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唐玄宗如何开创“开元盛世”

     自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失权起，至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李隆基即位止的七年间，六次政变，五易皇位，帝后妃嫔，公主王孙，将相大臣，多有横死；唐玄宗即位之初，面对这种吏治混乱，腐败横行，朝廷元气大伤的艰难复杂局面，如何协调关系，稳定政局，改革弊政，就成了摆在李隆基面前最紧迫的政治问题。

     这个时候的李隆基，从他在任命姚崇为宰相之前，应允姚崇的十项约定，就可以看出他的头脑很清醒。姚崇提出包括广施仁政，广开言路，奖擢诤臣，除税赋外勿受贡献，勿贪边功，勿使皇亲国戚专权，勿使宦官专权等。姚崇是一位极富政治经验的正直大臣，之所以没有立即接受李隆基的委任，是想测试新皇帝力挽狂澜的决心。姚崇提出的十项约定，实际上成了唐玄宗在开元初的施政十纲领。

     除了太平公主干政的短暂波折外，唐玄宗初年的政治基本按照既定方针进行。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至开元八年，姚崇、宋璟相继为相，他们大力改革弊政，在短短几年内，就做到了“赋役宽平，刑罚轻省，百姓富庶。”开元时期，著名的贤相还有张嘉贞、张说、卢怀慎、韩休、裴耀卿、张九龄等，或以清慎。或以才干，或以文学，或以耿直而知名。

     此时的唐玄宗英明神武，不仅慧眼识贤相，还对官场进行了全面治理。首先，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把武则天、唐中宗时期留下的冗官、斜封官，尸位素餐的官员全部罢免。这不但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还节省了大笔财政开支。其次，确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每年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员，并对违法者严惩不贷。第三，恢复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创于唐太宗时期，为了开明制度，清明政治，唐太宗让谏官和史官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到武则天执政任用许敬宗、李义府等小人做宰相后，很多事不敢再公开，故将此制度废除。第四，重视县令的任免。李隆基认为，郡县是国家治理的最前线，县令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计。故而他经常亲自主持考核县官，优秀者马上擢拔，虚名者即时罢黜。

     与此同时，唐玄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为了增加劳动力，他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下诏淘汰天下僧尼，强制还俗一万多人。他重视兴修水利，命官吏组织人员完善关中平原灌溉系统，使百姓大获其利。并查办强占土地的豪强，发动检田括户运动。至玄宗天宝初年（公元742年），全国人口达七千万，而当时欧洲的人口加在一起不过二、三百万；耕地面积达六亿六千多万亩，人均九亩多，远远超过我国今日之人均一亩四分的尴尬局面。史称：“开元、天宝之际，耕着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是，府库充盈，百姓富庶，国家繁盛的太平局面出现了。

     为了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统一在武则天时期丢失的西北方。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改革府兵制，建立雇佣兵制即募兵制的主张，从而有效地改善了军队素质，提高了作战能力。至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军收复已沦陷多年的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等十三州；长城以北的拔也古、同罗、回纥等地也宣布取消割据称号归顺大唐；打败并俘虏了突厥可汗，收复沦陷三十七年的碎叶镇（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并击败吐蕃、小勃律，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拂麻（罗马）、大食（伊朗）诸胡七十二国震恐，纷纷遣使与大唐通好。七十二国,是《大唐六典》列举的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蕃国数。开元时期，长安、扬州、广州等城市聚集着大量从海陆丝绸之路来唐的胡商蕃客，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亚洲各国来唐的留学生络绎于途。不少外国人在唐玄宗的朝廷任职。这时的大唐王朝真正形成了万国朝宗的局面。

     唐玄宗的开元时期，文教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李隆基曾组织鸿儒硕学在聚贤院校纂四部图书，即今之国家图书馆所采纳的图书分类。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编订的《大唐开元礼》，是最完备的礼制建设，稍后又完成了《大唐六典》的编纂，这是最完备的行政法典文件，为后世多朝借鉴。同时，提倡并大办教育，广泛设立公私学校。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超级大家都主要生活在这一时代。

     开元时期的李隆基也很注意克制自己的欲望，他大力提倡节约。为了向大臣们表示决心，他首先下令将内宫蓄藏的珠玉锦绣堆在宫殿前焚毁，规定后妃以下不得穿戴珠玉锦绣，并废除织锦坊（皇家精品服装厂）；又将后宫多余的宫女遣送回家；约束皇家宗室的骄奢纵欲，简省公主的封户租赋，李隆基曾感叹地说：“百姓租赋非我所有，战士出万死，赏不过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户耶！”这时的唐玄宗还是很有民生意识的。在他的倡导下，奢糜之风得到抑制，淳朴之风逐渐形成。

     唐玄宗的开元时期，大唐王朝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得了辉煌的成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大唐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

     最能形象说明“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的莫过于诗圣杜甫的那首《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真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

     然而，一个个体，一个集团，乃至一个国家，兴盛后若无及时有力的防范措施和除旧布新的进取精神，就必定无法逃脱“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祸福相倚”的自然法则，李隆基统治下的大唐王朝亦如是。就在大唐王朝如日中天，欣欣向荣地繁盛了三十年后，志得意满的唐玄宗终于摒弃了他当初的锐意进取精神，开始弃权怠政，享受淫乐了。随之大祸临头，大唐王朝陷入万劫不复的“安史之乱”，盛世坍塌了，繁荣景象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当了四十四年太平天子的李隆基，终于成了集成功与失败于一身的两截皇帝，也成了践行“祸福相倚”自然法则的典型范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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