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道  宽严相济

     “宽严相济，刚柔并用”，是自古以来为政者总结出来的有效实践经验。政有繁简，事有缓急；势无常态，水无常形；宜宽则宽，宜严则严；刚柔兼顾，恩威并施；这些道理讲起来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了。其实，不论宽也好，严也罢，刚也好，柔也罢，都应以能治理好社会，发展好经济，安定好民生，让人民幸福为标准。倘若人民生活满意、平安幸福，所施政策便是正确的。

     从古至今，对“宽严相济”中的宽严尺度的把握，从来就是有争论的。东汉末年，崔寔写的一篇《政论》，就很有针对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五》中记载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值得诸位一读的文章。

     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十一月，京城洛阳发生了地震，皇帝下诏，令百官推举有特殊本事的人来京议论应对之策。涿郡推举了崔寔，并送他到了公车署（接待应试学士的馆驿，可任凭学士之流来去）。他却称自己有病，无法提出应对地震之策。回到涿郡以后，他就国事问题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政论》。其内容如下：大凡天下之所以无法治理，常常是由于君王的太平日子过得太久了，社会风气日渐颓敝而不能察悟，政治国事日益衰败而不思改革，习惯混乱，不问安危，并对此熟视无睹。或者荒淫奢侈，不理朝政；或者耳目闭塞，不听劝诫，喜欢听奉承的假话，讨厌听批评的真话；或者遇到问题犹豫徘徊，不知所措；或者连亲信近臣，都为了保住爵禄，而闭口不言；或者认为被疏远的臣僚地位低贱，他们就是有忠言良策相告也不听从。因此，朝纲从上面放纵松弛，智士就只好在下面忧愁。这是多么可悲的局面啊！

     自汉朝建立以来，己有三百五十多年了。而今政令荒废，上下松懈，百姓怨恨，都一再盼望中兴，挽救国家。济时救世的方法在于剪除坏死，弥补裂缝；支立砥柱，扶正倾斜；随形切割，随时变化。要害是根据实际情况，使天下达到安宁的境地。所以，圣人当政，因时定制，差别步骤，各有设置，不会强求人所不能，不会放弃急务而慕念传闻。孔子曾告诉叶公，政务要悦近而来远；告诉哀公，政务要选择贤能之人；告诉景公，政务要节省财用，讲究礼仪。这不是孔子的主张变了，而是根据急务不同而决定的。庸俗的人，受到古典条文的拘束，而不能通达权谋大计；只是尊崇传闻，而忽略见到的现实；又怎么可以与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呢。所以，上书的人，虽然能得到皇帝的重视，但往往被奸佞之臣所牵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些顽劣之人，不知道随时改变治国的方法，因循守旧，不乐意成就事业，怎么可能去考虑创新？只好苟且偷安，一依旧章罢了；那些急于表现自己，或想成名成家的人，因为忌贤妒能，而鄙视与自己有不同观点的人，于是，舞文弄墨，极尽言辞，抵毁他人的言论。这就使得好的策略因寡不敌众，而终被摒弃，即使后谡、子契这些人还活着，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贤才智士的议论之所以充满忧愤，而又得不到伸张的缘故。

     凡治理天下，除非有很高的德教，在一般情况下，严厉就能治平，宽松就会混乱。近看孝宣皇帝，通晓驭民之道，洞察为政之理，所以使用严刑峻法，让奸恶小人心惊胆破，故海内清静，天下太平，所以评价他的政绩，还胜过孝文皇帝。等到元帝即位，行政宽松，使得朝政衰败，权威旁落，终于成为汉室肇祸的君主。政治得失，由此可见。昔日孔子作《春秋》，褒彰齐桓公，赞美晋文公，感叹管仲的功劳。孔子岂会不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治道？他之所以这样作，确实是为了达到相机拯救时弊的目的。圣人能够随世事推移确定策略，而庸俗之人却不知道变化。他们认为，用上古的结绳记事方法，就能治理秦末的乱政；用上古的干戚之舞，就能解除高祖的平城之围。模仿熊鸟运动，虽是延年之法，但却不是治疗伤寒的药理；呼吸吐纳运动，虽是益寿之道，但却不能代替接续断骨的膏药。所以，治国的方法，犹如养身的道理，平时注意调养，疾病则用药治。刑罚，就是治理混乱的医病药石；德教，就是太平时节的粮食肉类。如果想用德教扫除残暴，无异于用白米肥肉治病；如果想用刑罚治理太平，相当于用治病药石养身。如今承袭历代君王的积弊，正值艰难时局，自几代以来，政务崇尚宽恕，驭马舍弃了缰绳，马口脱掉了衔勒，驷马东奔西散，皇室路途险危，亟待勒马刹车，挽救危局，那有空闲顾忌銮铃是否协调呢！往昔，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对应该砍掉右趾的人还是处以死刑，被鞭打的人也常常被打死。这就是文帝以严刑治理太平，而不是用宽恕达到太平。

     崔寔这篇文章是否上奏，不得而知。但从史书上看，肯定在一定范围内广为流传。写过《昌言》（论政权兴亡规律）的尚书郎仲长统（见《闲话政权更替周期律》），曾经读过这篇文章，并大为赞叹，他说：“所有的君王，都应该把它抄写一遍，并放置在坐位的右侧。”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作了点评，他说：“汉朝的法令己经够严格的了，而崔寔还认为太宽。为什么呢？因为衰世的君主，大多懦弱；庸愚的辅臣，只知道姑息迁就。这样，专权佞幸的臣子，有罪也得不到惩罚；狡猾豪强的百姓，犯法也不会被杀头；施仁布恩，只顾眼前；奸人得志，制度废弃。所以，崔寔的言论，虽然可以矫正一时的弊端，但却不是百世治国的通则。孔子说：‘政令宽松则人民怠慢，人民怠慢则用严厉纠正；政令太严则人民会受到伤害，人民受伤则政令又要放宽。用宽松来帮助严厉，用严厉来帮助宽松，政务才能和谐。’这才是不变的治国常道啊！”看来，司马光虽然同意崔寔提出的，在特殊时期的矫枉过正。但更推崇的，是孔子所倡导的：为政之道，宽严相济。

     崔寔这篇文章的立论，是从东汉末年吏治腐败，政风日下，朝政己去失控的局面而发出的，很有针对性。文章只字未提应对地震之策，而是从人事入手，去评论当时的时政。崔寔的胆量够大，令人叹服。他把法制比作药物，把德教比作食物，认为法制在于治病，德教在于养身，二者作用不同，但可互为补充。比喻形象直观，可以加深对法制和德教的理解。这样的立论，也是值得今人深思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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