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先生说过，诗歌最早是和舞蹈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诗歌原先是语言、音乐、舞蹈的结合。后来，舞蹈先离开了诗歌。诗歌和音乐的结合维持的时间比较长远一点，而到白话诗产生之前，中国的诗歌几乎只是文字、语言的产物了。
有一个问题是写诗的人应该注意的，那就是文字和语言的关系。即使在大众文化发达的今天，文字和语言依然是不一样的。很多口头语言中很生动的内容，在文字里是无法出现的，这也是大众文化中，电视剧比小说更受欢迎的原因。而在中国诗歌的历史上，文字和语言的两极分化更加明显。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虽然《诗经》早已成为经典，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诗经》中的作品，大多都是当时百姓口头语言的精华，尤其以《风》为代表。这些作品几乎都没有作者，明显是百姓中间相互传唱的结果。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采风”一词，也来源于此，就是说，是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寻找智慧的结晶。
口头语言与记录文字的差距几乎在各个古代文明中都存在，在中国古代也不例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记录工具的复杂、昂贵，使得记录文字必须精炼、概括；二是等级制度中，文化是区分等级差异的手段之一，使得掌握文化权利的某些人，必然将自己的记录文字与百姓的口头语言区分开来，以显得自己的高人一等。这两个原因造成中国历史上雅和俗的话题。
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在汉代得到了制度化的确认，从那时候开始，诗歌作为文学中的一个形态，越来越书面语言化，越来越远离口头语言。因此，汉代优秀的诗歌作品不多。唐宋两朝，中国的诗歌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韩愈等人所倡导的“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从字面上看是一种复古的意思，实质上是对汉代以来书面语言僵化的批判。“古文运动”希望恢复古代汉语的纯朴、生动和简练，反对文字的华丽、工整和堆砌。其中的原因在于，古代汉语与当时的口头语言更接近，所以更生动。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或者说，即使韩愈等“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后继者也不可能摆脱文化上的等级形式，因此，“古文运动”在历史上留下的更多的是它的形式，而其实质则多少被掩盖了起来。
与“古文运动”相伴随的就是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和诗歌作品。在唐宋诗歌作品中，口语化倾向其实十分明显，例如“天生我材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正是江南好风景”等等。唐初时候，有几个诗人上酒楼，为了证明谁的诗名更大，他们打赌，看酒楼的歌姬唱的歌，哪位诗人的作品最多，哪位就获胜。这个故事充分说明，唐朝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发达，是因为老百姓喜欢它，需要它。所以才会有白居易写完诗后，要先念给老太太听的佳话。
宋朝的诗歌在口语化倾向依然存在。例如张俞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杨万里“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等。在这个倾向中，最具代表的是女诗人李清照。虽然苏轼也经常使用口语、俚语，但是，李清照对于口语的偏爱是其他诗人所不及的。这也许是因为身为女性，在那个年代，李清照没有强烈的文化等级追求，只凭自己的喜爱。
宋代诗词的另一个倾向就是格律化。对于格律化，后世人们有一个误解，以为那就是诗歌的规则。其实，格律化的出现，是诗歌要求被广泛传唱的结果。那时候的市井文化中，音乐是重要的内容，言传身教的音乐习惯，使得一些经典唱段、经典唱腔被固定下来，诗词是为了配合那些唱腔或唱段，长短高低便有了一定的要求。其实在格律诗中，某些地方加一两个字没什么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唱的时候多一点切分变化而已。某种程度上说，宋代的格律诗，是诗歌流行的社会化分工，流水线制造的要求和结果。
元朝的外族统治使得以汉人为主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失去了文化上的优越感，矫揉造作的雅文化依然存在，但是已经变成无人喝彩的独自欣赏。元朝最优秀的诗人是关汉卿之类的剧作家，他们求不得功名，只能靠写剧谋生，因为，市井戏剧是当时主要的文化经济形式。看看关汉卿的作品，就会发现，大量的口语被恰如其分地运用。
明朝之后，为了恢复汉族文化传统，唐宋的艺术成就成为楷模，但是，很快便矫枉过正，格律诗失去了原先存在的真实意义，渐渐变成诗歌的束缚。因此，明清两代，优秀诗歌越来越少。
清朝灭亡后，白话文运动以及白话诗歌，其初衷是值得肯定的，就是要消除僵化的书面语言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企图使文学艺术重新获得现实的生命力。然而，在白话诗歌运动中，有一个因素影响了白话诗的发展。中国以前的诗歌不论在那个年代，都有一定的制约，或者说是规则，最主要的就是音乐。这种音乐包括外在的音乐，和汉语自身的乐感、节奏感等。但是，白话诗出现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制约和规则，诗歌创作随心所欲，因此，优秀作品也有（例如徐志摩），垃圾作品也很多（例如胡适）。
正当白话诗慢慢寻找适合新时代的发展方向时，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一个发展方向，极大地左右了白话诗的发展，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白话诗的唯一发展方向，人们称之为“现代诗”。所谓现代诗其实就是运用西方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写作技巧来创作中文诗歌。这一倾向之所以出现，并且形成潮流，实在是因为白话诗发展多年后，依然找不到白话的理论，找不到白话的规则，因此，不得不急功近利地采用“拿来主义”，简单化地采用西方的理论，西方的规则。
“现代诗”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压抑了一段时间，当然，在这段时间里，也确实没什么优秀的诗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北岛、舒婷、顾城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再次将现代诗发扬光大，使得现代诗达到了一个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成就，很快便直线下滑。现代诗在21世纪，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专家的研究对象，而非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
现代诗之所以会如此迅速地落败，关键就在于它的理论不适合中文，它的技巧不适合汉语。即使有所启发，作用也很有限。现代诗大多都成为难以理解的书面语言，同当今中国社会的口头语言相去甚远，例如顾城写道：“耶稣的痛苦正合乎它生前锯好的木料/吊上去”，“真的/有时慎细慎细/饮缀她耳边的寿字和福字”等。
当然很多现代诗也非常口语化，但是，那仅仅是一个形式，形式上的口语化，并没有带来内容上日常熟悉的感受；例如顾城写道：“我把刀给你们/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杀人是一朵荷花”，“花像张大网/晃着临走的鞋子”等，确实很口语化，但是你搞不太懂究竟是什么意思。
现代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内容有些直接成为西方社会观念或文艺观念的注释，同中国百姓的兴趣喜好相去甚远。读解现代诗像是在猜谜，而且这种猜谜远没有传统的灯谜、字谜那么有趣，猜了半天，往往还没有标准答案。太多的个性，太少的共性。个性不一定可爱，共性不一定正确。也正是在上述这些意义上，我在《顾城之死》和《朦胧的尾声》中提出，现代诗已经看到了尽头。
朦胧诗作为现代诗最发达的一个分支，它的几个代表人物，顾城是比较特殊的。顾城有着较好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基础，因此，与他同时代的诗人中，顾城的作品传播最广、最长久。顾城在新西兰的时候，其实已经意识到按照西方理论的方式无法创作出好的汉语诗歌。这种意识也许是被动的，因为他不懂外语，不愿学外语。但是，这种被动使得顾城在诗歌创作上，比同时代人领先了一步。当然，这一步刚刚跨出，甚至还没有落地，顾城便死了。他来不及彻底改变自己的诗歌创作方向，他原来的创作方向随着他的死亡一起走向结束。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在抛弃以西方文艺理论为主导的发展方向时，也不能像有些观点那样，希望简单恢复格律诗的传统。毕竟，当今中国人的口头语言已经同100年前有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的诗歌未来的发展方向依然是要努力接近最活跃的、现实社会的口头语言。近几年，有些类似诗歌的东西在社会上悄然流传，例如：“一等男人……，二等男人……，三等男人……”，“红旗不倒，彩旗飘飘”之类。虽然在内容上比较粗俗，但是这些民间自由创作已经具备了21世纪真正中国诗歌的雏形。此外，流行音乐的发达，也将促使汉语诗歌获得巨大的发展。例如屠洪刚演唱的《霸王别姬》，其歌词称得上是一首很不错的诗。
反观我们的现代诗人以及步其后尘的现代诗学徒们，依然清高地把现代诗当作艺术的象牙塔，拒绝群众，自我隔离，甚至鄙视流行艺术，这种现代诗还会有生命力吗？
匆匆写完，有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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