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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我国唐元时期“纸质文物”刻不容缓
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相当于“世界史的中古时期”。由于自唐末,战乱频起,除辽宋“檀渊之盟”后有过120年短暂和平外,五百多年的“唐元时期”基本上是“战火纷飞照晓月,白骨千里无人埋”的景象。多少王朝走马灯似地被摧毁,数不凊的楼台殿阁被焚毀坍塌。亿万黎庶被铁骑深深地踩入沟壑,千年文明被历史烟尘尘封地下。“唐元时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混说期、乱说期”。无数颠倒黑白的谎言被写进历史,无数偷天换日的屁喀被吹成神话。少数民族政权被贬为蛮夷,只会偷窃、偏安、跪舔的赵宋却被吹上了大天。这就是“唐元时期”急待重修的历史,急待为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涤污去秽的历史。
重修历史必须要有无可辩驳的实证,而实证分为史载与实物。史载最有说服力的是当时人们用自己语言文字,从自已民族的角度,所写的所记录的历史典籍。而中古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正史”,多用自己民族文字书写。汉人不懂。这就给擅于篡改历史的汉族文人有了可乘之机。于是,经他们之手编写出的汉文《新旧〈五代史〉》、《辽史》、《渤海史》、《西夏史》、《金史》、《元史》,无不存在重大的历史错讹谬误。而这些政权用自己民族文字书写的“正史”,却被垄断编史的汉族文人有意弃之不用,丢弃焚毁。乃至中古时期这段历史黑白颠倒,充满不实之言。
比如笔者前天所发博文《辽契丹史、契丹文字研究的福音 ─祝贺《史记》(契丹、汉 双语)(影印本)隆重出版》中的双语《史记》本身就证实了汉人所写典籍的荒谬。如,《五代会要》中估算的契丹“胡书”(契丹犬字前身)数量“约4000”多字、可双语《史记》与汉字对照的契丹字.竟有几十万字,不重复的契丹字至少在5000--10000字以上。差距何其之太?再比如双语《史记》,是在辽景宗保宁三年(971年)用铜活字印刷的。可(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却瞪看眼造谣说活字印刷发明者是雕刻工匠毕升。双语《史记》活字印刷完成后一年,毕升才出生(北宋)开宝五年(972年)。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才发明沱治字活字印刷术。不知晚于契丹铜活字印刷70年的毕升还有必要发明泥活字印刷吗?再比如,被韩国学者吹成世界最早(1234年)用金属活字印刷的《直指心体要节》和同样用铜活字印刷的契丹双语《史记》相比,晚了整整263年。事实胜于雄辩,吹牛再响也是惘然。
“唐元时期”少数民族文字典籍(纸质文物)非常珍贵,据说不足百种。它们对重修当时各少数民族政权历史至关重要无可替代。尤其是用各民旋语言文字编纂的《字典》、《辞书》等工具书类“纸质文物”更是珍贵。因为它们是打开“唐元时期”各民族政权“正史”宝库大门的“金钥匙”。只有通过他们才可能发现、了解、研究、掌握“唐元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真正历史和文明密码,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对“纸质文物”最好的保护,就是将它们复制一定数量,让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们人人可以方便、轻易,读到、得到它们。要做到这点,就需要有更多的大无畏的“杭州出版社”,“黄震先生”勇敢地站出来,无私地将自己珍藏的“唐元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文字的“纸质文物”贡献出来供更多的人学习研究。我相信全国各地的“唐元时期”“纸质文物”的收藏大家,如:宋兆麟、陈峻、格日勒图、鲁智勇、张苏、王加勋、王加川、郭泽亭、祝宇辉、杜军、刘小军等也都会挺身而出,把自己珍藏的民族文字文物公之于众,造福于国家。
为更好地保护,我建议以“杭州出版社”,“黄震先生”为中心,联合所有“唐元时期”“纸质文物”的收藏大家,同心协力,共同把“唐元时期”“纸质文物”影印出一定数量,提供给研究这些民族文字文物的人们和机构,“唐元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文字的“纸质文物”就一定能保护好。“唐元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文明密码就一定会被揭示,其历史与文物也会被重新认识得到肯定!祝愿这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