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郎咸平：许多人为取消文理分科欢呼 ,真可悲!
(2014-09-25 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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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育体系病根深种，根本不是改革高考——这种技术手段能解决
我们大学的问题是"行政管教师"、"科研重于教学",应培养学生的思辨和实证能力
郎咸平：2014年秋季开学，我们的教育部就郑重其事地发布了新的教育改革：取消文理分科，艺体特长不加分。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仅仅因为这么一点改变就欢欣雀跃，仔细想想，我们的教育真是可悲。我们的教育体系兵根深种，根本不是改革高考——这种技术手段能解决的。我们大学的问题是“行政管教师”、“科研重于教学”，我们应该学习美国培养学生的“思辨和实证”能力。
美国也是经过了痛苦的反思才会有现在这样一个完善的教育体系。我先给各位捋一下美国道德教育的历史。早在20世纪早期，美国就有很多学者提议说，搞品德教育、道德教育，跟我们现在干的事是一样的。如果从这个时间推算的话，我们的教育至少落后了半个多世纪，差得太远了。而且当初美国搞的这个所谓的品格教育，和我们今天讲的也是一样的。搞笑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不少学者在称赞这种品格教育，还说美国曾经怎么着怎么着。尤其是我们内地学校里，那些搞德育的老师更是喜欢乱扯，面对药家鑫事件、李启铭事件，还使劲在那高喊要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太可悲了!
大学的自治跟独立，孕育出了一个思辨的氛围和传统。然后由思辨和实证主义的传统，形成了价值观的“无为而为，无塑造而塑造”。我们呢，正是因为缺少了思辨和实证主义这一环，才会出现董藩教授这种奇怪的现象，竟然把个人的一种人生经历当作一个教条传输给学生!这在美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记得有一篇文章，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写的，说的是大学的官本位问题。他举了他们人民大学的一个例子，他说人大分配办公室都是按照官本位来分配的，校长的办公室可以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但教授的办公室可能就是一个小格子，还说一个教授的办公室还不一定有一个科长的办公室阔气。而且，我们的高校，现在也都是行政主导，一个小小的科长竟然可以把一个教授管得没话说。这不只是教授的悲哀，更是我们大学的悲哀。
表面上看，美国对教育的投入非常大，但是我们根本没有看到美国教育的最起码的两个界限。一个是有关部门或者政府跟高校之间的界限，另外一个是教学跟科研经费的界限，这两个界限都是很清楚的。美国教育的精髓就在于联邦政府不应该干预教育。但在我们这里呢，教学跟科研特别混乱。搞笑的是，我们的一些高校只重视科研，它们竟然认为老师只要论文写得好，就可以评各种各样的职称，完全不重视教学，根本就没有搞清楚学校最起码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所以，现在大学里流传一句话说，在《光明日报》这之类的报纸杂志，或者一些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胜过你老师讲300天的课。现在我们的科研和教学之间的界限竟然已经模糊成这样了，太可怕了。我觉得用一个词来概括挺合适，就是“学术GDP主义”。我们政府现在不是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考核官员吗?现在呢，又用“GDP”来考核学校和老师，其实就是把教授变成了一个打工仔，只要完成计件，数量够了以后就可以评各种职称了。
透过以上我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美国高等教育的比较，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两种教育能不能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重合?比如说合作办学。我们上面说的上海纽约大学算是合在了一起，我也曾经在纽约大学教过书，它能来这里办学也是一件好事，如果它能成功的话，是不是能透过它的成功，给我们的教育体系注入一个新的活力?还有，我们应该怎样判断它是不是成功?我认为，不是说它吸引了多少好教授，或者毕业了多少学生，而是什么?是它能不能够把美国教育的灵魂带进来，就是把我们上面讲到的独立人格，引进我们中国的教育体系。但是我也很担心，中国这个教育的土壤，能不能容纳下美国教育的种子?因为它需要的是一个没有教育部之类存在的体系。如果说能够成功的话，就证明我们的观念是对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像美国一样，不需要教育部的存在。比如说宁波诺丁汉大学，它是英国诺丁汉大学跟浙江的万里教育集团联合搞的，这算是很早的一个合作办学，它们就围绕着一个问题，双方教授打崩了。什么问题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学生的成绩该不该告诉家长。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中西方的价值观的完全不同，最终导致高校的教员分裂。外国人认为不应该告诉家长，因为这是隐私。而中国人认为我们必须要告诉，不仅要告诉，而且成绩单还得让家长签字，证明一下家长看过了。所以说，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的创办，给了我们一丝曙光，它们是高校现代教育的探路者，我们要乐见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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