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在网络旋风和出版市场的带动下，呈现出多元化格局，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要。而隶属于文学的诗歌，相比于九十年代的沉寂和宁静，其在新世纪的创作则更显活跃，更富生机；同时，在这活跃和富有生机的背后，诗歌自身诸多的内部困境和外在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这十年，是一代诗人由青春写作向中年写作转型的十年，也是诗人们写作环境相对稳定的十年。从一种思潮，到另一种思潮，从一种经验，到另一种经验，其精神流变都融合在这十年的历程中，它们一起推动着新世纪先锋诗歌朝向更智性丰富也、更具创造性的境界迈进。
 
   
　　“下半身写作”是一群年轻人的诗歌反叛运动，主体是70后诗人，兼及部分60后和80后诗人，它之所以没有在“第三代”诗人和部分“中间代”诗人身上发生，其原因在于新世纪环境的变化和文学观念的更新。2000年，24岁的诗人沈浩波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创办了民刊《下半身》，这可以说是新世纪诗歌写作的一个起点与标志。他们以反叛者的姿态“闯”进诗坛，为先锋诗歌创作带来了一股活力和生机。他们之所以在后来引起争议，主要还是其出格的宣言和创作观念。比如沈浩波本人提出的“下半身写作”概念：“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注意，甚至是肉体而不是身体，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①这一惊世骇俗的言论，之所以能在新世纪初的诗坛引起轩然大波，是因为它带有一种狂欢性、极端性和痛快淋漓之感，这对于整个九十年代甘于沉寂的诗歌现场，的确是一次不小的精神冲击。
　　在“下半身写作”运动中，除了沈浩波与朵渔这两位核心人物之外，还有南人、尹丽川、巫昂、李师江和阿斐等，他们的言论和诗歌实践，同样因年轻气盛而显得生机勃勃，且富有革命性的叛逆精神。在提出“下半身写作”概念之前，这些年轻诗人在写作上大都没有充分的理性自觉，完全凭着一种惟我独尊的冒犯精神冲进场内，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以剑走偏锋的姿态，在创作之初就完成了奠定自身地位的奋力一跃，这是前卫意识的高涨，也是先锋精神的体现。以当年的成就来看待“下半身写作”群体，他们应该是突围的一代，是将沉闷玄奥的九十年代写作从尴尬处境中解放出来的一代。尽管有人认为他们的写作观念与实践，属于哗众取宠之举，不过是为了吸引眼球。但不管怎样，他们的这些举措和观念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却早已越过了当初单纯的想法和目的，而达到了对整个诗坛的震动乃至颠覆，确实引人思考。
　　争议归争议，这一持续了近五年的诗歌创作潮流，在沈浩波、朵渔、尹丽川等人那里，获得了积极响应。虽然他们因气味相投而形成了一个文学小团体，但是，只要我们阅读了其新世纪以来的作品，便会发现：他们每个人的写作，都有着不同的面貌，也因此呈现出各自的独特价值。沈浩波是对“下半身写作”观念实践得最为彻底的诗人，他的《淋病将致》、《一把好乳》等有着“下半身”倾向的作品，有人为之叫好，但更多人持批判态度。而沈浩波有他自己坚守的信念，有些问题，他在反思，并试图转型；还有些东西，他则一直在坚持，比如先锋精神。他以不妥协的姿态，反抗了道德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对身体的不遮掩、不回避，则是他这十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的理想。他从不掩饰一种内心的“恶”，情色、性和道德的无畏，都经常出现在他的诗歌中。但除此之外，沈浩波并不是没有求真意志，尤其是在诗歌介入时代上，他也拥有担当情怀。他那种对假道学的嘲讽，对无聊抒情的鄙视，在其创作中都有体现。在《文楼村纪事》等富有现实感的作品中，他以诗人的良知切入时代的脉搏，透视社会的暗处，那种野性和原始的力量，虽不乏偏执，但确实能从一定程度上照亮新世纪诗歌趋于无力和黯淡的那些角落。这不仅是诗人对“下半身”时代写作的一种平衡，他更是在创造的意义上，为自己的诗歌定下了瓷实厚重的格调。
　　相对于沈浩波的“彻底”与非理性来说，朵渔在写作观念和实践上，要显得更为内敛。他的深沉、节制，是出于一种修养和气质，也是其真性情的体现。对于“下半身写作”，朵渔当年的观点是：“不再为‘经典’而写作，而是一种充满快感的写作，一种从肉身出发，贴肉、切肤的写作，一种人性的、充满野蛮力量的写作。”②评论家谢有顺后来在《文学身体学》中，专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下半身写作”持完全否定态度，会失之简单，“你只要认真读他们的宣言，便会发现，这里面有着强烈的反抗意义，也包含着很多有价值的文学主张，它既是对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反身体的文学的矫枉过正，又是对前一段时间盛行的‘身体写作’中某种虚假品质的照亮。”③反抗这个词，是谢有顺对“下半身写作”群体的一个价值定位，他充分理解了这些惊世骇俗言论的本质所在。朵渔的诗歌，虽然最不像“下半身写作”，但他的反抗，却是深入骨髓。对于“下半身写作”的反思，也只有朵渔更显理性：“我理解的下半身在思想上是一种冒犯，在写作上是一种冒险，在精神上是一种自由。它反对一切不自由，反对一切教条、规矩、说法、主义，它很可能还会反对它自己。”④十年之后的坚持与反思，是朵渔的写作越发深邃的表现。他懂得如何让自己立于一个高度，既不作曲高和寡的独唱，也不作迎合媚俗的讴歌，而是竭力去保持内心的高洁，以求得个人写作的尊严。
　　之所以将“下半身写作”纳入到新世纪诗歌写作精神流变的范畴，不仅仅是因为这一诗歌事件的重要性，更主要的，还是在于这群诗人的或隐或显的创作变化。他们在新世纪十年所走过的路，更富代表性与活力感，也最能显出中国先锋诗坛在这十年来的一种演变轨迹。“下半身写作”的概念已然成为历史，而它的影响还在继续，其历史价值不容忽视；它的现实价值则在于，诗人们各自的写作尝试，十年时间已大有不同，这是诗歌艺术多元与丰富的前提，也是文学冒险精神的根本。
 
   
　　如果说“下半身写作”在新世纪初的兴起，是年轻诗人为了创新而突围的话，那么在此之前的“盘峰论争”，则是对九十年代中国诗坛分化的一个总的清算。至此，两派立场鲜明的诗歌群体，开始在新世纪进入了各自的写作轨道，这种宁静的沉默，其实是一条隐秘转型之路。在论争当初，有人将这两派的对立解读为利益和话语权之争，而后来，则有诗人将其理解为诗歌内部的纷争，认为其利大于弊。
　　不管我们现在如何看待十余年前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的水火不融，以及此后两三年时间的持续对立，两派立场的代表诗人们依然在新世纪各自坚持写作，并顺着一条趋同的道路前行。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的论争中，两派的对立，主要集中于双方的相互批判。持民间立场者指责知识分子诗人过于“端架子”，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热衷于制造语言迷津，将诗歌写作神秘化，玄学化，缺少日常性，让人无法产生亲近感。而知识分子诗人则指责民间诗人不庄严，没有承担精神，在重大事情上处于缺席状态，而且创作上的随意性、口语化和非诗化，让诗歌失去了真正的诗味。这是两派诗人各自所持的明确立场，他们的相互批评，现在看来，其实也正反映了各自不同的诗歌美学观。这不是雅俗的分野，也非高下的判别，而是他们对诗歌之语言和精神的理解相异，在一种多元化的氛围中所呈现的选择有别。这对于诗歌本身来说，可能当属好事。
　　虽然后来在网络上，民间写作内部的诗人们也因观念之争有过“内讧”，甚至不乏相互谩骂与人生攻击，但是，他们的美学趣味大致是趋同的。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衍化、合流，随着网络的开放和诗人们中年写作的临近，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他们之间不再像以前一样势不两立，其分界与隔阂越来越小了。“盘峰论争”之后，两派诗人并非没有反思过，他们之间的相互指责，不能说毫无道理，因为各自都抓住了对方的致命缺陷作不遗余力的批判。这种意气之争，当时看来虽缺乏风度，但事过境迁之后，我们发现，他们在写作方向上微妙的变化，无不与论争之后潜移默化的相互影响有关。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诗人的职责乃为语言创造和精神启蒙，在这一大前提下，知识分子诗人与民间立场诗人之间的分野，也就日渐缩小为诗歌内部美学趣味的相异。当他们面临共同的环境，尤其是消费社会和网络时代的来临，这些因素对他们之间减少分歧，也或多或少起到一定作用。他们各自放下姿态后，其写作还是基于直指诗歌的本质。不管是知识分子诗人，还是民间立场诗人，他们在新世纪十年的创作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向本土和传统的回归。如果说之前向西方学习，只是对技艺的模仿，那么后来转向本土和传统，或许就是境界的提升。无论是西川、肖开愚、王家新、孙文波、黄灿然，还是于坚、韩东、杨克、李亚伟、宋晓贤，包括翟永明、路也等女性诗人，在新世纪的写作，都越来越强调一种入心的、富有历史感的对话态度，这是理性回归的体现。在九十年代强调叙事和形式的知识分子诗人们，新世纪以来，他们也尝试着作深度抒情，比如欧阳江河的《泰姬陵之泪》、桑克的《历史》等作品，在此转变上就显出了一种历史的回声和自觉的意识。而新世纪于坚等民间立场诗人的写作，在承接中国古典和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于日常书写中加强了审视的力度，且在不断的探索中确立了自己的精神标高。两派诗人们前期生命体验的完成，在新世纪十年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以此力避空洞和晦涩的无聊书写，这正是知识分子诗人与民间立场诗人在话语风度上走向成熟的标志。
　　新世纪十年，两派诗人一起见证了诗歌愈来愈边缘化的态势。在相对喧嚣的网络文学面前，诗歌应该保持一种宁静和宽大的情怀，诗人也需相应地拥有一份平和与超然的心态，这是两派诗人能够逐渐消弥界限，让诗歌回到生命现场与本质的重要基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诗人的玄学化写作已有改观，而民间立场诗人的口水化和非诗化创作，也在他者批判和自我反思中有所收敛。
　　不考虑两派诗人之间的个人恩怨，仅从他们在新世纪十年对写作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来看，也是对话多于对抗，相互的学习与包容，多于彼此的不屑与交锋。尤其是在新世纪十年中成长起来的力量，像一些70后与80后诗人，既不归属于知识分子写作，也不属于民间立场，他们凭借兴趣选择自己的美学口味，写作方向也更为明晰，因此，他们在促进两派诗人的合流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沟通作用。在诗歌遭遇消费主义和功利化现实面前，两派诗人已不需要为细小的美学分野而大动干戈，如何在一种创造性书写中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才是诗人们写作的当务之急。从这十年两派诗人的诗歌创作情况来看，他们大都跳出了分野的局限，而将以前一些模糊的创作观念明确化和清晰化了，同时，也将一种二元化的创作引向了另一种多元化的格局。
 
   
　　知识分子诗人与民间立场诗人，他们之间由九十年代的分化到新世纪十年的合流，其实代表了现代诗歌的一种趋同意向，即由之前过分强调技艺，到后来更为关注诗歌的思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对于讲求语言创新的诗歌来说，其思想性体现，一直以来就处于隐而不显的状态，但这并不代表诗歌的思想性不重要，这或许正是诗人提升境界的一个砝码。
　　在新世纪之初，“下半身写作”的兴起，网络力量的介入，各种官刊与民刊的积极参与，让先锋诗坛看似多元杂糅，热闹非凡，其实也面临着内在的危机。读者的大面积减少，诗人就是疯子和小丑的声音不绝如屡，诗歌在朝向一个票友化、即兴化的泥淖沉陷。当有些诗人沉迷于制造概念，或以隐蔽的方式作极端的语言实验，他们收获的，也无非就是诗歌的虚名；而还有些诗人，则热衷于快速成名，在网络上不断地炮制无难度和浅表化的诗歌，追求数量和点击率，有时不乏恶搞与戏谑的成分，以吸引读者；更多的诗人，则写一些既无多少技术含量，又缺乏思想价值的诗歌，少原创性，无力量感，让人从中看不到一丝亮声，也体验不到一种诗性快感和自由精神。我们读了一千首诗，也像是读了一首，千篇一律，不痛不痒，小情小调，平庸成为了一种潮流。对于这些困境，清醒的诗人们也并非意识不到，他们在如此环境下知道自己面临难题，而如何摸索到处理难题的途径，如何寻找解决困惑的突破口，对于边思考边写作的诗人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当越来越多的诗人意识到这些问题，就必定有清醒者站出来，为收拾这残缺的局面而自我反思、出谋划策，并身体力行。
　　在新世纪十年的后期，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其变革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有担当意识的诗人们，出于敏感的天性，也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他们开始介入时代现场，去与社会的黑暗和现实的残酷作短兵相接的碰撞。此时，萨特提出的“介入的写作”，开始为诗人们所重新关注，并一度成为当下文学的价值准则。在我看来，部分诗人的写作转向，与整体大环境有关，尤其是在新世纪十年的后几年，因国人对自由民主权利的诉求，一些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和反抗的声音，也通过诗歌得以表现出来；诗人们在日常生活的体验中，重新获得了理性的认识。像多多、西川、于坚、韩东、蓝蓝、雷平阳、余怒、张执浩、李以亮等诗人，都将笔触伸向了时代的底部，去作社会深水区的思想探险。而在年轻诗人中，像杨典、孙磊、吕约、朵渔、宇向、沈浩波、李寒、黄礼孩、阿斐、旋覆、胡桑、郑小琼等，也开始进行自我承担。在当下语境中，他们既不可能远离时代作“远方的想像”，又无法完全在时代面前缺席。他们只能从个人主义视角，沿着时代的小道，去沿途观察，去发现和创造。毕竟，狂欢过后，乖张的面貌原形毕露，清醒的诗人们还是感知到了及物写作的重要性。因此，一些反功利的价值观又开始回到了有良知的诗人的视野中来。当很多人在现实的压力下归于乡愿和犬儒时，作为“时代的孤儿”，诗人们依然要背负沉重的担子前行，以寻找到更为坚实的地基，更富理想主义精神的公共价值观。
　　在新世纪十年，由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朵渔，从当初的个人美学趣味，向更高境界的承担美学靠近，直至最后介入时代内部，作发人深省的追问。他不仅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去对民众作深度启蒙，而且他在创作实践中，更将一种道德的伦理置于失败主义的困境中，去接受来自时代与社会的检验。从《妈妈，您别难过》到《大雾》，从《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到《高启武传》，朵渔在写出一批引起强烈反响的诗作后，直接提出了“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种观念，可能会招致很多人的不屑，但是，他仍然义无反顾在严峻的时刻道出了诗坛的真相，指出了诗人的职责。
　　除了介入现实之外，在新世纪，还有一些诗人沉入到对历史的解读中，这也是思想写作的重要范畴，像西川、柏桦和轩辕轼轲等诗人，都各自写出了历史的内在之美。尤其是柏桦，早在九十年代，他就开始了历史写作的尝试，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历史的独特看法。而在新世纪，他从晚明历史中读出了江南知识分子的才情与气节，为此写出了长诗《水绘仙侣》，不仅形式新颖，而且也透出了几分灵气与生动。此后，他又尝试“史记”系列的写作，由“文革”十年往前回溯，直至辛亥革命。他的历史书写，虽然更多的还是从个人角度对历史场景进行还原，难免欠缺深度性。然而，他这种以史为鉴的诗歌策略，相比于当下绵软的自我书写来说，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且不失厚重大气。
　　诗人们之所以在新世纪十年将视角对准现实与历史，作精神的透视和思想的启蒙，还是在于一些诗人将自我觉醒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他们在思想写作上的开拓，反映出了诗人由青春写作向中年写作的转型，这是新世纪诗人们所必经的诗歌之路，也是他们充分体验诗歌艺术价值的精神契机。
 
 

 
　　在新世纪十年，虽然也很多诗人叫嚣着介入时代，但他们的介入，可能就是在某纪念日或运动来临时，写一些应景的文字。在“非典”时期，歌颂白衣天使；在冰雪灾难来临时，赞美救灾义士；在地震之后，写抗震诗；在奥运会来临之前，写奥运诗。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以重大事件和活动为主题的诗歌创作热潮。这种口号式与标语式的写作，是否该称为“介入的写作”？其介入的基点又在何处？是单纯的美学想像，还是为辨别真相而有的承担？如果一个诗人总去写命题作文，那他的品味与格调，我们可想而知。对此，稍有一点诗歌常识的人，估计也会明白，这样的作品在当下文学场域中究竟占据了什么样的分量和位置，而诗歌又在这里充当了一种什么样的工具和角色。
　　新世纪之交，诗歌遭遇了网络，这为其带来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是诗歌变了，还是诗人在变？诗歌与网络的结合，是否能成为诗歌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当诗歌以网络作为载体后，与诗歌的纸质时代有何不同？对于这些问题，诗人和学者们都在思考，并试图作出判断和分析。最终，答案也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弊大于利，应该反对；有人认为形式虽变，但本质未改；还有人则将此理解为一种趋势，我们只能顺其自然地接受。这样一来，每个诗人的言论似乎都有他们的道理，每个学者的判断都有其合理性，然而，问题的结论一旦多元化，最后往往也就不了了之。在我看来，网络给诗歌的传播带来了便捷，活跃了诗人的心性，让其视野得到了拓展，促进了诗歌创作的丰富，这一事实，无可争议，但是，诗歌的本质并不会因为网络的介入而发生改变。应当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网络的低门槛、随意化和开放性，也让诗歌写作呈现出了无深度、游戏性和模式化的倾向，而如何克服这些弊端，很多诗人在思考和摸索，批评家们也在提醒与告诫，其结果也非三两天可见成效。先撇开这些不谈，最重要的是，看诗人怎样在写作时不去过多考虑外在的因素，而是琢磨如何直抵诗歌内部的精神核心。
　　新世纪十年，诗歌似乎是一度繁荣昌盛了，诗人们搭上网络这趟车后，一时间论坛、社区和BBS上，到处可见诗人出没的影子。网刊代替了民刊，成为一时热门。而不久之后，对于钟情于纸质阅读的人来说，网刊因匮乏质感、缺少足够的吸引力而渐趋没落，装帧精美的民刊，此时又“卷土重来”。网刊和民刊于新世纪的轮回，也反映出了诗人对网络虚拟性的认同感在变化。除了民刊与网刊的轮流繁荣，还有大量公开出版的专业诗歌刊物，在新世纪也由年刊变季刊，由季刊变双月刊，由双月刊变月刊，甚至由月刊变半月刊和旬刊，在诗歌越来越边缘化的时代，却出现如此局面，这是否是一种反常？这些变化给人的一个印象就是，诗歌再次繁荣了。但明事理者自有他们的清醒：诗歌刊物办得再多，诗歌发表数量再大，但创作水平没有提高，也不过是一些人的自娱自乐和虚幻的假象罢了。
　　纵观新世纪十年的诗坛，诗歌在取得诸多成就的同时，更多弊端也随之呈现出来。其中摆在所有诗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十年来，诗歌的经典化遭遇了瓶颈。相比于八十年代靠一首或几首诗成名者，现在有的人即便发表了几百首诗，也还有可能无人知晓。更多的好诗，都被淹没在了浩如烟海的作品里，从而失去了成为经典的机会和可能。何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其实，经典弱化的症结，最终还是因为诗人们在创作上难见精彩，就如同学者罗振亚先生所指出的，“如今诗坛最大的问题是整体感觉平淡，缺乏明显的创新气象与强劲的冲击力。”⑤在这样一种整体平淡的形势下，优秀之作，我们又从何处寻找呢？诗歌虽是少数人的事业，但脱颖而出者仍是挖掘经典的保证。这一诗坛困境，值得继续关注。
　　当然，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诗坛困境，还有像朦胧诗人们重拾诗笔，曾经“下海”的“第三代”诗人纷纷归来，女性诗歌与江南写作渐成气候，打工诗歌与底层写作的“仿真化”，博客成为了诗歌写作新的增长点，这些都是新世纪诗坛流变的现象。当“梨花体”和“羊羔体”在网络甚嚣尘上并被媒体不断放大后，诗人的小丑形象越发显得突出，混子和官员成为了诗人，似乎就是一个笑话。别人在嘲笑诗人，而一些诗人也在自我取笑。这些现象都透出诗歌在这个时代的正常性与非正常性。正常性就是还有人需要诗歌，它仍然是国人最古老的表达情感的出口；而非正常性，则是诗歌在当下成了另类的代名词，无法唤起普通民众的信任和认同。当那些注重形式感和实验性的诗歌写作渐失读者时，诗歌如何向内转，往精神深处进发，最终能够被社会正常对待，这就成为当下诗人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在这个文学已越来越模式化和体制化时代，诗人应该是焦虑的，诗歌应该是向内的，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暴力和人生狂欢。诗人在书写现实时，拒绝精神造假，探寻真相，作语言创新，这只是诗歌美学的一部分；而超越自我，创造更多的可能，让诗歌富有存在感和预见性，则是其美学功能的另一个重要部分。二者并行不悖，才可能是下一个十年先锋诗歌之正大一途。
 
[注释]
 
①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杨克主编《2000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544页。
②朵渔：《我现在考虑的“下半身”》，杨克主编《2000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564页。
③谢有顺：《文学身体学》，《花城》，2001年第6期。
④朵渔：《羞耻的诗学——关于“新世纪十年诗歌”的个人回忆录》，泉子主编《诗建设》，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页。
⑤罗振亚：《“乱象”中的突破及其限度：21世纪诗歌观察》，《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注：此文刊发于《东岳论丛》2011年第12期，感谢恩师罗振亚先生，感谢张清华教授。

作者简介：刘波，男，1978年生，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在《南方文坛》、《文艺争鸣》、《文艺评论》、《当代作家评论》、《诗探索》等刊发表评论文章多篇，出版有专著《“第三代”诗歌研究》。于“诗生活”网开有评论家专栏，获得《诗选刊》杂志“2011中国年度诗歌评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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