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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歌戈，胡陈郭！下九流，艺术家？(2006-04-03 22:08:44)
事情由来比较简单，郭德纲在国内相声主流领域混不出名堂，走了一条回归剧场的传统路线，结果名声鹊起，红遍南北。陈凯歌拍了一部很无聊的电影，被胡戈调侃了一把，陈大师勃然大怒，要起诉小胡，说了一句“人不能这么无耻”，结果犯了众怒。几件事情本来关联不大，我却要把他们连起来说说。
郭德纲最可贵的一点是，他很清楚是谁在养活他，因此，他对自己的衣食父母不断地表现出恭敬和感恩。养活郭德纲的衣食父母，其实就是愿意花时间，并每次花10元钱到剧场来看他表演的普通百姓。郭德纲不仅在态度上时刻怀抱感恩之心，而且在表演内容上也力求让那些观众们满意。正是基于这一点，观众也给予郭德纲很大的回报。在这个问题上，陈凯歌的表现则比较差劲，他似乎不明白是谁在养活他。
如果有人拿郭德纲的相声作品，加工成一个讽刺、调侃的东西，我相信，再怎么传播，郭德纲也不会做出起诉人家的举动，反而会把它当作提高自己，让观众更加满意的契机。这就是招人喜欢的郭德纲与招人厌烦的陈凯歌之间的天壤之别。
著名房地产商潘石屹最近的一些言论让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比较清楚自己的处境和斤两。潘石屹说，在他的经商活动中，有一个原则：绝对不要起诉客户，即使客户有时表现出不太讲道理，也应该用协调的方式解决。起诉客户，某种程度上就等于与自己的衣食父母对抗，容易招致众怒。我就很奇怪，连商人潘石屹都懂得的这个道理，为何大师陈凯歌偏偏就不懂？
潘石屹的这番言论让我想起多年前一家电脑商状告一个客户的事件。该客户买了一台电脑商的笔记本电脑，由于质量有问题，售后服务又不理想，他便在网络上张贴了批评电脑商的帖子，结果，电脑商以诽谤罪将他告上了法庭。电脑商最终胜诉，该客户为了赔偿也闹得倾家荡产。几年过去了，这家电脑商在哪里呢？我们在电脑行业里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家电脑商的身影。对于广大用户来说，电脑商状告客户的那一个瞬间，大家就在心里面说：你死去吧！满世界电脑品牌这么多，我有钱买电脑，就多少有点上帝的意思，如果你给我一个态度恶劣的印象，为何要买你的？万一哪天你告完了他又来告我，我岂不很悲惨？老子没你财大气粗，告不赢你，躲着你还不行？所以，你死去吧！
有学者将大众的这种行为提炼成一个名词，叫做大拒绝！弱势的大众在这一心态上的默契，是无坚不摧的利器。我相信，陈凯歌如果不改变，他早晚将尝到大众这一武器的厉害。
这种情况在西方也同样。许多古希腊艺术品，例如世界级的维纳斯雕像，在西方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荷马史诗》等，都是无可争议的艺术珍品。但是，荷马据说只是一个瞎子，靠卖唱为生，并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可能还是一个奴隶。《荷马史诗》获得崇高的文学地位，基本上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即便如此，即使到今天，荷马的正式身份依然没有搞清楚，这只能说明在荷马生前，这个今天看来伟大的文学家基本上不受重视。至于维纳斯雕像，更是在文艺复兴很久以后的出土文物，它的创作者是谁，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古代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对于从事今天所谓艺术工作的职业的贬低是有深刻原因的，其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古代人普遍认为，唱歌、跳舞、雕刻、写作等等从本质上说，不会创造任何社会财富，它们的存在只是在社会财富有了富余之后，人们的一种消遣活动。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家只是社会的寄生虫。如果一个社会鼓励大家都当艺术家，他们靠谁来养活？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芳百世的艺术品。但是，被视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诗经》几乎完全没有作者的名字。而且，创作伟大作品的人并不是职业艺术家。以屈原、李白、杜甫、宋东坡为例，写诗只是他们的业余活动，他们每天的柴米油盐基本上不是靠写作来维持的，或者说，他们的创作没有功利性，所以，他们的作品才会流芳百世。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例外，主要出现于元朝。以关汉卿、汤显祖等人为代表的剧作家很多有职业化的倾向。那是因为在元朝，蒙古统治者的社会等级制度将汉人列在社会最底层，很多有才华的汉族知识分子没有正当出路，社会地位类似古希腊的荷马，与奴隶差不多，只好做起专业的艺术家。元朝之后，艺术家职业化的倾向立即消失。写了《聊斋》的蒲松龄，《西游记》的吴承恩，《红楼梦》的曹雪芹都不是职业作家，业余创作而已，而且也没有因为创作了传世作品而发大财的。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简单的结论，在中国古代，职业艺术家一般社会地位较低，即使有优秀作品，创作者本人也默默无名，反而，很多优秀艺术品大多是缺乏功利性的业余创作。
上述情况在西方早期历史中，大致与中国相同。
艺术家社会地位的改变是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开始的。但是，这个改变过程是漫长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基本上算是职业艺术家，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是很高，他们的创作几乎完全听命于雇主，或者是教会，或者是有权有势的个人。艺术家社会地位的根本改变大致是在欧洲民主革命时期。以大文豪雨果为例，雨果生前在法国的社会地位如日中天，连罗丹这样的人看到雨果都要毕恭毕敬。雨果的葬礼万人空巷，连国王都难望其背。也许正是类似雨果这样的伟大艺术家的崇高地位，给今天的很多艺术家造成了一个错觉，以为艺术家终于可以高人一等了。
我们必须看到雨果现象背后的两个事实，第一，雨果的作品从内容上说，几乎完整而深刻地反映了法国大革命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雨果作品的内涵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一脉相承，他以敏锐的洞察力，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的根本动力，成为社会变革的旗帜。与之相比，雨果的技巧是其次的，人们很少把研究重点放在这个方面。第二，与雨果大致同时代的艺术家们，大多还是生活悲惨，例如巴尔扎克，生活贫困，只好每天穿着睡衣拼命写作用来还债，作品质量良莠不齐。
也正是在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时期，艺术家的傲慢态度开始出现。这也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在那个社会剧变的年代，产生了一批像雨果这样具有极大号召力的艺术家，他们顺应历史潮流，振臂一呼，万人响应，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傲慢一点，尤其对于那些他们批判的封建残余对象。第二，与当时普遍贫穷的社会大众相对应的是，欧洲产生了一批有钱人，他们或者是国王，或者是贵族，或者是新兴资本家。这些人有了钱之后，开始附庸风雅，玩起了艺术。自己的水平和能力又不行，便豢养了（资助）了一批艺术家。对于这些艺术家来说，他们的作品只要让某些上流社会人士满意就可以了。一旦这个要求实现，因为有了上流社会有权有势者的靠山，他们当然有理由对其他人傲慢起来。
在这两种现象的背后，我们必须看到，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傲慢的艺术家都必须实现一个目标，就是让自己的雇主满意。对于雨果等人来说，雇主就是大众。对于莫扎特等人来说，雇主就是皇帝。莫扎特一旦在皇帝那里失宠，下场是不是很悲惨？
在我的印象里，陈凯歌是一个傲慢的艺术家。但是，他有什么理由傲慢呢？很多评论把陈凯歌称作学者型的艺术家，然而，陈凯歌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当今的发展潮流呢？我们在《霸王别姬》里，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因此，《霸王别姬》获得了社会的肯定，也获得了大众的喜爱，很多人甚至连带喜欢上了陈凯歌本人。不幸的是，喜欢陈凯歌的人中，有一个正是陈凯歌本人。陈凯歌的傲慢也自此形成。
在陈凯歌《霸王别姬》以后的作品里，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一是对当今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混乱，以《和你在一起》为代表。这部电影中，陈凯歌本人也出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而我在这个角色身上看到的是陈凯歌自己。在这部电影里，陈凯歌试图对当今社会的某些现象进行梳理，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他混乱的观念，既愤怒想抗拒，又被诱惑想得利。因此，批判得不到位、不彻底，献媚得假惺惺、扭捏作态。
二是对大众的轻视，以《无极》为代表。《无极》号称模仿《指环王》，结果神不似，形也不似。《指环王》的背后有一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作者通过这部魔幻作品展现了一个深刻的忧患：工业化、机械化的疯狂发展与人的本性会造成怎样的伤害。类似这种内涵，我们在《无极》里根本看不到。我只能认为，要么是陈凯歌没看懂《指环王》，所以模仿不像，要么是陈凯歌认为大众太幼稚，这么深奥的道理老百姓不懂，所以放弃。这是《无极》与《指环王》的神不似。形不似就不用说了，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自有结论。特技水平之差，模仿痕迹之重，手法之单调，故事逻辑之牵强，懒得去说。
陈凯歌对于大众的轻视还通过《无极》上映前后的几次讲话充分表现出来。记者问他，如果《无极》票房不理想会怎样？陈凯歌勃然而怒，似乎在说：只要是我陈凯歌拍的电影，大众就必须叫好、喜欢！胡戈的《馒头血案》广为流传后，陈凯歌说：人不能无耻到这样！我不知道陈凯歌的这句话针对的除了胡戈之外，还有没有别人，是不是包括他自己？
中国的艺术家有一些特点，很容易造成今天陈凯歌的状态，或者说，陈凯歌是今天中国某类艺术家的一个典型。
中国艺术家特点的形成有一个背景。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发展和命运后，由于广大老百姓对共产党的理论在最初阶段缺乏深刻理解，共产党在从事各种宣传的同时，也对艺术家们提出了要求：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为大众服务。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个目标，共产党在执掌政权后，花很多钱，将各类艺术家们都养了起来，甚至包括当年在街头卖艺的杂耍艺人，当然也包括郭德纲的师傅、师爷。这些当年必须迎合大众趣味或者看有钱有势者眼色的街头艺人们，终于可以不为生计发愁，而且还获得了共产党给与的社会地位。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大多数艺人（后来称为艺术家）是发自内心地感谢共产党。
这种现象几乎在每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出现，例如当年的苏联、东欧、朝鲜、古巴等，都有功勋演员、人民艺术家之类的荣誉称号。共产党与艺术的这种关系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这里没空多说。但是，我必须指出一个事实，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艺术家们欣然接受了执政党给与的政治和经济的优越条件后，某种程度上说，就等于受了执政党的雇佣，你所提供的服务（也就是创作的作品）就必须让你的雇主满意。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不是说共产党就不能批评，就不会犯错误，共产党对自己的错误也在不断地反思和纠正。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你吃共产党的饭，住共产党的房子，享受共产党给与的政治待遇，你就没有资格批评共产党。除非你能抛弃共产党给与你的一切，自己养活自己。
这个简单道理很多中国艺术家似乎不懂。很多中国艺术家享受着共产党给与的一切，养成了高高在上、高人一等的心态，常常本末倒置，以为自己只要是搞艺术的，就了不起了，就牛得不行，很少再去考虑大众。他们的作品与大众的关系，在计划经济年代，也完全是执政党的一个态度就决定了。借助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他们的作品很可能销量惊人，他们便以为这全是他们自己的能力，个人的号召力，因此，他们很容易养成傲慢的态度。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呼风唤雨是借助了执政党的力量，而不是他自己真有那么大本事。
当然，西方社会也有非商业性的艺术家，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比较潦倒。他们只为社会中趣味相投的一小部分人提供艺术产品的服务，因此，他们同样不能随心所欲。但确实也存在一些想干嘛就干嘛的西方艺术家，一般来说，这些人的随心所欲基本上是因为，他个人的东西正好吻合了他要讨好的那个市场，不管这个市场是大还是小。或者就是他们有着不必回报的经济来源。因此，市场经济社会中那些不作商业奴隶的“艺术家”们，在大众的眼里，一般都不是值得模仿的对象。搞艺术除非你有遗产，有花不完的钱，否则就等于甘心受穷，这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常识。
在讨论市场经济环境时，用“艺术”、“艺术家”这些名词似乎不很合适。比较准确的名次应该是“艺人”，“文化产品”。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艺术人生”栏目，请过几个香港明星做嘉宾，主持人把香港明星称为艺术家，结果弄得香港人一头雾水，连连解释自己不是艺术家，只是一个靠演戏混饭吃的艺人。
再说，我从来不认为市场经济下呼风唤雨的明星可以称之为艺术家，他们只是赚钱的工具。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没有太多的功利目的，一点都没有也不现实。但是，只为一个演出季，只为一个电影档期而投入大量金钱，一次性地赌博能否收回投资的行为，功利性太强，难以造就真正的艺术。多少红极一时的文化产品，转眼就成为垃圾，甚至在当红的时候就已经被骂为垃圾。
西方社会也有文化产品为政治、为政党服务的现象。只是比较不普遍而已。他们更多地是为金钱服务。所以很多人会说，西方的大众文化产品内容比较庸俗，这是必然的。一个文化产品要销量巨大，必须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欣赏口味，把社会上各种人物的文化趣味平均一下，庸俗是必然的，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哪个社会都一样。
总之一句话，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艺人的社会地位完全取决于金钱，而能否赚取高额金钱，又完全取决于你能否博得大众的喜欢。为了金钱，为了观众，明星、艺人几乎必须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一切。春风得意的背后有多少强颜欢笑？（我甚至看到AV女星为了打市场，吃下自己拉的屎，喝下自己撒的尿！）
回过头来说说“纲歌戈”。
前面说过，共产党以前几乎把所有的艺术家都养了起来，甚至在你出不了作品的时候还给你各种福利保障，还为你养老终身。条件是你必须为执政党服务，如果你才华有限，提供不了优质的服务，至少不要捣乱。
那些原先享受优厚待遇的中国艺术家们开始不平衡，为什么欧美明星、港台明星出场费这么高，我的却少得可怜。他们分别拿两个体制的长处和短处互相比较，试图同时得到两种不同体制的好处，又同时避免两种不同体制的坏处。于是，我们在中国艺术家身上经常可以看到一种现象：钱少的时候羡慕资本主义，全身心投入市场经济，有不想放弃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特权；当市场经济只把你当赚钱工具，社会地位下降之后，又摆出一付当年高高在上的傲慢，不由自主地怀念起当年被恩宠的日子。他们难以在短时间内理解，为什么当年可以趾高气昂的自己，现在不得不夹起尾巴、低声下气了？当年有执政党帮着你，一声号令，销量无数，你便红遍中国。现在，没有靠山了，你必须学会去讨好大众，你的傲慢应该有所收敛了。
所以，中国的艺术家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放弃旱涝保收的保障，冒着市场的风险去挣大钱，结果可能暴富，也可能死无全尸，但你都必须放下架子，某种程度上说，你必须低声下气，迎合市场，迎合资本的要求。要么就不要羡慕挥金如土的明星生活，忍受寂寞，忍受常人的生活，老老实实地为你的艺术献身。如果那样，至少还能获得别人的尊敬。
而陈凯歌呢？他一方面羡慕市场经济的暴富，坚信自己应该赚大钱，应该永远获得高票房，另一方面，仍然抱着政府艺术家的姿态，以为自己还像以前一样，享受着政府给与他的荣誉、地位和特权。他两头都想占着。
郭德纲比陈凯歌强，因为他知道谁在养活他，某种程度上说，郭德纲和专业人士看不上眼的冯小刚一样，他们老老实实地善待着观众。如果说冯小刚多少也有点傲慢的话，至少他的作品受人喜欢，还有那么点傲慢的理由。相比之下，很多人即使没听过郭德纲的相声，光凭他对待观众发自内心的态度就喜欢这个人，这是必然的，因为，从过去中国艺术家队伍里走出来的人，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摆正自己与观众位置的人不多。而陈凯歌呢，继《霸王别姬》之后，基本上没有像样的作品，大众掏钱养着他，等待他能给观众新的真正的喜悦，这种等待已经很久了，结果《无极》不光是没有超越过去，反而使明显地退步。这种时候，陈凯歌还有什么可以傲慢的？
我相信，如果陈凯歌态度谦虚一点，放下自己的架子，即使《无极》拍得一般，冲着他曾经给中国人带来的荣誉，很多观众都会原谅他阶段性的水准下降，还会鼓励他再接再厉，下次拍出好电影。这就是中国善良的老百姓，你对我好，我会加倍地回报你。即使陈凯歌就此彻底过了高峰期，以后再也没有好作品出现，老百姓也会善意地说一声惋惜。但是，陈凯歌偏偏在这个时候，拿出自命不凡的样子，让大众看到，这个大师（谁封的？）不愿承认自己作品的水平差劲，反而在指责那些批评声音。甚至摆出大人物的派头，要将一个小人物告上法庭。
人们不禁要问，陈凯歌你告胡戈（且不说你有没有作为原告的权利），究竟你想得到什么？让胡戈给你的损失赔钱？杀一儆百，让其他人以后再也不敢批评你？显示你是当今中国说一不二的艺术大师？显示你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中国影坛霸主？难道你陈凯歌看不出来，一个小小的、不善言谈的胡戈，代表了一大批中国的电影观众，你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为什么要拿眼皮夹你？难道中国只有你陈凯歌一个人会拍电影，不看你的就没得看？即使那样，就像糟糕的中国足球，我们情愿不看。相比较而言，张艺谋的电影也有不少批评，但是，人们一般都针对作品本身，不像现在人们批评你，针对的是你的态度，你的为人。
陈凯歌应该拜郭德纲为师，好好学一学如何善待自己的衣食父母，在没有皇帝、没有权势养着你的时候，你把观众给彻底得罪了，岂不是自掘坟墓？
今天的胡戈已经不是他个人了，他代表着一群最时尚的中国人，这群人几乎不用号召，自动就会聚集在与胡戈大致相同的审美趣味下。陈凯歌你告胡戈试试，最终的结果就像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个电脑商一样，不用几年，你在哪里都没人知道。
我敢断言，陈凯歌不会告胡戈，陈凯歌不会拿自己的名声冒这么大的险。但是，即便陈凯歌如我所言，最终没有告胡戈，如果他不改变自己的心态，我敢再次预言，他将不会再有好作品出现。如果真是那样，陈凯歌就应验了一句话：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
过去共产党把所有艺术家都养起来，目的是要让艺术家的作品能够按照党的要求，起到教育大众的功能。今天，文化产品越来越市场化了，教育大众的功能还要不要？如何实现？
我认为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在过去特殊的年代里确实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例如抗日，土改、新婚姻法、建设新中国等。这种方法集中了全社会的力量，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在短短的时期内，对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面貌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改变，共产党也在改变着自己的文艺政策。
今天，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陈凯歌在他的《无极》中稍带进建立和谐社会的内容，是不是更要被人骂死！而如果郭德纲在他的演出中提示一下与人为善、遵纪守法的道理，是不是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其实，这件事情，胡戈已经做了，而且做得很有效。胡戈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结尾处，非常到位地教育了广大青少年：不要被某一个女人所许诺的荣华富贵所引诱！
所以，只有首先得到大众的喜欢，然后才能实现有效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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