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南方的苏州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馆藏文房文玩当为全国最为丰富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文房精品多不展出，因此能关注的也就只有后三家了。

　　天津博物馆馆藏文房文玩数量、种类丰富，得益于天津紧靠北京，大量的官宦商贾、文人久居于此，有深厚的文化沉淀。许多官宦商贾、文人及他们的后人，为了更好的保存他们的藏品，多会选择捐赠博物馆的方式，让心爱的藏品得以有个更好的安身之地，长期的留存于世。这里面，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之弟徐世章了。徐世章一生博雅好古，致力于文物收藏。尤其是他钟爱一生的古砚，不仅质地精良，且多名家题识、名家收藏、名工雕刻。徐世章好砚如痴如醉，曾名其书室为“宝砚室”，还刻了许多闲章以表心境，如“濠园宝比过明珠骏马”、“闲人以砚为忙事”等。在《藏砚手记》中写道：“吾人收集古人之砚，不独以砚材之极美，刻工之精细，而在充分表现其人之心灵、意境、节操、哲理、情绪、诗意等，形之于砚。”天津博物馆的古砚大多是徐世章捐献之物。

　　本文将分三部分展示天津博物馆馆藏古砚。一、明代及更早；二、清代端砚；三、清代其它砚。

　　明代及更早时期

　　明代之前

　　唐　白釉辟雍砚

　　宋　“进禄”箕形陶砚

　　宋　抄手灰陶砚


　　唐　箕形端砚（个人更看五代时期）

　　元　卧牛歙砚

　　明代

　　明　双螭水晶砚

　　明　绞胎瓷砚

　　明　周鼎铭三车纹澄泥砚

　　明　鎏金双虎铜砚


　　明　十八罗汉洮河石砚


　　明　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石砚




　　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石砚，直径18厘米，厚10厘米。砚面开月牙形水池及弧形砚堂，水池之上有“内府之宝”方印，印两侧各一篇顾从义摹刻的“石鼓文”。砚底中部纵开长方形凹面，内书“石鼓”、“子子孙孙用之永保”、“东海顾从义摹勒上石”，凹面两侧亦分刻两篇“石鼓文”，凹面之上刻有朱善旂题铭，表明他于道光辛丑（1841）年重资从曹绍橚处购得此砚并珍藏。砚体一周摹刻六篇“石鼓文”。整砚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砚盒制造亦考究，紫檀木质，形状亦仿石鼓。盒盖一周雕刻花卉纹饰，中间镶嵌白玉螭纹装饰。盒身一周刻程瑶田《石鼓砚记》及孙效曾题诗。此砚藏于天津博物馆珍宝馆。

　　顾从义（1523—1588），字汝和，号研山，上海人。官中书舍人，大理寺评事。他学识渊博，工书法、善绘画。因得赐宫中之物石鼓砚石，即在其上摹刻石鼓文，便成今日所见之砚。为此砚作记、题诗的程瑶田（1725—1814）是清代著名学者、徽派朴学代表人物之一；孙效曾是清乾隆年间进士，善书法。这些题记、诗文更为此砚增加了文化意趣。

 　　明　荷鱼朱砂澄泥砚

　　荷鱼朱砂澄泥砚，长24厘米 宽15.4厘米 高2.2厘米。该砚呈朱红色，泥质优良，色泽鲜艳，习称朱砂澄泥，是澄泥砚中的上品。砚体雕成鲤鱼侧卧于荷叶上，鱼身为砚堂，鱼鳍、叶边翻卷成砚缘，尾、鳍之间的凹槽作为砚池，构思巧妙。其砚面朱红，四周及背面为黑色。

　　砚作鱼形，与“余”谐音，荷鱼相配，寓意连年有余，吉祥富贵。砚背上方隶书：“给谏公赏”；中间另刻楷书小字铭：“离尘垢伴文人腹中书满同上龙门。”落款“宋开蕤”；下方刻有铭文两行：“初颐园大司马赠宋开莱藏”。“谏公”乃宋澍，与初彭龄（颐园）同为清代乾嘉时期官员、学者，亦为同乡好友。宋开蕤，为宋澍长子，工诗文，书画、篆刻皆精妙。宋开莱，为宋澍三子。可见，此砚乃初彭龄赠予宋氏家族，且颇为宋氏父子珍赏。尤其是宋开蕤所作砚铭，寄托出文人满腹经纶，期待携手出仕的美好愿景。荷叶之衬托，象征出淤泥而不染，亦如君子超凡脱俗、洁身自好的高贵品质，使得砚的文人气息浓郁。今日赏之，当时文人以砚会友，佳砚相赠，结伴共赏，挥毫泼墨的情形仿佛跃然于方寸墨海之间。此外，砚台盒盖之上亦刻铭文曰：“澄泥荷鱼研初颐园家旧物，河间吴棠湖购得收藏”。可知该砚后被清末书画家、收藏家吴浔源先生收藏。1954年，明代荷鱼朱砂澄泥砚由天津著名文物收藏家徐世章先生的亲属捐献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由此可考，此砚经多位名家收藏鉴赏，流传有绪，实为难得。此砚也藏于天津博物馆珍宝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