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耀华央视道歉能解决广告代言门危机吗？

2009年，对于侯耀华是个多事之秋，沸沸扬扬的遗产案尚未尘埃落定，“广告代言门”又接踵而来，侯耀华个人形象面临严重危机。

对于名人，不怕炒作，怕的是在炒作中，把鸡毛当令箭，把身败名裂当成光环效应。不管是遗产案还是广告代言门，都让侯耀华的知名度和上镜率高了许多。

11月1日，中国广告协会发出通报，称侯耀华代言的虚假广告高达10个。被虚假广告搅得烦不胜烦的中国观众，早已对虚假广告深恶痛绝，代言10个虚假广告的侯耀华无疑撞在枪口上，此通报一出就遭遇了集体炮轰。而侯耀华的回应则是轻描淡写，“有人滥用我名义做广告”，他把责任推卸到莫须有的“滥用我名义上”。

面对人们的重重质疑，“滥用我名义”显然站不住脚。11月6日，侯耀华在个人博客中发表公开信道歉，称“通过几天核实了一些情况，这些广告大约是在三至六年前的期间内做的。由于我当时确实不知相关的规定，也未能精确核实有关文书和内容，以及我们的疏忽等原因，对此深表遗憾和歉意，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侯耀华在博客中的道歉含糊不清，且以“无知者无罪”的态度示人。

显然，人们对侯耀华不痛不痒的道歉并不满意。而接下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播放的内容则表明，侯耀华在接拍广告时并没想过核实产品性能，他关心的是给多少报酬。

自“代言门”事发后，尽管侯耀华多方侧面危机公关，但他不够诚恳的道歉以及前后不一的解释，导致侯耀华个人形象在公众心中一再下滑。

而且，就人们的种种疑问，如侯耀华在广告中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究竟拿了多少报酬，对产品知道多少，他始终没有正面回应。迷雾越多，猜测就越多，质疑也就越多，侯耀华的个人危机愈演愈烈。直到11月20日，侯耀华才在央视《经济半小时》公开露面，表示了道歉，也进行了自我辩解，认为是电视台设套，自己是被害者，而且还振振有词地称“不夸张不叫广告”：

既然是广告，就是告诉您有了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选择权在您自个儿，因为您是花钱的，但是这些广告是不是真实的，有没有超出它的本身真正效率的言词，可以说全世界的广告，全都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不夸张就不叫广告，可正因为这样，希望大家别光偏听偏信广告，你比如说您身边有家长、有朋友、有医生、有专家，您去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再决定，您需不需要广告上看到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更好。

侯耀华的表现不像是一个真诚的道歉者，摆出一副“我是受害者”的姿态，还拿“不夸张不叫广告”作为广告潜规则为自己挡驾。很多观众表示，侯耀华展示给我们的态度好像不是在道歉，而是在狡辩。

侯耀华代言虚假广告本是铁板钉钉的事，用诸如偷换概念这样的狡辩伎俩反而适得其反，真诚道歉才是不二法门。况且，央视也先后两次给了侯耀华进行危机公关的平台和机会。但是，侯耀华从一开始的推诿，到“不夸张不叫广告”的论调，非但没有帮助侯耀华走出危机泥沼，反而给自己扣上了一顶“不负责任，见钱眼开”的帽子。套用一句流行语，“侯耀华漏洞百出的狡辩在侮辱公众的智商”，而最终只能是自取其辱。

事实上，陷入广告代言门的远不止侯耀华一人，央视前著名主持人赵忠祥也卷入类似风波。由于侯耀华错误的危机处理方式，把众人的眼球都吸引到他的身上，此消彼长，赵忠祥的个人危机反而给冲淡了。无意中，侯耀华成了赵忠祥个人危机的挡箭牌。正应了那句“聪明反被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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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儿童医院“徐宝宝事件”的危机分析

 在当前我们的社会转型期，正潜伏着形形色色的矛盾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的发展，其越来越担当起言论自由和监督员的作用，经过网络的传播，一些原本不无人所知的“内幕”或“隐私”，被大白于天下，接着，便会引发一场场或大或小的危机事件。

 最近，一则题为《南京儿童医院医生上班忙“偷菜”害死五个月婴儿》的帖子，在网上引起无数人关注。这位网友在帖子中称，2009年11月3日，他朋友五个月大的孩子“徐宝宝”患眼眶蜂窝组织炎在南京市儿童医院住院期间病情恶化，晚上几次向值班医生下跪求救，却因医生“要睡觉”甚至在网上玩游戏“偷菜”而延误抢救时机，孩子于次日宣告死亡。

 人命大于天，一个以救死扶伤为职责的医院，却因为诸如“要睡觉”、“偷菜”等理由，视一个人的生命于不顾，帖子发出之后，立即引爆了网络“舆论洪水”。人们纷纷谴责南京儿童医院“草菅人命”的行径，“现在的医生，应该把他们的心挖出来！看看是红的还是黑的！”除了谴责医生外，也有矛头对准医院，“儿童医院医生的医德真的很差劲，服务也很不好，我前几天也带小孩去看病，态度非常的不好。”

 一场切切实实的危机来到南京儿童医院门前。身处危机漩涡中，当事者应该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危机管理，尽快摆脱危机，而南京儿童医院在危机管理上却接连失误。

 首先，没有进行有效切割。

 徐宝宝事件发生后，医疗事故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此时，推脱责任或寻找借口不是当务之急，南京儿童医院在第一时间应该在“保医院还是保医生”之间做个选择，将个人危机和医院危机进行有效切割。

 11月10日，针对徐宝宝事件，南京儿童医院迅速对外做出回应，称医院存在对该患儿病情凶险程度估计不足，对该患儿血常规的异常指标未能及时深究的不足，否定了患儿父母投诉的“医生打游戏”等说法。就是这一句话，将自己置身于危机事件的中心，把责任范围从值班医生扩大到整个医院，显然，这种做法并不明智。

 其次，没有及时澄清真相。

 危机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将事实真相告知媒体和公众，是有效的危机管理，给人们留下“诚实”印象后，便于进行后续危机处理。

 徐宝宝事件发生后，南京儿童医院并没有公布事实真相，而是声称值班医生是写论文，并不是网上所说的玩游戏。根据“酒与污水定律”，一勺酒加进一桶污水中，得到的是一桶污水，而一勺污水加入一桶酒中，得到的还是污水。真相是酒，被隐瞒的事实是污水，只要一点点事实被隐瞒，整个真相就会变成无法让人相信的污水。

 无论“偷菜”还是“写论文”，值班医生都是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没有承担起“值班”的责任，不能当作一种理由，说出来，只会被人们视为找借口。直到后来，“第三方”介入调查后，真相才水落石出，这无疑给了医院一个响亮的耳光。

 医院不公布真相，从某种程度而上而言，也是对民众认知能力的低估，期望可以瞒天过海，掩盖真相。殊不知，随着互联网的高度发展，徐宝宝事件已经不是一个人在关注，演变成一个大家都关心的群体性事件。

 当医院否认值班医生玩游戏时，就有网友站出来表示，“只要对电脑进行检查，查出当晚医生是否上过开心网，是否在‘偷菜’，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当医院发布调查结果时，一些网友当即就提出质疑：医院专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怎么能保证医疗事故责任认定的公正性？因此，众多网友强烈表示，最好能够引入第三方进行调查。

 网络是一个能量源的积累地，它的能量一旦爆发，有着超过原子弹的威力。在网友的呼声下，“迟到的正义”最终到来。11月12日下午，南京市卫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由专家、网民、记者等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徐宝宝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患儿家属的投诉情况基本属实。在此次事件前期调查中，值班医生隐瞒事实真相，南京儿童医院调查手段简单、调查深度不够、调查结果与事实不符。上网玩游戏的当事医生被吊照开除，南京儿童医院诊治措施有失职行为，院长书记分别受处分。

 让人庆幸的是，事件真相最终水落石出，但不幸的是，徐宝宝的生命无法挽回。由于自己的不称职引发医疗事故，医院竟然不敢承认，不仅暴露出其不负责任的态度，更让人们对医院的认同度急剧下降，须知，承认过失是为了以后避免同类现象的发生，如果这次事故不敢承认，那么谁能保证没有下次呢？

 现在，我们的医改正处于进行时，医疗机构定性、医务工作者待遇等走向尚未明朗，在经济大潮的拍打下，医德等精神命题渐渐被置于次要地位。其中，积累起无数大小各异的矛盾，诸如医疗机构“急救车拒载”、北大医学教授殒命北大医院之类的丑闻层出不穷。同时，一些处于矛盾中心的官员却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不仅在医疗事故发生时，不能坦然讲出真相，严惩失责者，而且在日常管理中，仅就“不出事”作为要务，疏于医德层面的精神管理。要知道，没有医德精神作支撑，“不出事”难免被隐匿着的浮躁之心所击垮。

 而徐宝宝事件之所以引起高度关注，不仅出于人们对徐宝宝短暂生命的惋惜，以及对痛失孩子父母的同情，更是为医生可能存在的不负责任的冷漠态度刺痛了神经。徐宝宝事件是一个警醒，提醒着医疗机构，提高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感才是解决矛盾的根本之道，只有责任感真正提升了，才能避免或减少更多类似危机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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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社保局锤袭事件”的背后

 

11月5日下午，深圳福田区岗厦的深圳市社保局10楼1019室，发生了疯狂一幕：56岁的倪某用锤子猛砸一位女副科长头部数下，随后还掏出菜刀言称要杀人。跌倒在地的女副科长喊救命求饶，才被踹门而入的临近办公室同事救出。

是怎样的深仇大恨，促使一个人下如此狠手？

“要不是没有活路，我今天也不会这样。”倪某表示，当警察到达案发现场时，他也表现得非常配合，将锤子和菜刀交给了警方，并介绍了当时事发情况。

倪某原工作单位隶属核工业部，1985年后调入深圳市工业发展公司工作，95年因公司撤销失业。2003年再就业，从事交通义工及清洁工。2008年，倪顺义再次失业。据相关规定，特殊工种可在55岁办理退休，按照核工业部向劳动部提交的特殊工种排列表，倪某从事的车工工作岗位，被列为特殊工种。为此，倪某想办理提前退休，结果不是遭白眼，就是被无理驳回，一系列冷遇，使得倪某心灰意冷，愤怒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在这一次集中爆发。

倪某的“锤袭”行为大大超出女副科长应该接受的处罚程度，但“无路可走”的倪某并不后悔：“我知道打人杀人更严重，但我的生路被堵死了。我不怕什么，我出门前连蹲监狱的衣服都拿了。”

当一个人看不到生存希望时，难免会做出过激行为。对此，我们不能仅仅以“行为过激”等词来形容当事人，而应该多想想事件背后的原因。

在“锤袭事件”中，深圳社保局属于国家职能机构，其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其中的每一位公职人员工作任务，也应该是为人民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温家宝总理曾明确表示：“权力是人民给的，要尽一切努力为人民服务。”于是，雪灾、汶川大地震等公共危机事件爆发时，总理都是在第一时间出现在需要帮助的人们面前，带去慰问与鼓励。

而与之相反，一些基层公务人员的表现却差强人意，以为手中掌握一些权力，就将自己摆在很高的位置，丝毫体现不出服务于人民的态度。如果倪某去办理退休手续时，各部门不是以一句“我们是按规定办理”将其打发走，那位女科长不是冷冰冰地说“找我有什么用呢？”并试图立即离去，而是以温和的态度，想办法为其解决困难，惨剧还会不会发生？

事实上，除了提前退休，解决倪某困难的办法不是没有，按照倪某的情况，他可以办理失业保险或参与社会救济。对此，倪某并不了解，但是社保局的公职人员肯定比较专业，却没有一位公职人员为其耐心解释，这难道不是一种不称职吗？

伸手不打笑脸人，如果女副科长可以坐下来，设身处地为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社会转型期，各种制度与规范处于“新旧交替”阶段，很容易积累起各种矛盾，作为公共管理机构，政府的职责应该是预防或者解决矛盾，毕竟这些矛盾还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处在可控制范围之内。

“锤袭”事件给政府公职人员提了个醒，矛盾已经暴露于阳光之下时，不能再试图回避，做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和“公事公办”的冷漠态度，如若不然，可能有更多的人会举起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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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拿什么留住你,传媒经理人?

 

引言

一去一留,耐人寻味。

《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天娱传媒董事长龙丹妮,在业内都是一等一的女将。巧合的是, 2009年11月9日,关于两位女将“履新”的传闻在同一时间明朗化,而结果都让人意外。

最终胡舒立和联办(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曲终人散,而胡舒立本人未来极有可能出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而龙丹妮则峰回路转,留任天娱,同时湖南广电将携手盛大公司共同出资开办一家全新的名为“盛世影业”的传媒公司,由龙丹妮出任公司总裁。

两位女将都是传媒业的风云人物,而她们所代表的传媒经理人群体,也渐渐浮出水面为人关注。为什么当所创立的传媒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这些个性鲜明、敢闯敢拼的经理人却喜欢和东家唱起“分飞燕”?《财富案例》第三期将关注传媒业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崭新的管理话题。

案例讨论

对话嘉宾:

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宋建武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水皮《华夏时报》总编辑著名财经评论家

艾学蛟北京大学危机管理课题组组长

闻磊南方报业集团人力资源部副总监

郑培敏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治理及人力资本专家

案例回放

1998年,联办负责人王波明向时任《中华工商时报》国际部主任的胡舒立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她创办《财经》杂志。而被誉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的胡舒立也接受了邀请,但提出了“永远不能干涉编辑部”的条件。

十年的打拼,“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谁的鲁能”等至今仍脍炙人口的重磅财经新闻报道陆续出炉,《财经》奠定了国内首屈一指的财经媒体地位。

胡舒立对了,因为在《财经》之前,她所创办的财经刊物悉数失败；王波明赢了,在香港曲线上市的财讯传媒(00205.hk)媒体帝国中,《财经》是中流砥柱,刚披露的中报显示,财讯传媒上半年营收1.15亿港元,《财经》带来约5410万港元收入,占了一半。

然而,关于《财经》高层人事地震的传闻在今年国庆节前就已经开始流传。10月15日,在香港上市的财讯传媒公告称,吴传晖辞任《财经》总经理和法定代表等职务。

吴传晖的离去,让人们开始纷纷揣测《财经》杂志“胡吴配”的另一主角胡舒立的去留。

同样是1998年,时任湖南经济电视台综艺节目《幸运3721》制作人的龙丹妮在台领导的创新要求下,再度推出情感真人类节目《真情对对碰》(后更名为《真情》)。

《真情》一经推出,深受广大观众喜欢,并迅速抢占了周末黄金档的收视率,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节目也连续播出近10年之久。

此后,龙丹妮不断创新,陆续推出了《越策越开心》《绝对男人》《明星学院》等深入人心的节目,而《明星学院》直接成为《超级女声》的借鉴模板。2006年,时任湖南经视副总编的龙丹妮来到湖南卫视,《快乐男声》节目再度让龙丹妮名声大振,业界称其为“选秀教母”。

然而,今年10月份,担任天娱传媒总经理刚满一年的龙丹妮跳槽盛大的传闻甚嚣尘上。

11月9日,这两位传媒业界的女将去留的传闻终于明朗:随着一纸辞职书,《财经》杂志和胡舒立的十年交情画上了休止符；而龙丹妮则回心转意继续留任天娱传媒总经理,并出任湖南广电同盛大公司共同出资开办的“盛世影业”传媒公司总经理职务。

曾被视为传媒业经典和奇迹的《财经》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而以娱乐综艺节目闻名遐迩的湖南广电又是如何成功挽留住“台柱子”?这两起“同途殊归”的传媒业界人事地震事件,无疑将引发出资人、传媒人和学界的探讨和反思。

议题一

传媒经理人“出走”是动了哪根筋?

职业理念被侵犯,希望更多自主权

争取股权激励和更宽广的发展平台

媒体对人才依赖度＞人才对媒体依赖度

外界资本频抛绣球

伴随近20年来传媒行业的快速发展,一批优秀的传媒职业经理人已经成长起来。这些人多富有才情、敢冲敢闯、桀骜不驯、个性鲜明,他们最早从传统媒体序列中走出来,在充满变数的新传媒领域中打拼。

一些新锐传媒企业,往往深深地打上了这些灵魂人物的烙印。可一旦这些人物要出走,将给老东家带来巨大打击。那么东家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传媒经理人有着哪些特色诉求?容易与出资人发生哪些冲突?什么情况下会出走呢?

点评

宋建武:虽然有人事地震,但期间《财经》的运作是相当平稳的,胡舒立做到了“优雅的转身”,这体现了她和其团队的职业道德；而联办的整合能力也很强,找到了《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何力等新的团队来“接棒”。这件事处理成这个样子,也说明中国媒体、特别是财经媒体已经走向成熟了。

胡舒立和龙丹妮都是优秀者的个案。而据我了解,当前中国媒体经理人和出资人的矛盾,更多表现为任务不达标的情况。对于大多数经理人来说,和出资人的利益导向是一致的,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相比较同行而言,胡师姐有太多的个人抱负,据我了解,矛盾发生后,双方也有尽力去调节,希望解决问题。联办希望走更专业化的路线,而胡舒立主张的继续让《财经》以社会主题为主导。

国内的新闻教育开放程度远低于传媒,而且人才培养是“小火慢炖”式的,同风风火火的新闻报道区别不小,但是我们也很希望胡师姐能在中大给新闻教育界带来新突破和新气象。

范以锦:我曾经和胡舒立聊过对新媒体格局的看法,她希望能在网络打开局面,但这方面的投入影响了财讯集团的效益,他们不愿意投那么多。在激励机制上,跟老板也有冲突。再者,《财经》太尖锐了,老板希望“平稳”一点。其实这次《财经》事件只是财讯集团人事地震的一部分,近期财讯集团旗下媒体已发生过几波的高层人事变动。据我了解,胡舒立团队遇到的这些问题,其他人也或多或少遇到过。

《财经》事件对传媒界有着很强的警示意义,这么好的品牌,这么好的杂志,没有因为金融风暴倒下,而是因为内部机制造成这样的局面,值得反思。媒体出资人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特殊行业,这种特殊包括媒体盈利周期相对较长、人才富有个性,不能简单去追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它的社会效益。要宽容、扶持,允许它新锐、有棱角。否则,用一般的办法去管理,必然失败。

艾学蛟:胡舒立和龙丹妮两个案例有相似的地方。胡舒立和龙丹妮都是传媒界资深人士,得到业界认可,读者观众叫座,是公司的核心人物。但两个人在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遇到一个瓶颈,就是“天花板”问题,或者说是有所掣肘。她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向发展,但老东家条件不允许,怎么办?这时有一些外界资本想介入传媒行业,就希望走“挖角”这个捷径,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闻磊:经理人敢于向老板叫板,是因为媒体对核心员工的依赖度远远大于核心员工对媒体的依赖度。在《财经》的案例中,杂志本来就是由胡舒立团队创办的,这种情况更突出。

人力资源对于报刊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引进了好的人才,可以使其面貌风格焕然一新；核心采编团队走了,将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媒体的产品风格要有连贯性、一致性,这依赖于采访风格、写作风格和编辑风格的稳定,还与机构设置、采编流程有很大关系。媒体的核心团队一旦离开,媒体出资人将很难迅速从劳动力市场上补充到合适的人才,这就会带来产品风格的波动,给企业带来伤害。而人才离开这家媒体后,到下一家媒体工作的适应期一般不会太长。

《财经》资方应该反思:为何有精英骨干领头后,其他一般骨干也会跟着走?这说明《财经》组织对旗下员工缺乏吸引力,员工对组织的归属感、忠诚度不够高。失掉几个精英,还可以从市场上补充,如果连基本队伍都不能保持稳定,就非常危险了。

议题二

出资人如何避免“赔了夫人又折兵”?

各退一步,与“挖角”方和当事方谈判

给经理人股权激励和参与决策的权力

未雨绸缪,签署竞业禁止协议

胡舒立走了,龙丹妮留下了。

联办和胡舒立之间尝试过谈判,但是彼此没有最终妥协。“舒立不是为了钱”,圈内人都这么说,她即将履新的教职也非高薪位置,她想要的自主权,东家为什么不能给?而龙丹妮遭遇的是高薪挖角,虽然在天娱顺风顺水,但手握巨资的盛大给出的筹码更为优厚。不过盛大和湖南广电一出“和为贵”,则探索出一条新路。

除了感情留人、事业留人、高薪留人外,传媒业值得反思的是,能否借鉴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制度留人?

点评

艾学蛟:在《财经》案例中,胡舒立也曾经提过引入新的战略投资方,这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也不排除胡舒立团队本身就在新投资方里,方案被资方否决,谈判破裂,矛盾激化。而在龙丹妮案例里,湖南广电主动去与新的东家谈判,竭力挽留龙丹妮。最后的妥协结果可能是,双方合作成立新公司,龙丹妮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施展平台更宽阔了,甚至在股权和利益分配方面也许还有一些激励。这是一个多赢的结局。

随着传媒业的逐渐放开,新资本与传统媒体角逐人才的事将越来越多。胡舒立和龙丹妮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湖南广电的做法,在“走”与“留”之间提供了第三种选择,避免两败俱伤的局面出现,对以后资方遇到类似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遇到这种事情,资方要冷静地分析,职业经理人的动机是什么?是追求待遇方面的提升,还是更高的位置、更多的自主权?然后根据这些要求一一应对,在股权不变的情况下,在利益分配方面也可有更多的分割,在不超越底线的情况下,也可以在人权、财权方面有些让步。

闻磊:企业核心人才松动一般有这些征兆:第一,管理层与资方对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偏差；第二,一方觉得基本利益受损；双方对未来判断发生重大分歧。

“防火重于救火”,应从土壤层面避免危机出现。对于媒体出资人而言,解决办法一是提高凝聚力,包括薪酬、企业文化,媒体与为员工之间建立共同利益点；二是加大转换成本,管理层员工持股,通过合约方式设定一定条件,比如服务期,离职补偿等。

宋建武:湖南广电和盛大组成新的公司,相信对龙丹妮本人的激励上也有体现。据我了解,《财经》的管理层持有一些股份,但是不多。对于媒体业治理结构中,管理层持有股份是否就是最优选择,我们不好太褒贬。

不过,《财经》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作为核心人物的胡舒立,在董事会居然没有一席之地。如果胡舒立在董事会有发言的机会,也许结果会大不一样。管理层在董事会里头有一定的发言权,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水皮:对于是否应分配给传媒经理人股权的问题,我认为,这要看不同的媒体和不同的合作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把一份报纸做好的前提。如果我是一个投资方,然后我找信得过的职业经理人,但是不是一定要给他股份呢?不一定,关键是他的获得要和他的付出相配。投资人可以在收入制度方面安排给管理层部分期权,或者一开始管理团队也拿钱出来,这是比较好的路径。

郑培敏:为什么《财经》可以成功,“快男”、“快女”可以火爆?传媒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本,往往团队是无可替代的,而资方是可以替代的。对于传媒这样的特殊企业,我认为内部人控制是有利的。出现目前这种局面,无论如何联办作为资方是受损的。

从这两件事,对传媒业的东家们最大的启发,我觉得是对于核心的人力资本,应该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有保障。对于胡舒立而言,没有股权,独立性又被干扰,两方面都没有保障,离开也是必然的。我个人猜测,胡舒立去中大任教只是权益之计,未来还是会去做媒体。但是这样折衷,比直接拉一帮人搞新的杂志去跟《财经》对着干要好得多。湖南广电留住龙丹妮,虽然也许只是留住了一半,另一半给了盛大,但是也比失去龙丹妮要好得多。

当然,对于东家们而言,也考虑可以在引入传媒经理人之初,签署严格的竞业禁止协议,增加对方跳槽的难度,这从法律上也是容易执行的。

专题撰文南方日报记者贾肖明张启方日报见习记者彭国华实习生周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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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很多中国人爱质疑？

 

最近，一连串的媒体报道让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似乎现在很多中国人都爱质疑。

10月8日，河南安阳某彩民一举夺得88注头等奖，获奖总额3.5998亿元，大奖开出，立即引来社会各界关注，质疑声连连，有人怀疑暗箱操作，有人怀疑是否一人独中等；

陕西志丹县委书记祁玉江上任后连续捡了三年垃圾，央视《朝闻天下》播放了这则新闻。很快也传来了质疑声：一个县委书记天天干捡垃圾的芝麻事？祁玉江被指责为故意作秀；

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将其个人持有的价值83亿元的有价证券，全部捐赠给新华都慈善基金会，这一举动引起质疑声无数，焦点是“避税说”，认为陈发树捐款的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捐款是假，避税是真；

10月26日，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国证监会上市申请。在徐家汇商城的股东名单中，文化名人余秋雨名列其中，被质疑为侵占国有资产，有人甚至直接发问：亿万身家怎么得来的？

……

“质疑”一词，出自《汉书·陈遵传》 “时时好事者从之质疑问事”一句，即提出疑问，请人回答，表现出一种怀疑精神。在学术研究中，这种精神十分必要且难能可贵，也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一环。

但现在人们的质疑，表现的则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心态。人们的质疑范围，从普通民众、官员、商人到文化学者，基本涵盖了社会各个层面，一切都可能成为质疑对象。但如果沉下心来认真思考，其实人们质疑的每件事情，都存在某些值得商榷和思考的地方：

彩票购买，本身就是一件碰运气的事情，虽然中大奖者少，但不是没有，只是这次中奖数目特别大而已，只能说明这个人比较幸运，构不成质疑的必要条件；

县委书记捡垃圾，因为官员本身就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捡垃圾也是分内之事，况且在他捡垃圾过程中，志丹县卫生状况逐年改善，还“捡”来了个全国卫生县，良好社会效应已经形成，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他以身作则带头做实事；

作为一个商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做慈善是一件正常举动，且不管陈发树捐款的目的如何，事实情况是他真的捐了，与一些“一毛不拔”的商人相比，他的行为更应该被赞扬；

而因为持股1.5%，可能成为亿万富翁的“余秋雨事件”，如果发生在一个不知名的普通公众身上，或原本就是身价很高的企业家身上，人们或许就不会质疑，但作为文化名人的余秋雨，同时也是一个可能会做投资的普通人，他投资成功进而身价倍增，也是很正常的。

一件件原本符合正常思维的事情，却变成人们的质疑对象，只能说是大部分人某种程度上心态有些失衡：3亿大奖之外是数以亿计的没中奖者，捡垃圾县委书记外有更多的不作为者，陈发树捐款外是无数的不捐赠者，余秋雨投资成功外是千千万万个投资无利或失利者。社会大部分都平庸起来，偶尔发生一件不平庸的事情，就会被视为不正常，进而被质疑。

一片白云，当经过一部分人的心态过滤后，可能就会变成乌云，越来越响的质疑声，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而认真分析质疑声，就会发现其与事情真相不能够立即或清楚地被公众所了解，进而导致权力部门公信力的丧失不无关系。

2009年10月9日，同一个申请人，向广州和上海两个城市分别递交部门预算公开申请。8天之后，两个城市都给出答复，结果却截然相反：广州接受申请，有关预算信息通过网上公开；而上海将此界定为“国家秘密”，拒绝公开。

上世纪90年代，政府预算确实属于国家机密，但随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对部门预算也要求更加透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更是对“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但其实施情况却并不理想，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存在模糊地带，给政府部门留下很大的腾挪空间，导致政府管理部门以种种不合理理由为借口，搪塞或忽悠老百姓对社会公共事业的知情欲望和诉求，因此，公众了解真实情况越来越少。

事情进展在状况不明确时，处于一种“失范”状态，是流言和猜忌的高发阶段。当权力部门的公信力丧失，人们越来越不了解事实真相时，怎么能不提出质疑？而且即使代表公信力的权力部门都被质疑，其它人就更容易被质疑了。

权力部门公信力丧失，人们越来越爱质疑，长期发展下去，后果会很严重。

政府是公共权力的实际拥有者，权力的合法性获得是政府公信力的前提与基础，公众对政府越信任，政府就越有影响力，即意味着权力关系越稳定。反之，政府公信力下降，不但会危及到社会信用体系，还可能会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毁树容易种树难。政府拿出诚意，主动公开信息，接受公众监督，才是修复公信力的最好办法。当人们普遍知道事实真相时，质疑的声音可能才会越来越少了。可见重塑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信心，才是真正解决现在中国人凡事都爱质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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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则段子看上海市政府在危机公关上的失误

 

 近日，一个名为“千万不要惹姓孙的”的段子很是火爆：

 日前，上海“钓鱼”执法惹了孙中界，结果……

 数年前，广州收容打死了孙志刚，结果……

 数十年前，前苏联在珍宝岛惹了孙玉国，结果……

 百年前，清王朝惹了孙中山，结果……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庞涓惹了孙膑，结果……

 一千多年前的三国时代，曹操惹了孙权，结果……

 很久很久以前，玉皇大帝惹了孙悟空，结果……

 结论，千万别惹姓孙的！

 “千万别惹姓孙的”，是姓孙的不好惹，还是刚好撞在了枪口上？由这段帖子，我想到了上海市政府对“钓鱼式执法”的危机公关。客观的说，上海市政府在“钓鱼式执法”中有些拖泥带水，缺乏“快，准，狠”的迅速与果断。

  2009年10月14日，当事司机孙中界遭遇“钓鱼式”执法，孙中界无法接受出于社会公德做好事反被冤枉的遭遇，断指鸣冤。而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却言之凿凿，矢口否认实施“钓鱼式执法”。随后，孙中界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引来社会各界争议，事态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10月17日，上海市政府首度回应，称已明确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10月20日，上海浦东新区的调查出炉，公布的调查结果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不当执法问题。

这个不负责任的调查报告，引来的是更多的谴责，而社会舆论对整个事件的态度也逐渐从质疑迅速转化为愤怒与不满。网民骂声一片，知名社会网络不满，权威媒体央视也不满。人民网称“(调查报告是)非常不严肃的，非常蛮横的。不给自己留后路，无法让人信服。”央视也抛出了“老子查儿子，怎让人信服？”的质疑炸弹。在人民网所做的“怎么看浦东新区说没钓鱼执法”的调查中，5546票中有96%选的是“质疑，自查结果难信服”。

几乎所有的社会舆论尤其是意见领袖齐刷刷地倒向以孙中界为代表的“被钓者”，而上海市政府则陷入相对被动的局面，甚至在很多人眼中成为违法分子的维护者，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迫于舆论压力，上海市政府不得不重新成立调查组，并于10月26日宣布，孙中界等案件的确存在“钓鱼式执法”，上海市“钓鱼式”执法才算告一段落。

 在管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破窗理论，即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由于种种原因未及时维修，其他人就会受到暗示性地纵容，打坏该建筑更多的窗户玻璃。孙中界事件就是第一块玻璃，但上海市政府并没有迅速补好这第一块玻璃。

 危机公关中，时间就是生命，打一个盹或者反应略为迟缓，危机公关的最佳时机就可能错过，不得不用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代价来加以补偿。

在一开始，上海市政府就应该立刻成立权威调查组介入案件，并与公众迅速沟通，做出解释和进行道歉以平息众怒。遗憾的是，在最初的危机处理过程中，上海市政府还是反应得太迟钝了。

而且，在进行危机处理时上海市政府没有选择好切入点，仅委托浦东新区政府进行调查，没有选择一个较为客观的第三方介入。这时，即使浦东新区政府调查属实，恐怕也因为有偏袒之嫌而无人肯信。上海市政府的疏忽，最终导致一个区的个人事件出现涟漪效应，演化为公共事件，进而影响了上海市政府的公信力。

 同时，为了弥补前期的疏忽，上海市政府不得不投入较大的人力和精力来进行危机公关，真是得不偿失。

 在整个危机的处理过程中，上海市政府面临着很大的压力。2010年，世博会即将在上海召开。在这个关键时期，更不容不得上海市政府出现过大的失误，尤其是有损城市形象的危害性事件更要严加防范。所以，孙中界事件一发生，上海政府就应该干净利落地解决，以维护上海的城市形象以及上海市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无独有偶，重庆也出现过“钓鱼式执法”。不过，重庆可以大张旗鼓的“打黑”，但由于世博会压力，上海市政府不能这样做——如果上海处处是“黑”，谁还敢来参加世博会？

 尽管上海市政府在“钓鱼式执法”中的处理不够漂亮。不过，我始终认为，上海市政府仍然是全国城市管理水平最高、执政能力最强的政府，上海仍然是全国治安最好的特大城市。而上海市政府此次危机公关的失误，恐怕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上海人的傲慢。

我想，经过此次危机的洗礼，上海市政府在以后的危机处理中应该会更加成熟，这也算是应对明年举办世博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的一次“练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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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姆门”看桑兰危机公关技巧转变

 

危机无处不在，既然逃避不了，只能学会应对。从“保姆门”一路走来的桑兰，在短短不到两个月间，危机处理能力开始渐渐成熟。

不可否认，在“保姆门”发生之初，桑兰的危机处理方式有些欠妥。

2009年9月5日，体操名将桑兰写了一篇题为《什么是家政服务》的博客，控诉保姆工作不力，并将自己所雇保姆的视频、个人信息等公之于众。没想到的是，不到一天时间，这篇博客的点击率就超过20万次，评论也达上千条。

诚然，没有照顾好桑兰，是保姆的失职，但桑兰将此写到自己博客上，并不是一种恰当的危机处理方式。桑兰采取写博客这种高调的方式，本意是批判家政服务业的不规范，结果却变成了对保姆的攻击和冷嘲热讽。保姆是通过家政公司联系到的，对保姆不满意，应该去投诉家政公司，而在网络上放保姆视频、公布其身份证号码，有不尊重他人的嫌疑。

在中国，人们往往同情弱者。虽然桑兰身体行动不方便，但毕竟也是一位公众人物，享受国家一定的照顾，与她相比，处于社会底层的保姆更像是一个弱势者。9月7日，保姆在采访中表示：“工作量大到难以承受”“一个人忙不过来”……此后，在人们的讨论中，保姆变得越来越弱势，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同情，“这个不行就换一个家政服务员吧，何必这么大张旗鼓地来说人家。”从网友的评论就可以看出，虽然更多人指责保姆的不称职，但也不乏对桑兰本人的质疑。

最近，我高兴地看到桑兰有了新变化。10月17日晚，桑兰去医院看望前国家男排队员汤淼，当谈论起保姆事件时，桑兰笑着说：“现在我找到的保姆还不错，浙江的，千岛湖那边的。”由此前的指责保姆转为赞扬保姆，桑兰在危机处理上有了很大提升。

首先，赞扬表现了一种大度。

博客门之前，桑兰是代表一种坚强乐观形象出现人们面前。而博客门后，她的形象在部分人眼中发生改变，有网友看不惯桑兰的做法，直接反击：“你身体上的不健全已成事实，但思想上若不健全其实更可怕！”桑兰渐渐陷入一种个人形象危机。

而现在桑兰赞扬保姆，可能是现任保姆真让她满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赞扬，也显示出了自己的宽容与大度，这是对“保姆门”中自己“刻薄”形象的一种“清扫”和改观。一个开朗、豁达的桑兰又回到人们面前。

其次，借助媒体有效公关。

“博客门”的发生，是桑兰利用博客媒介公关失当。而这次夸奖保姆，通过新闻媒体被人们所知，意义大不同。

作为公众人物，桑兰去探望汤淼，自然会有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借用这次机会，桑兰在不刻意间，将自己的转变展现在大众媒体面前，表现出了日渐成熟的危机公关能力。

既增加了知名度，又提升了个人形象，桑兰赞扬保姆的危机处理方式值得称道。现在，桑兰找到了称心的保姆，我也祝愿她今后每天都能够生活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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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桃：一次成功的明星危机公关秀

 

艺人是非多，青年影视演员殷桃近日人气颇旺，只是这次不是因为她主演的电视剧收视长虹，而是因为包养传闻，引发了一场个人危机。不过，清者自清，殷桃在这次危机公关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庆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她们，包括用钱买、利用女性的隐私恐吓他们等，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当这句话从因为涉黑而身陷囹圄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文强嘴里说出来时，娱乐圈注定要经历一场地震。

娱乐圈向来喜欢捕风捉影，更有许多好事之人，将最近几年去过重庆的女演员名单拉出来，而籍贯为重庆的殷桃，更是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网上甚至还出现了经过制作的殷桃与文强的合影。向来喜欢凑热闹，以口无遮拦著称的宋祖德也在博客中爆料，称殷桃被文强包养长达三年之久，还披露了文强包养殷桃的始末。

至此，人们将目光聚焦在殷桃身上。作为空政艺术中心的女演员，殷桃留给观众的是一个清纯健康的形象，被包养的传闻，无疑给她带来了不利影响，已对她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破坏。如果这次危机处理不当而使其愈演愈烈，不仅可能影响到殷桃的影视表演生涯，可能也会在其今后的人生道路上留下长长的阴影。

后来事情的进展，让我们看到显然有高人指点，殷桃在这次危机公关中熟练地应用了快速切割法，两招即化解了危机。

其一，权威的第三方为自己说话。

包养传闻一出，殷桃本人没有站出来澄清，而是借助其所在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帮助自己公关。 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发表声明，就中心的演员殷桃被指曾被重庆市“黑老大”、曾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包养三年的传闻，做出澄清，并称将采取法律手段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

在这种压力下，宋祖德不得不在自己微博上发表声明：最近有人冒充祖德名义在网上发文抵毁殷桃……”。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是一个权威部门，由它发布声明自然也具权威性。有其为殷桃做切割，效果事半功倍。

其二，行动胜过语言。

殷桃男友的高调亮相，又是对被包养传闻的有力一击。

10月28日，殷桃男友高调亮相，两人一起挑花、看话剧，表现得十分亲密。从宾利车和保镖司机可以看出，殷桃的男友身价不菲。殷桃虽然没有向外界反驳被包养传闻，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男友与她一起出现，就是对其最大的支持，也是对传闻的无声反击。这是在通过男友为其做切割。

殷桃经过包养传闻在全国的大肆传播，短时间里知名度迅速窜升，加之危机公关及时得法，借力打力，反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堪称近年来艺人危机公关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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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宏进怎样快速走出危机？

 

现代社会，许多人想成为名人，享受名人效应带来的各种利益。殊不知，名人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受比普通人更多的质疑与损失。

2009年10月13日深夜，一名网友在百度贴吧发帖称“据说方宏进被抓”，消息很快从石家庄当地警方得到证实。被抓原因，是方宏进利用职务之便，向华龙面业即今麦郎生产商有限公司借120万元，却在规定时间内拒绝还款，华龙公司便报了警。归还120万元之后，方宏进被释放。

此后，媒体陆续又有其它与方宏进相关的纠纷曝光，一时间，人们对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央视主持人的现状，产生极大好奇心。

作为中国最具权威媒体中央电视台的王牌主持人，方宏进因主持《焦点访谈》而被观众熟知。在转投东方卫视后，其推出的2小时新闻直播栏目《看东方》，也开创了当时中国新闻界的先河。他在电视主持领域的才华，相信没有人会提出质疑。

离开东方卫视后，方宏进选择经商，这原本是一件平常无奇的事情，而商人经商闹出经济纠纷，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这件纠纷，发生在方宏进身上，因为他此前是家喻户晓的主持人，结果被倍数级放大，由此引发了方宏进的个人危机，称其为“骗子”之声者不绝于耳。

危机爆发后，当事者应该在第一时间内站出来澄清事实或道歉。在这方面，方宏进的做法有些欠妥，在被拘消息传出后，他迟迟没有露面。当媒体连线他时，也并未否认关于自己的报道，只是表示：“这些事情就随它去吧，我现在还有挺多别的事情要做，谢谢大家的关心。”此后，方宏进就开始“玩消失”，好友及媒体都很难联系上他。

前段时间，赵本山因为突发脑出血住院引发个人健康危机，他的团队在第一时间及时向外界报道事实，为成功走出危机，打好了基础。反观方宏进，却犯了投鼠忌器的错误，作为曾经的媒体人，他应该清楚，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危机发生了，想掩盖是掩盖不住的，尽早承认错误或澄清事实是明智的做法。

直到10月23日，方宏进才对外发表个人声明和道歉。我认为，这还不够，为成功度过这次危机，方宏进还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请合作者站出来为自己说话。

危机发生后，迅速由当事人作为第三方站出来支持自己，是度过危机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方宏进事件曝光后，指责者众多，但也不乏有言论支持者。曾经与方宏进合作的一家公司老总就表示：“方宏进不是骗子只是笨”，并认为方宏进不是骗只是经营失败，“我认为方宏进不是诈骗，也不是借，他只是在这个项目的操作过程中出现了资金链断裂，导致失败。他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老师，但是他不适合经商，他不是一个商人……”

类似的言论，对方宏进十分有利，方宏进完全可以请更多的当事人站出来为自己说明情况。

其次，应该高调回应。

沉默往往被视为理亏的表现，大声者虽然不一定全部有理，但至少表示一种态度。沉默，还会引发更大的危机和更多的流言，除被骂“骗子”外，网上甚至还出现了方宏进的“桃色新闻”……

将事实真相、事态发展完全寄托于“早外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显得有些被动，即使到了一定时候可能会恢复个人名誉，但失去的机会成本却难以弥补回来。

由此之后，方宏进不能再保持沉默，应该高调站出来进行回应。如若不然，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可能还会有其它不可预知的事情和传言弄出来。

无论如何，作为央视有才华的主持人，方宏进并非一个可以被否定的人，在此，我真诚的希望他尽快走出这场危机，回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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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有感达能与娃哈哈的和解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企业合作要顺其自然，争执对峙并不是必然。妥协即和谐，有时放下未必是坏事，反而是对双方的解脱，也是化解危机的一种有效方法。

2009年国庆前一天，达能与娃哈哈达成和解，达能同意将其在各家达能——娃哈哈合资公司中的51%的股权出售给中方合资伙伴。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双方将终止与双方之间纠纷有关的所有法律程序。

佛学大师圣严法师经常用“四个它”来劝慰逆境中人，即承认它、面对它、解决它和放下它，这也是危机管理在佛学中的应用，即直面危机而不是逃避危机、接受危机的事实而不是否定危机、妥当地处理危机，以宽大的胸怀忘掉个人得失。

处于危机之中的当事者，放下即适当做出妥协，双方各自做些让步，可能就会安然度过危机。娃哈哈与达能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致使危机不断升级，期间，双方两败俱伤，没有任何一方从中获利。

从2007年5月达能正式启动对娃哈哈的法律诉讼，双方进行了数十起国内外官司战，到2009年的和解。这场战争历经两年之久，两年多的时间说长不长，但对于企业而言，可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两年足以让一个企业经历从创建到灭亡的全过程，也可以让一个企业从初创走上顶峰，说“两年河东，两年河西”，可能一点也不为过。

在达能娃哈哈事件演进过程中，请律师、开发布会……双方牵扯其中的精力和财力过多，影响了对市场的关注，以及产品的生产与研发，因而使企业业绩蒙受损失。在与娃哈哈之战中，仅2008年上半年，达能公司用于非结构性的法律诉讼等相关费用就高达5700万欧元，而且饮料销量明显下降；不仅如此，达能品牌形象也开始变得糟糕，根据中国品牌研究院2008年末发布的《2008品牌竞争力报告》，在中国市场共有92个知名品牌的竞争力呈现下降趋势，达能榜上有名，并且下降幅度首屈一指，品牌竞争力下降幅度甚至超过20%。在其后人民网开展的一项网络调查中，达能还入选最令人生厌的法国品牌。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面对竞争对手达能的灰头土脸，而双方打官司，娃哈哈的伤疤也被揭开。此前为与达能合作，娃哈哈采取了种种“不规矩”手段，双方签订的《商标许可合同》，名为许可，实则是欺骗国家商标局的一纸阴阳合同。被揭露之后，人们惊呼：“一个敢串通外商欺骗自己国家的人，还有不敢干的事吗？我们还希望他做什么？”由此，宗庆后也陷入空前的信任危机，而遭到市场各方的广泛质疑。无论是娃哈哈的未来，还是宗庆后的形象，都在争论中黯淡无光。

一场双输的争执，从一开始就应该及时停止。

早在2007年7月25日，达能与娃哈哈刚刚对簿公堂时，我就写了一篇名为《娃哈哈&达能：“中国式闹剧”的四种结局》的博客，其中，就劝达能与娃哈哈握手言和：“在我看来，娃哈哈与达能好比是正在对弈的棋手，处于势均力敌、谁也不服谁的地步，继续厮杀下去会有同归于尽的恶果。如果双方握手言和，把一盘死棋变成和棋，那就是皆大欢喜……”

可惜，达能与娃哈哈在高涨的情绪中，没有沉下心来冷静思考，真正做到放下，而使原本可以轻松化解的危机，伴随了两家企业两年之久。

争论了两年时间，该失去的都已经失去，错过的也都已经错过，达能与娃哈哈之争，绕了两年多的大圈子，到最后都伤痕累累时，才决定放下和解。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为什么不在问题出现之初就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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