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表演成为艺术走上舞台，她会使尽浑身解数来吸引观众。古人在漫长的文化积累中，创造了多种多样的表演艺术，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人类更多的时候是依赖这种艺术渡过苦难的，这一点恐怕与一般人的想象有差距。

    人类在原始社会中会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宣泄苦闷，获得信心；物质的贫乏使他们更加需要心灵的慰藉，用肢体的律动，语言的协调，传达个人的心声，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人类渡过原始的苦难更多的凭借精神的力量。

    后来，文明始现，巫开始盛行。巫术就是表演艺术，有它一套程序，注重个人的表演魅力，在传达精神力量时，巫强调输出，感染每一个期望被感染的人，让人在自然面前获得超自然的力量，推动文明的进展。

    到了文明时代，表演不再强调灌输。表演者的任务是将自己的感受艺术地再现，通过器乐，服饰，化妆等等技术手段帮忙，突出地说明生活之美好，为观众描绘精神家园层面的向往。表演者此时要尽展才华，让表演能打动人，在娱乐中倡导文明。

    我们民族的许多表演艺术就其技巧而言，积累成为程式，这种程式曾长时间地未曾改变；受众

   我第一次吃日餐反倒不在北京，是在天津。好像是在利顺德大饭店，记不太清楚了。利顺德是天津不得了的饭店，孙中山住过，其他人就不用提了，个个如雷贯耳。

   我由于自小就不挑食，而且生冷不忌，一听说吃日餐就高兴。凡是我没吃过的东西，我都愿意试一试。我一向认为，别人能吃我就能吃，而且往往在试吃中获得新的乐趣。

   日餐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量太少，不够吃。由于正规日餐分餐，一人一盘子，端上来中看不中吃，给我印象并不太好。那天，我斜着眼看别人如何吃，咱好学习，谁知没人先动筷子，都侷着面子，一副受过良好教育的样子。我对盘中的食物分析了一下，基本上能看懂，无非是泡菜、汤、米饭、烤鱼等等，没什么新鲜的。我们在乡下时，老说一句话：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表示自己有触类旁通的能力。可那天，我看见盘中有这一小窝头模样的绿色食品，脑子里思考了一下，与中国食品比对，发现与仿膳饭庄中慈禧太后的粟子面小窝头差不多，只是个头小一点儿。我心说，日本人就是抠，绿窝头比慈禧的黄窝头还小，加之我已经很饿了，我就从容地先夹起这个我以为甜食的“绿色小窝头”一口放入嘴中。

   过去中国人只吃中国菜，没吃过外国菜，西餐仅限极少数人享用。文化大革命前北京主要有三家西餐厅。北京展览馆西侧的莫斯科餐厅，气势宏伟，今天去看仍奢华之至。很多怀旧的影视剧都把莫斯科餐厅当过场景，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叶京的《梦开始的地方》，都在这家餐厅渲染过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的狂妄与无知。

   第二家是东安市场中的和平餐厅，文化大革命中东安市场改名叫东风市场。这家西餐厅夹在偌大市场之中，给当时逛东风（安）市场的顾客以极大诱惑，那时的中国人，吃餐厅是天大的事，吃西餐想都不敢想，路过门口都胆颤心惊，斜眼往里瞅瞅就算过了瘾。我第一次吃这家餐厅是个恶作剧，请客的朋友一向吝啬，不知何故非要请我们吃西餐，可当我们一桌稳稳坐定，他却借口上厕所溜了。好在那时吃饭要先付钱，我们的洋相出得还不算太大，追出门去，那孙子正挤103路电车呢！

   还有一家是崇文门的新侨餐厅，周恩来总理的最爱。这家餐厅小资情调最重，与附近的食客构成有关。莫斯科餐厅在西郊，部队大院特多，坏孩子随之也特多；和平餐厅在东城，政要云集，老贵族新贵族都绷着劲儿，拿着范儿，谁也不服气；而新侨餐厅，

   这些日子偶尔会遇上一点儿小的不方便。去医院取药，没有了常规的塑料袋，好在药品开得不算太多，左拥右抱地还勉强能全部拿走；去超市得先买一个环保袋，花上3.5元，艳俗得可以，秋菊背上打官司一准合适；还有新杂志推广，买杂志送一个环保袋，口号振天：我们一起来环保。

   “环保”这个词早些年没人能懂，那时根本没有环保意识，环境好像也不太怕被破坏，谁知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我们优美的环境一去不复返，而短期也没办法修复。再早些年，环境也确实没的破坏，我小时候，没人白给塑料袋，即便有，坏了也不扔，攒起来卖废品；废纸也没人乱扔，口袋是布的，使坏了要扎成墩布（拖把），所有的破布最终都是这个下场。扎墩布是个技术活，一根铁丝，两个钉子，就能把废布牢牢绑在木棍上，特别耐用。

   忽然有一天，我们变得富裕了，没人再精打细算，过去不是垃圾的垃圾随处扔，整个社会过度地包装，浪费了大量的包装物，让人不寒而栗。我多次在城乡结合部，看见一片丛林中树枝上挂满了废塑料袋，猎猎作响，画面恐怖，让人深切感知我们人类的丑行。

   今天提倡环保，本是好事，塑料由于降解困难，禁止商家

   我们今天对艺术有着无尽的误解。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很难说清何为艺术，艺术为何。辞典对艺术的解释为：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按照这种解释，相声曲艺之类的就不能算了，语言很不形象，歌唱也不形象；裸体造型也不能算，在现实中非常不典型。

   但我们却老是把艺术挂在嘴边，凡事没艺术不行，春天的桃花艺术节还沾点儿边，这会儿的西瓜艺术节连边都沾不上了。中国人今天特爱艺术，爱到没有理智。

   艺术可以变成钱，已达成全民共识。绘画艺术首当其冲，在各类场所都能风光一把，让人品头论足，吸引眼球的注意，也吸引了你兜里的钱。随后，与生活相关的事物都可以称为艺术，比如许多房地产广告就说，你住在XX艺术内；可以收藏的房子；等等，也不知是抬高了艺术，还是贬低了艺术。

   看来我们的生活是好多了，言必称艺术是生活奢靡的一种表现。过去文人在生活优越时，连物品的摆放都有指南，随便乱放是没品味的表现，不懂得生活的艺术。我们曾经狠狠地批判过这些，认为这样腐朽没落。可谁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连不该称之为艺术的也挤进了艺

   三十多年前的农村，母鸡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尤其下蛋母鸡，每天中午前咯咯哒哒的报喜声，让人觉得生活美好。我在十六岁前从未吃够过鸡蛋，只是那年随父亲回山东老家，大姑一次给卧了10个鸡蛋，连汤带水一盆，才让我吃了个够。这件事，成为我对大姑最清晰的记忆。

   那个穷岁月，吃蛋不易，吃鸡就更不易。当时由于时局不让农民多养鸡，一户仅有几只鸡，所以没人舍得吃鸡，鸡蛋卖钱可换回油盐，农民就攒鸡蛋，够一斤就去卖掉。不过年过节，不得病得灾，没人将鸡宰掉，舍不得啊！

   可知青们舍得，半夜老有人偷农民的鸡吃掉。一犯案，农民会去报案，派出所会派警察来破案。有一天，生产队长与派出所大胡子老张一同来叫我去参加破案。村东头有一家的鸡昨夜里丢了，估计已被知青吃了，让我帮助分析一下，谁有可能。

   我们村当时有150名知青，住处分散，归我管。由于口馋，人有亡斧者般的分析，看谁都象偷鸡贼，一个上午大家都束手无策。中午饭时，一个知青毛遂自荐说：“我能破案，但得给我记10个工分。”生产队长不允，老张说：“给他记上，破不了不行。”

    我在农村插队的那两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从1966年起，全国上下一起折腾，将积攒的家底差不多都折腾光了，到了1974、1975年，我所在的北京远郊区算是好的，但也很贫穷，今天说出来恐没人相信：我们生产队一个壮劳力干一天农活，长达12个小时，记满工分10分，折合人民币0.11元。至于我们知识青年，表现最佳者也只给记9分，与农民要有一分之差。

    1975年春节前，生产队分配，所谓分配就是一年的年终总结，算一算每户分多少钱过年。那时的农民很苦，一年到头看不见钱，吃粮食去队里预领，吃菜自己家里种，猪鸡自己养，猪舍不得吃，一年下来兴许换辆自行车；鸡下蛋连吃带换钱，所以那时有鸡屁股银行之说。

    那天坐在场院里让我印象深刻。我们知青国家每月发12元钱，但农民没有，我们因此对钱的渴望没有那么强烈。队长依次念每一户的名字，报出应分配的钱数。×××，欠124.18元；×××，欠68.45元；×××，欠96.74元；×××,欠……

    队长每念一户，我的心头就一沉，静静地坐在场院一角，观察

    我三十岁的时候去过西沙群岛，坐海军送水船去的，在海上开了24小时，同行的男女作家们基本上都晕船，只有我们三两个人坚持到登岸。我挨个到船舱内看望各位晕船的作家们，其面貌均不佳，不便描述。

    因祖国的宝岛那些年老被骚扰，当时坐船去西沙群岛还需要军方特别批准，因名额限制，有些人还是走后门混入的，上船时兴奋得如同儿童，大话一堆，诸如当船驶入远海要放歌一曲，吟诗作赋云云，可当船启锚开出仅20分钟后，就有人脸色苍白东倒西歪地钻进船舱。剩下一些北方硬汉，站在甲板上凭海风吹拂，忍住呕吐。

    我是喜欢船的起伏，如人生一般，永不平坦。过去坐小船，撑死了是客船，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睡一宿即可到达。而去西沙，整整一天一夜，孤独地漂泊在海上，前后左右不见物象，很是人生一番经历。白天，大海不是传说中的蔚蓝色，而是如石油一样墨黑，偶尔可见飞鱼跃出水面，漂浮蜷缩一团的海蛇；夜里，我一个人斗胆走向船头，双手攥住船头的栏杆，双腿伸出船弦，骑在船头，看着恐怖的大海泛出白色的浪花；远海是没有浪的，只有涌，一个起伏将船头抛起，然后马上落下，一次次重复的失重感让我第

    每个时代都有自觉不自觉的总体艺术标准，这个标准是一个框架，想逃出这个框架非常难。明晚期至清中期，长达近三百年的时间，中国人在艺术追求中，规范了自己的框架，这个框架如简单明确地表述，可以说是细致。

    这三百年精致生活的证据有许多存世于今，在博物馆中不难寻觅它的芳踪；描绘这一时期的小说前有《金瓶梅》，后有《红楼梦》。我们今天还能欣赏的那时的文物，器皿、衣物、家具、建筑，无一不体现“细致”二字。《金瓶梅》《红楼梦》两部小说，毫无传奇，充满市井色彩，细致入微地为后人留下这个细致时代的精美画卷。什么时候读，什么人读都美不胜收。

    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当事者迷，后来者清。我们今天如果稍微动一下脑子，观察思考那个充满魅力的时代，我们就会发现，那时的百姓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充满了乐趣。这些信心与乐趣藏在那些表面毫无生机的文物之中，只是通过文字描述,再现生活的小说常常遭到后人的误解。

    我们会以为《金瓶梅》诲淫诲盗，色欲充盈；《红楼梦》追求幸福，讴歌爱情；其实，这些小说连同当时所有的类似作品，左不过就是一分生活消遣，

   去了《锵锵三人行》，谈了《红楼梦》的定妆照，据说大部分人因看不惯而不喜欢，说得很难听，发泄心中不满。我看了定妆照，也知道剧组请了大师，大师表白参照了现在正走红的昆曲，故此。

   现在的问题是我心中的红楼人物，这个“我”是大家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红楼人物，大概都与公布的那些相差甚远。原因并不复杂，因为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太深入人心，没有人能触及这个深度。今天，你想拍一个什么样的《红楼梦》，这是前提。

   曹雪芹的《红楼梦》时间场景限定模糊，不明不清，以规避当时的风险，但小说反映的时代应该说还是明清之际。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民装（不是官服）变化并不大，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都有适合自己的，曹雪芹不厌其烦地在小说中描写着著装，很多时候是为了人物、情节的需要；小说中所涉及的服饰，明清两代均有实物，精确地反映当时中国人富裕阶层的奢华生活。

   但，曹雪芹是在写生活，不是在写戏；而我们是在拍戏，不是拍生活。这就让矛盾凸显，观众以为可以看到曹氏笔下的千人姿态，万种风情；可以领略明清社会真实可信的世态炎凉；起源于昆曲的定妆照一下子就将大部分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