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内心说出这一年的阅读印记
高兴
一
阅读关乎内心，因此就该让内心来说话：这一年中，究竟是哪几本书在我内心留下了印记。我想到了萨拉蒙的诗作，想到了巴尔提斯的《宁静海》，想到了卡达莱的《错宴》、《石头城纪事》和《谁带来了杜伦迪娜》。
米兰·昆德拉对小国这一概念特别敏感。在他看来，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昆德拉如此。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亦如此。他的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出走和回归，“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极大地丰富了萨拉蒙的阅历和视野。他也因此渐渐成为一个具有宇宙意识和全球目光的诗人。
了解萨拉蒙的人生和创作背景，你会觉得，他无疑是个典型的东欧诗人。但当你读过他的英文版诗集《蓝塔》（美国休顿·米弗林·哈科特出版社，2011年），当你了解了他的经历和视野，当你看到他流畅地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流畅地同别国诗人交流，你会清楚地意识到，他绝对又是个世界性的诗人。在评析萨拉蒙诗歌时，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哈斯认为，兰波，洛特雷阿蒙，惠特曼，赫列博尼科夫，德国表现主义，法国超现实主义，俄国未来主义，美国纽约派诗歌等等诗人和诗歌流派，都曾对萨拉蒙的诗歌写作产生过影响。除去影响和交融，我们也千万不能忽视他的成长背景：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正是在这样的影响、交融和背景中，萨拉蒙确立了自己的声音，找到了自己的指纹。
破碎，即兴，随心所欲，丰沛的奇想，和强烈的反叛，有时又充满了反讽色彩和自我神话倾向，而所有这些又让他的诗歌流露出神秘的气息。诗歌中的萨拉蒙时而愤怒，时而忧伤，时而幽默，时而深情，时而陷于沉思和幻想，时而热衷于冷嘲热讽，时而站立于大地，时而升上太空，时而舒展想象的翅膀，时而又如孩童般在同语言和意象游戏。“……我笑个不停//或者忧伤，如一只猴子。/其实，我是这样的一块地中海岩石/你甚至可以在我身上烤肉排。”他是个艺术幻想家，又是个语言实验者。他注重诗歌艺术，但又时刻没有偏离生活现实。在诗歌王国中，他豪放不羁，傲慢无礼，鄙视一切成规，沉浸于实验和创新，同时也没忘记社会担当和道德义务。在介绍斯洛文尼亚人时，萨拉蒙说：“斯洛文尼亚人从来都中规中矩。”现实生活中，他可能也像他的同胞那样中规中矩。但在诗歌写作中，他绝对是个例外。在诗歌世界里，他可以冲破一切的规矩。他通过否定而自我解放。他只信从反叛诗学。他是他自己的上帝。
二
东欧剧变至今已二十余年。曾有一段时间，一个困惑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在“专制年代”，东欧作家们写出了不少杰出的作品。而到了“自由时代”，杰出的作品却反而迟迟不见。但在读到匈牙利小说家巴尔提斯·阿蒂拉的长篇小说《宁静海》（余泽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时，我意识到，东欧年轻一代的优秀作家正在成长之中。他们值得我们期待。
《宁静海》最表层的故事围绕着母亲和儿子展开，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一部描写母子关系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当代匈牙利，以第一人称叙述。儿子“我”同母亲居住在布达佩斯老城内一套旧公寓里。母亲维尔·莱贝卡曾是布达佩斯有名的话剧演员，美丽，性感，倔强，自尊心和虚荣心都极强。在她的女儿青年小提琴家维尔·尤迪特叛逃到西方后，她的事业严重受挫，前途无望。在此情形下，她决定将自己关在塞满家族遗产和舞台道具的公寓里，整整十五年，足不出户，直至死亡。“我”（维尔·安多尔）是一名青年作家，本应有自己的天地和生活，却被母亲牢牢地拴住。母亲不仅在生活上完全依赖他，而且还欲在心理上彻底控制他，甚至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反对和破坏他的私人生活。购物，照顾母亲起居，料理家务，忍受母亲的歇斯底里和反复无常，在沉闷和压抑的环境中写作，这就是“我”的生活。就这样，母亲将家变成了地狱，将儿子当做了囚徒。十五年里，每次出门，母亲都要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每次回家，母亲又总要问：“你去哪儿了儿子？”而就在这两个问题之间，“四季交替，多瑙河泛滥，一个令人蒙羞的帝国分崩离析”。不知不觉中，外部环境在急剧变化：冷战结束，制度变更，匈牙利社会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可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家庭专制依然如故，地狱般的生活依然在继续。“我”必然要逃脱，要反抗，要不断地透口气，否则，定会窒息。于是，他拼命地写作；于是，当他遇到了艾斯特时，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于是，他沉湎于性，那是最好的宣泄口；于是，母子故事中有蔓延出了其他故事：情人艾斯特的故事，姐姐尤迪特的故事，编辑伊娃的故事。故事套着故事。故事连着故事。到最后，小说与其说是“我”和母亲的故事，不如说是“我”和四个女人的故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和整个社会的故事。冷酷，自恋，专横，荒诞，激情，灵与肉，爱与恨，自由，反抗，依赖，恐惧，乱伦，迷惘，忧郁，孤独、分裂……所有这些，小说中的故事都涉及到了。从母子关系到人性深处，从外部环境到内心世界，从家庭故事到社会画面，小说也一下子有了自然而然的深度和广度。至此，我们会发现，《宁静海》绝不仅仅是一部有关母亲关系的小说。
《宁静海》写得密集，浓烈，大胆，极致，犹如长久压迫后的一场爆发，极具冲击力和震撼力。译者余泽民在译序里宣称：“世上写母子关系的小说肯定不止一部，但是我敢肯定，迄今为止，绝对没有一部能像《宁静海》这样写得如此之狠，如此之痛。”没错，“狠”与“痛”确实能比较准确地形容这部小说。作者实际上采用了一种极端的笔法，一切都往死里写，否则就不足以表达，不足以宣泄，不足以达到最深处。极端的故事，极端的生活，极端的爱情，极端的性爱，极端的关系。一切都是超出常规的，超出常规才有力量，才有看头，才过瘾解气。所有故事又都是隐约说出的，在对话中，在回忆中，在追问中，在胡思乱想中，这就让整部小说充满了变化、起伏，各种出人意料，以及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三
2012年初，花城出版社推出了“蓝色东欧”系列丛书第一辑。其中，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三部长篇小说《错宴》（余中先译）、《石头城纪事》（李玉民译）和《谁带来了杜伦迪娜》（邹琰译）尤为引人注目。卡达莱的小说一般篇幅都不长，人物也不太多，格局似乎也并不大。但他却有深入挖掘和无限蔓延的本领，在深入挖掘和无限蔓延中开辟广阔的天地。
《错宴》的人物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古拉梅托大夫。战争扰乱甚至颠倒了一切。曾经的异国同学却以占领者的身份出现。关键时刻，大夫宴请了这位同学，为了拯救几名无辜的同胞。可宴会中，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达成了什么协议？这始终是个谜，也成为大夫后来蒙冤的直接缘由。爱国者，最终，却背上了叛国者的罪名，成为悲哀的牺牲。这是历史的玩笑和误会，还是时代的荒诞和悲哀？由此，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便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了一种深刻的探究和有力的叩问：对人性、对存在、对专制、对政治、对社会。
《石头城纪事》则通过童年和少年目光来观察世界。这样的目光往往更能抵达本质。叙事也有特别的效果。小说涉及战争，战争中的人性，家庭，民族历史，爱情，革命，权利斗争、巴尔干历史问题等诸多主题。这些主题交织在一起，互相补充，互相衬托，互相辉映，让一部二十来万字的作品散发出巨大的容量。在艺术手法上，卡达莱表现出他一贯的朴素、简练、浓缩的风格。在主题上挖掘，在细节上用力，巧妙而又自然地调动起回忆、对话、暗示、反讽、沉思、心理描写等手法，始终控制着小说的节奏和气氛，让意味在不知不觉中生发，蔓延。这是他的小说路径。这样的路径往往更能够吸引读者的脚步和目光。
而《谁带来了杜伦迪娜》乍一看完全是部侦探小说。作家也确实采用了许多侦探小说的写法。小说中充满了一个又一个谜。而斯特斯上尉也努力地在破解一个又一个谜。但就在最后的一刻，当斯特斯上尉宣布一名死者（康斯坦丁）带回了杜伦迪娜时，小说一下子获得了艺术的深刻和升华。对此，作家赵荔红理解得特别精准，也点出了小说的主题：“关键是一种‘承诺’的信念，找回一种期待与希望，具体如何带回杜伦迪娜的细节并不重要。正如‘基督复活’说法，关键是一种等待，一种信心，有了这样信念，哪怕是最远的罗马人，异乡人，都会得救。这是保罗从耶路撒冷直到罗马所宣扬的。保罗曾是追捕传播‘耶稣复活’使徒的税吏，却变成最有力执着的门徒之一。小说中身为警察的斯特斯，一直不相信康斯坦丁复活之事，最后却宣布：杜伦迪娜确实是被康斯坦丁带回的。他相信，是所有人，透过康斯坦丁，带回了杜伦迪娜，无论生者、死者，只要有承诺在，都可以带回杜伦迪娜。承诺，是一种崇高力量，代代相传，成为一种传统，会突破生死，突破种族、宗教、政治、法律，能让阿尔巴尼亚在严峻的世界形势以及晦暗不明的未来中生存下来。承诺，就是希望本身，就是家园和祖国。”
2012年11月写于北京
（原载于2012年12月26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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