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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祖父贿考案的醒世价值

(2009-07-06 0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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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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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分类: 随笔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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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员合影(图片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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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祖父贿考案的醒世价值

 

    年年高考,年年曝出考场舞弊案。如果说,考场内的作弊是民间所为,那么,考场外的贿考则是官场所为了。作弊也好,贿考也好,在法律上、在生活上尤其在道德上总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由此,想起了大家熟悉的鲁迅祖父的贿考案。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生于1838年,是丁卯年(1867年)中的举人,同治十年(1871年)中的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周氏家族中第一个考中进士又点了翰林的人。曾外放为金溪知县,不满三年被参劾去职。以后,他在退职后先花钱捐了一个“同知”,后又捐升内阁中书,候补九年后,光绪十四年(1888年)补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这是周氏家族弃耕经商、踏入仕途的最大辉煌。1893年农历除夕,因鲁迅的曾祖母溘然长逝。周福清从京城急返回家服丧。

    第二年秋天,浙江举行乡试。周福清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虽然以前屡试不第,但这次仍然准备再考。另外还有周家的五户亲友,也均有人应试。他们打探到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同榜进士,便凑了银钱一万两,恳求他去贿赂考官,以求中举。周福清虽知此事不妥,也曾踌躇不决,但最后还是心存侥幸,决定铤而走险。于是,他给殷如璋书写亲笔信一封,内附银票一万两。

    周福清考虑到当时考官出京为防舞弊的“三不准”规定(不准会见亲友、不准外出拜客、不准收发信件),同时到地方后更要处处受到考试监督官的监督。于是便思忖再三,在京官南下赴杭必取道的苏州,带仆人陶阿顺专候。九月七日,殷如璋的船只抵达苏州停泊在阊门码头。周福清随即差陶雇小船,设法靠近殷的官船将信送上。恰巧副主考周锡恩在主考船上聊天,殷接信后,不便拆阅,搁于茶几,仍与副主考叙谈。也合该出事,素来办事精明的仆人陶阿顺,唯恐银票有闪失,竟在船下高声嚷道:“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此时,殷为示清白,将信交周锡恩启阅,于是案发,一直惊动了朝廷。虽然浙江一些官员为周请罪,但光绪皇帝坚持对周福清施以“斩监候”(相当于现在的“死缓”吧)重刑。周福清在省城监狱度过七个春秋,到1900年刑部大赦才得以出狱。周福清的下狱,再加上鲁迅父亲的牵连病故,使周家彻底破落。

    周福清案发时,鲁迅只有12岁。对于这场家族的大变故,鲁迅曾在自叙传略中写道:“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对这段历史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讲到:“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人都处了死刑,有时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况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 从此,周家“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给少年和青年的鲁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创痛。

    周福清之所以铤而走险,不外乎是为了自己的儿孙。他从小读书,走的是一条当时读书人走的科举路。经过寒窗苦读,他考中秀才,后又在30岁那年考中进士,并被点了翰林。他在京城等了几年,终于被放外任,到江西省金溪县当了个七品县官。周福清生性耿直,办事认真,处理案件细致,百姓来打官司,随到随审。他一身清廉,还要靠借债生活。衙门里的师爷小吏跟他受清苦。于是怨言四起,被人奏了一本遭到革职。周福清一直有个心病:自己的儿子周用吉(字伯宜,鲁迅和周作人的父亲)虽已是秀才,但接连几次乡试都未能中举。当绍兴五家有钱秀才凑银托周福清去买通关节以乡试中举时,他的心动了:既然五家人愿意出银万两,只要自己出面周旋说情,便可省去一份贿银,对己对人都有好处,最终决定去铤而走险了,结果闯下了杀身之祸。 

 

http://misc.home.news.cn/public/images/original/00/29/D9/26/26.jpg

收藏于民间的清代真人画像:56岁贡生全家福

 

    由鲁迅祖父贿考案,又想起了张居正科举舞弊案,可能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明神宗宰相张居正,可称明朝“宰相第一”。他是一个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的好人,其中一条重要错误就是没有过好“子女关”。万历初年,张居正长子敬修会试落榜,张居正很不高兴,就给考试官“小鞋”穿,还停止当科的“馆选”。万历五年,张居正次子嗣修应试,顺利地进入殿试。初定名次,嗣修居四。张早已买通了皇帝左右的太监,把前二名卷子挪到第三第四,原来的第三第四摆在上面,于是皇帝照太监捧来的卷子顺序一念,嗣修便中了进士第二名“榜眼”。万历八年,张居正三儿子茂修应试,他亲自写了一篇“策问”,叫儿子背熟,殿试时一挥而就,果然中了状元。长子敬修也同榜中了二甲十三名。三儿子中状元后的第三年,张居正得病而死。据说他还有第四、第五个儿子,年尚幼。故有人作诗云:“状元榜眼尽归张,岂是文星照楚乡。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必定探花郎。”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后尸骨未寒,神宗就抓住张居正许多罪行,其中就有“以巍科私其子弟”一条,下诏查抄家产,扫地出门。张居正的长子敬修在酷刑下被逼自杀,次子嗣修革职,三子茂修流放充军。当然,此中原委很复杂,但为儿子“开后门”科场舞弊不能不说是被反对派抓住的一个致命的把柄。

    中国人历来家庭观念极重,又极为看重功名。《红楼梦》里“好了歌”唱尽此中“精髓”:“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古往今来,望子成龙之心,人情之常。为儿孙谋取科举功名的,千千万万!然而,如果为儿孙借权力侵蚀科举,悖理违法,最终不仅害己,也将贻误子孙。鲁迅祖父贿考案,在今天对我们仍有现实意义,仍具有醒世价值。何川洋、罗彩霞等干部子女高考舞弊案揭露后,他们的父母已经受到党纪国法惩处,他们本人也将受到应有的处理。最为严厉的是,他们的心灵将从此受到道德的谴责,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为此,所有应试的学生家长当戒,尤其是学生家长中的领导干部当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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