校，考试成绩更好。比如在上文提到的CPS系统中，学生首先会根据自己的住址被就近分配到一所学校，但被分配到的学校质量往往参差不齐，一些学生的家长便会放弃被分配到的学校，选择他们认为更好的学校。Cullen发现，那些放弃分配而“择校”的同学，比那些个人特征类似、但是选择了就近入学的学生，平均毕业率高出7.6%。

　　这出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抽签进入好学校的学生，其学业水平并没有提高；而主动“选择”进入好学校的学生，学业水平却提高了。这提示我们，“择校”的好处，关键不在于“校”，而在于“择”。这是因为，即便其他可观测的特征都十分相似，“择校”的家庭，也往往更有可能具有那些人们看不到的潜质，比如家庭更重视教育、孩子自身也更加努力，而这些因素对子女学期成绩的影响，要远大于学校本身。

　　即便学生家长有意识地主动“择”校，有时效果也没有那么好。一种非常典型的择校方式就是缴纳择校费。学者兰小欢和他的合作者Thomas Dee将内蒙古某市的一个学区作为研究对象。在当地，学生在初中毕业后需要参加中考来划定重点高中分数线，决定能进入哪所高中就读。如果学生的分数没有达到当地重点高中分数线，但达到了普通高中分数线，那么该学生可以通过缴纳约2万元的择校费来进入重点高中；如果该学生的分数没有达到普通高中，那么进入重点高中的择校费便提高到4万至6万元。

　　与通常的理解相反，该研究发现，对于那些恰好低于重点高中分数线的学生来说，缴纳高额择校费，进入重点高中；或者不缴纳择校费，进入普通高中，对该学生的高考成绩没有任何影响。兰小欢认为，择校考生虽然能带来较高的择校费可供学校财政使用，但对于以高考为指挥棒的教师来说，他们并没有动机更重视基础较差的择校生，因此大部分择校生在高中都得不到足够重视。同时，缴纳择校费的学生往往和普通线上考生编入不同班级。这些因素都使择校本身的效果大打折扣。

　　这提示我们，对教育真正起作用的，是教师本身。即便选择了“好学校”，如果没有良好的教师真正在教育中起作用，那么正如1998年前北京初中，以及芝加哥的公立中学一样，再多的教育投入也不能产出价值。Lai Fang等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在1998年北京初中“电脑派位”之后，教师的学历和等级才开始对学生的考试成绩产生作用，高级教师或者特级教师的比例每增加10%，学生的考试成绩便提高11分，进入高中的比例也提高5%到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