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儿童医院“徐宝宝事件”的危机分析
在当前我们的社会转型期,正潜伏着形形色色的矛盾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的发展,其越来越担当起言论自由和监督员的作用,经过网络的传播,一些原本不无人所知的“内幕”或“隐私”,被大白于天下,接着,便会引发一场场或大或小的危机事件。
最近,一则题为《南京儿童医院医生上班忙“偷菜”害死五个月婴儿》的帖子,在网上引起无数人关注。这位网友在帖子中称,2009年11月3日,他朋友五个月大的孩子“徐宝宝”患眼眶蜂窝组织炎在南京市儿童医院住院期间病情恶化,晚上几次向值班医生下跪求救,却因医生“要睡觉”甚至在网上玩游戏“偷菜”而延误抢救时机,孩子于次日宣告死亡。
人命大于天,一个以救死扶伤为职责的医院,却因为诸如“要睡觉”、“偷菜”等理由,视一个人的生命于不顾,帖子发出之后,立即引爆了网络“舆论洪水”。人们纷纷谴责南京儿童医院“草菅人命”的行径,“现在的医生,应该把他们的心挖出来!看看是红的还是黑的!”除了谴责医生外,也有矛头对准医院,“儿童医院医生的医德真的很差劲,服务也很不好,我前几天也带小孩去看病,态度非常的不好。”
一场切切实实的危机来到南京儿童医院门前。身处危机漩涡中,当事者应该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危机管理,尽快摆脱危机,而南京儿童医院在危机管理上却接连失误。
首先,没有进行有效切割。
徐宝宝事件发生后,医疗事故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此时,推脱责任或寻找借口不是当务之急,南京儿童医院在第一时间应该在“保医院还是保医生”之间做个选择,将个人危机和医院危机进行有效切割。
11月10日,针对徐宝宝事件,南京儿童医院迅速对外做出回应,称医院存在对该患儿病情凶险程度估计不足,对该患儿血常规的异常指标未能及时深究的不足,否定了患儿父母投诉的“医生打游戏”等说法。就是这一句话,将自己置身于危机事件的中心,把责任范围从值班医生扩大到整个医院,显然,这种做法并不明智。
其次,没有及时澄清真相。
危机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将事实真相告知媒体和公众,是有效的危机管理,给人们留下“诚实”印象后,便于进行后续危机处理。
徐宝宝事件发生后,南京儿童医院并没有公布事实真相,而是声称值班医生是写论文,并不是网上所说的玩游戏。根据“酒与污水定律”,一勺酒加进一桶污水中,得到的是一桶污水,而一勺污水加入一桶酒中,得到的还是污水。真相是酒,被隐瞒的事实是污水,只要一点点事实被隐瞒,整个真相就会变成无法让人相信的污水。
无论“偷菜”还是“写论文”,值班医生都是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没有承担起“值班”的责任,不能当作一种理由,说出来,只会被人们视为找借口。直到后来,“第三方”介入调查后,真相才水落石出,这无疑给了医院一个响亮的耳光。
医院不公布真相,从某种程度而上而言,也是对民众认知能力的低估,期望可以瞒天过海,掩盖真相。殊不知,随着互联网的高度发展,徐宝宝事件已经不是一个人在关注,演变成一个大家都关心的群体性事件。
当医院否认值班医生玩游戏时,就有网友站出来表示,“只要对电脑进行检查,查出当晚医生是否上过开心网,是否在‘偷菜’,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当医院发布调查结果时,一些网友当即就提出质疑:医院专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怎么能保证医疗事故责任认定的公正性?因此,众多网友强烈表示,最好能够引入第三方进行调查。
网络是一个能量源的积累地,它的能量一旦爆发,有着超过原子弹的威力。在网友的呼声下,“迟到的正义”最终到来。11月12日下午,南京市卫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由专家、网民、记者等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徐宝宝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患儿家属的投诉情况基本属实。在此次事件前期调查中,值班医生隐瞒事实真相,南京儿童医院调查手段简单、调查深度不够、调查结果与事实不符。上网玩游戏的当事医生被吊照开除,南京儿童医院诊治措施有失职行为,院长书记分别受处分。
让人庆幸的是,事件真相最终水落石出,但不幸的是,徐宝宝的生命无法挽回。由于自己的不称职引发医疗事故,医院竟然不敢承认,不仅暴露出其不负责任的态度,更让人们对医院的认同度急剧下降,须知,承认过失是为了以后避免同类现象的发生,如果这次事故不敢承认,那么谁能保证没有下次呢?
现在,我们的医改正处于进行时,医疗机构定性、医务工作者待遇等走向尚未明朗,在经济大潮的拍打下,医德等精神命题渐渐被置于次要地位。其中,积累起无数大小各异的矛盾,诸如医疗机构“急救车拒载”、北大医学教授殒命北大医院之类的丑闻层出不穷。同时,一些处于矛盾中心的官员却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不仅在医疗事故发生时,不能坦然讲出真相,严惩失责者,而且在日常管理中,仅就“不出事”作为要务,疏于医德层面的精神管理。要知道,没有医德精神作支撑,“不出事”难免被隐匿着的浮躁之心所击垮。
而徐宝宝事件之所以引起高度关注,不仅出于人们对徐宝宝短暂生命的惋惜,以及对痛失孩子父母的同情,更是为医生可能存在的不负责任的冷漠态度刺痛了神经。徐宝宝事件是一个警醒,提醒着医疗机构,提高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感才是解决矛盾的根本之道,只有责任感真正提升了,才能避免或减少更多类似危机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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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拿什么留住你,传媒经理人?
引言
一去一留,耐人寻味。
《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天娱传媒董事长龙丹妮,在业内都是一等一的女将。巧合的是, 2009年11月9日,关于两位女将“履新”的传闻在同一时间明朗化,而结果都让人意外。
最终胡舒立和联办(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曲终人散,而胡舒立本人未来极有可能出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而龙丹妮则峰回路转,留任天娱,同时湖南广电将携手盛大公司共同出资开办一家全新的名为“盛世影业”的传媒公司,由龙丹妮出任公司总裁。
两位女将都是传媒业的风云人物,而她们所代表的传媒经理人群体,也渐渐浮出水面为人关注。为什么当所创立的传媒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这些个性鲜明、敢闯敢拼的经理人却喜欢和东家唱起“分飞燕”?《财富案例》第三期将关注传媒业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崭新的管理话题。
案例讨论
对话嘉宾:
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宋建武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水皮《华夏时报》总编辑著名财经评论家
艾学蛟北京大学危机管理课题组组长
闻磊南方报业集团人力资源部副总监
郑培敏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治理及人力资本专家
案例回放
1998年,联办负责人王波明向时任《中华工商时报》国际部主任的胡舒立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她创办《财经》杂志。而被誉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的胡舒立也接受了邀请,但提出了“永远不能干涉编辑部”的条件。
十年的打拼,“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谁的鲁能”等至今仍脍炙人口的重磅财经新闻报道陆续出炉,《财经》奠定了国内首屈一指的财经媒体地位。
胡舒立对了,因为在《财经》之前,她所创办的财经刊物悉数失败;王波明赢了,在香港曲线上市的财讯传媒(00205.hk)媒体帝国中,《财经》是中流砥柱,刚披露的中报显示,财讯传媒上半年营收1.15亿港元,《财经》带来约5410万港元收入,占了一半。
然而,关于《财经》高层人事地震的传闻在今年国庆节前就已经开始流传。10月15日,在香港上市的财讯传媒公告称,吴传晖辞任《财经》总经理和法定代表等职务。
吴传晖的离去,让人们开始纷纷揣测《财经》杂志“胡吴配”的另一主角胡舒立的去留。
同样是1998年,时任湖南经济电视台综艺节目《幸运3721》制作人的龙丹妮在台领导的创新要求下,再度推出情感真人类节目《真情对对碰》(后更名为《真情》)。
《真情》一经推出,深受广大观众喜欢,并迅速抢占了周末黄金档的收视率,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节目也连续播出近10年之久。
此后,龙丹妮不断创新,陆续推出了《越策越开心》《绝对男人》《明星学院》等深入人心的节目,而《明星学院》直接成为《超级女声》的借鉴模板。2006年,时任湖南经视副总编的龙丹妮来到湖南卫视,《快乐男声》节目再度让龙丹妮名声大振,业界称其为“选秀教母”。
然而,今年10月份,担任天娱传媒总经理刚满一年的龙丹妮跳槽盛大的传闻甚嚣尘上。
11月9日,这两位传媒业界的女将去留的传闻终于明朗:随着一纸辞职书,《财经》杂志和胡舒立的十年交情画上了休止符;而龙丹妮则回心转意继续留任天娱传媒总经理,并出任湖南广电同盛大公司共同出资开办的“盛世影业”传媒公司总经理职务。
曾被视为传媒业经典和奇迹的《财经》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而以娱乐综艺节目闻名遐迩的湖南广电又是如何成功挽留住“台柱子”?这两起“同途殊归”的传媒业界人事地震事件,无疑将引发出资人、传媒人和学界的探讨和反思。
议题一
传媒经理人“出走”是动了哪根筋?
职业理念被侵犯,希望更多自主权
争取股权激励和更宽广的发展平台
媒体对人才依赖度>人才对媒体依赖度
外界资本频抛绣球
伴随近20年来传媒行业的快速发展,一批优秀的传媒职业经理人已经成长起来。这些人多富有才情、敢冲敢闯、桀骜不驯、个性鲜明,他们最早从传统媒体序列中走出来,在充满变数的新传媒领域中打拼。
一些新锐传媒企业,往往深深地打上了这些灵魂人物的烙印。可一旦这些人物要出走,将给老东家带来巨大打击。那么东家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传媒经理人有着哪些特色诉求?容易与出资人发生哪些冲突?什么情况下会出走呢?
点评
宋建武:虽然有人事地震,但期间《财经》的运作是相当平稳的,胡舒立做到了“优雅的转身”,这体现了她和其团队的职业道德;而联办的整合能力也很强,找到了《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何力等新的团队来“接棒”。这件事处理成这个样子,也说明中国媒体、特别是财经媒体已经走向成熟了。
胡舒立和龙丹妮都是优秀者的个案。而据我了解,当前中国媒体经理人和出资人的矛盾,更多表现为任务不达标的情况。对于大多数经理人来说,和出资人的利益导向是一致的,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相比较同行而言,胡师姐有太多的个人抱负,据我了解,矛盾发生后,双方也有尽力去调节,希望解决问题。联办希望走更专业化的路线,而胡舒立主张的继续让《财经》以社会主题为主导。
国内的新闻教育开放程度远低于传媒,而且人才培养是“小火慢炖”式的,同风风火火的新闻报道区别不小,但是我们也很希望胡师姐能在中大给新闻教育界带来新突破和新气象。
范以锦:我曾经和胡舒立聊过对新媒体格局的看法,她希望能在网络打开局面,但这方面的投入影响了财讯集团的效益,他们不愿意投那么多。在激励机制上,跟老板也有冲突。再者,《财经》太尖锐了,老板希望“平稳”一点。其实这次《财经》事件只是财讯集团人事地震的一部分,近期财讯集团旗下媒体已发生过几波的高层人事变动。据我了解,胡舒立团队遇到的这些问题,其他人也或多或少遇到过。
《财经》事件对传媒界有着很强的警示意义,这么好的品牌,这么好的杂志,没有因为金融风暴倒下,而是因为内部机制造成这样的局面,值得反思。媒体出资人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特殊行业,这种特殊包括媒体盈利周期相对较长、人才富有个性,不能简单去追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它的社会效益。要宽容、扶持,允许它新锐、有棱角。否则,用一般的办法去管理,必然失败。
艾学蛟:胡舒立和龙丹妮两个案例有相似的地方。胡舒立和龙丹妮都是传媒界资深人士,得到业界认可,读者观众叫座,是公司的核心人物。但两个人在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遇到一个瓶颈,就是“天花板”问题,或者说是有所掣肘。她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向发展,但老东家条件不允许,怎么办?这时有一些外界资本想介入传媒行业,就希望走“挖角”这个捷径,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闻磊:经理人敢于向老板叫板,是因为媒体对核心员工的依赖度远远大于核心员工对媒体的依赖度。在《财经》的案例中,杂志本来就是由胡舒立团队创办的,这种情况更突出。
人力资源对于报刊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引进了好的人才,可以使其面貌风格焕然一新;核心采编团队走了,将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媒体的产品风格要有连贯性、一致性,这依赖于采访风格、写作风格和编辑风格的稳定,还与机构设置、采编流程有很大关系。媒体的核心团队一旦离开,媒体出资人将很难迅速从劳动力市场上补充到合适的人才,这就会带来产品风格的波动,给企业带来伤害。而人才离开这家媒体后,到下一家媒体工作的适应期一般不会太长。
《财经》资方应该反思:为何有精英骨干领头后,其他一般骨干也会跟着走?这说明《财经》组织对旗下员工缺乏吸引力,员工对组织的归属感、忠诚度不够高。失掉几个精英,还可以从市场上补充,如果连基本队伍都不能保持稳定,就非常危险了。
议题二
出资人如何避免“赔了夫人又折兵”?
各退一步,与“挖角”方和当事方谈判
给经理人股权激励和参与决策的权力
未雨绸缪,签署竞业禁止协议
胡舒立走了,龙丹妮留下了。
联办和胡舒立之间尝试过谈判,但是彼此没有最终妥协。“舒立不是为了钱”,圈内人都这么说,她即将履新的教职也非高薪位置,她想要的自主权,东家为什么不能给?而龙丹妮遭遇的是高薪挖角,虽然在天娱顺风顺水,但手握巨资的盛大给出的筹码更为优厚。不过盛大和湖南广电一出“和为贵”,则探索出一条新路。
除了感情留人、事业留人、高薪留人外,传媒业值得反思的是,能否借鉴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制度留人?
点评
艾学蛟:在《财经》案例中,胡舒立也曾经提过引入新的战略投资方,这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也不排除胡舒立团队本身就在新投资方里,方案被资方否决,谈判破裂,矛盾激化。而在龙丹妮案例里,湖南广电主动去与新的东家谈判,竭力挽留龙丹妮。最后的妥协结果可能是,双方合作成立新公司,龙丹妮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施展平台更宽阔了,甚至在股权和利益分配方面也许还有一些激励。这是一个多赢的结局。
随着传媒业的逐渐放开,新资本与传统媒体角逐人才的事将越来越多。胡舒立和龙丹妮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湖南广电的做法,在“走”与“留”之间提供了第三种选择,避免两败俱伤的局面出现,对以后资方遇到类似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遇到这种事情,资方要冷静地分析,职业经理人的动机是什么?是追求待遇方面的提升,还是更高的位置、更多的自主权?然后根据这些要求一一应对,在股权不变的情况下,在利益分配方面也可有更多的分割,在不超越底线的情况下,也可以在人权、财权方面有些让步。
闻磊:企业核心人才松动一般有这些征兆:第一,管理层与资方对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偏差;第二,一方觉得基本利益受损;双方对未来判断发生重大分歧。
“防火重于救火”,应从土壤层面避免危机出现。对于媒体出资人而言,解决办法一是提高凝聚力,包括薪酬、企业文化,媒体与为员工之间建立共同利益点;二是加大转换成本,管理层员工持股,通过合约方式设定一定条件,比如服务期,离职补偿等。
宋建武:湖南广电和盛大组成新的公司,相信对龙丹妮本人的激励上也有体现。据我了解,《财经》的管理层持有一些股份,但是不多。对于媒体业治理结构中,管理层持有股份是否就是最优选择,我们不好太褒贬。
不过,《财经》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作为核心人物的胡舒立,在董事会居然没有一席之地。如果胡舒立在董事会有发言的机会,也许结果会大不一样。管理层在董事会里头有一定的发言权,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水皮:对于是否应分配给传媒经理人股权的问题,我认为,这要看不同的媒体和不同的合作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把一份报纸做好的前提。如果我是一个投资方,然后我找信得过的职业经理人,但是不是一定要给他股份呢?不一定,关键是他的获得要和他的付出相配。投资人可以在收入制度方面安排给管理层部分期权,或者一开始管理团队也拿钱出来,这是比较好的路径。
郑培敏:为什么《财经》可以成功,“快男”、“快女”可以火爆?传媒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本,往往团队是无可替代的,而资方是可以替代的。对于传媒这样的特殊企业,我认为内部人控制是有利的。出现目前这种局面,无论如何联办作为资方是受损的。
从这两件事,对传媒业的东家们最大的启发,我觉得是对于核心的人力资本,应该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有保障。对于胡舒立而言,没有股权,独立性又被干扰,两方面都没有保障,离开也是必然的。我个人猜测,胡舒立去中大任教只是权益之计,未来还是会去做媒体。但是这样折衷,比直接拉一帮人搞新的杂志去跟《财经》对着干要好得多。湖南广电留住龙丹妮,虽然也许只是留住了一半,另一半给了盛大,但是也比失去龙丹妮要好得多。
当然,对于东家们而言,也考虑可以在引入传媒经理人之初,签署严格的竞业禁止协议,增加对方跳槽的难度,这从法律上也是容易执行的。
专题撰文南方日报记者贾肖明张启方日报见习记者彭国华实习生周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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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很多中国人爱质疑?
最近,一连串的媒体报道让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似乎现在很多中国人都爱质疑。
10月8日,河南安阳某彩民一举夺得88注头等奖,获奖总额3.5998亿元,大奖开出,立即引来社会各界关注,质疑声连连,有人怀疑暗箱操作,有人怀疑是否一人独中等;
陕西志丹县委书记祁玉江上任后连续捡了三年垃圾,央视《朝闻天下》播放了这则新闻。很快也传来了质疑声:一个县委书记天天干捡垃圾的芝麻事?祁玉江被指责为故意作秀;
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将其个人持有的价值83亿元的有价证券,全部捐赠给新华都慈善基金会,这一举动引起质疑声无数,焦点是“避税说”,认为陈发树捐款的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捐款是假,避税是真;
10月26日,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国证监会上市申请。在徐家汇商城的股东名单中,文化名人余秋雨名列其中,被质疑为侵占国有资产,有人甚至直接发问:亿万身家怎么得来的?
……
“质疑”一词,出自《汉书·陈遵传》
“时时好事者从之质疑问事”一句,即提出疑问,请人回答,表现出一种怀疑精神。在学术研究中,这种精神十分必要且难能可贵,也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一环。
但现在人们的质疑,表现的则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心态。人们的质疑范围,从普通民众、官员、商人到文化学者,基本涵盖了社会各个层面,一切都可能成为质疑对象。但如果沉下心来认真思考,其实人们质疑的每件事情,都存在某些值得商榷和思考的地方:
彩票购买,本身就是一件碰运气的事情,虽然中大奖者少,但不是没有,只是这次中奖数目特别大而已,只能说明这个人比较幸运,构不成质疑的必要条件;
县委书记捡垃圾,因为官员本身就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捡垃圾也是分内之事,况且在他捡垃圾过程中,志丹县卫生状况逐年改善,还“捡”来了个全国卫生县,良好社会效应已经形成,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他以身作则带头做实事;
作为一个商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做慈善是一件正常举动,且不管陈发树捐款的目的如何,事实情况是他真的捐了,与一些“一毛不拔”的商人相比,他的行为更应该被赞扬;
而因为持股1.5%,可能成为亿万富翁的“余秋雨事件”,如果发生在一个不知名的普通公众身上,或原本就是身价很高的企业家身上,人们或许就不会质疑,但作为文化名人的余秋雨,同时也是一个可能会做投资的普通人,他投资成功进而身价倍增,也是很正常的。
一件件原本符合正常思维的事情,却变成人们的质疑对象,只能说是大部分人某种程度上心态有些失衡:3亿大奖之外是数以亿计的没中奖者,捡垃圾县委书记外有更多的不作为者,陈发树捐款外是无数的不捐赠者,余秋雨投资成功外是千千万万个投资无利或失利者。社会大部分都平庸起来,偶尔发生一件不平庸的事情,就会被视为不正常,进而被质疑。
一片白云,当经过一部分人的心态过滤后,可能就会变成乌云,越来越响的质疑声,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而认真分析质疑声,就会发现其与事情真相不能够立即或清楚地被公众所了解,进而导致权力部门公信力的丧失不无关系。
2009年10月9日,同一个申请人,向广州和上海两个城市分别递交部门预算公开申请。8天之后,两个城市都给出答复,结果却截然相反:广州接受申请,有关预算信息通过网上公开;而上海将此界定为“国家秘密”,拒绝公开。
上世纪90年代,政府预算确实属于国家机密,但随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对部门预算也要求更加透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更是对“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但其实施情况却并不理想,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存在模糊地带,给政府部门留下很大的腾挪空间,导致政府管理部门以种种不合理理由为借口,搪塞或忽悠老百姓对社会公共事业的知情欲望和诉求,因此,公众了解真实情况越来越少。
事情进展在状况不明确时,处于一种“失范”状态,是流言和猜忌的高发阶段。当权力部门的公信力丧失,人们越来越不了解事实真相时,怎么能不提出质疑?而且即使代表公信力的权力部门都被质疑,其它人就更容易被质疑了。
权力部门公信力丧失,人们越来越爱质疑,长期发展下去,后果会很严重。
政府是公共权力的实际拥有者,权力的合法性获得是政府公信力的前提与基础,公众对政府越信任,政府就越有影响力,即意味着权力关系越稳定。反之,政府公信力下降,不但会危及到社会信用体系,还可能会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毁树容易种树难。政府拿出诚意,主动公开信息,接受公众监督,才是修复公信力的最好办法。当人们普遍知道事实真相时,质疑的声音可能才会越来越少了。可见重塑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信心,才是真正解决现在中国人凡事都爱质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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