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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我刚从北京飞回匈牙利，好友查尼的电话就追了来：他听说我翻译的凯尔泰斯的作品已经在中国出版，特意约我出来一叙。

凯尔特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是200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犹太作家，他的获奖小说《命运无常》正由一位好莱坞的匈裔导演改拍电影，查尼高兴地告诉我，他正在剧组帮忙。我很兴奋，因为我也刚刚将这部书翻译成中文。

电话里，我们本来约好在“老地方”——卡斯特罗咖啡馆见，但是不到半小时，查尼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他通知我到安德拉什大街（Andrássy út.29）的艺术咖啡馆（Müvész Café）门口等他。撂下电话，我觉得奇怪：查尼跟我一样，向来是个不喜欢跟“学院派”扎群的闲散家伙，我们以前约会从不会去这类不能放肆大笑、不能自由排气的地方。

安德拉什大街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是佩斯最宽的放射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保护遗产”，是观光客的必游地。说起“安德拉什”，匈牙利人都会想到希茜公主，当年她和安德拉什伯爵的恋情是奥匈帝国成立的催化剂。帝国成立以后，作为奥地利皇后的希茜顺理成章地兼任了匈牙利王后，安德拉什伯爵出任匈牙利总理。由于这段恋情，希茜爱上了匈牙利，她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布达佩斯郊外的哥德闾（Gödöllö）庄园度过的，庄园里至今悬挂着安德拉什伯爵的巨幅画像。还有人猜，希茜公主在布达生下的小女儿，可能就是他们爱恋的果实，国王不止一次地跟爱妻唠叨：“这孩子一点儿都不像我……”

安德拉什大街曾是贵族区，也是布达佩斯的金融街和文化中心，沿街不仅有银行和保险公司，还有歌剧院、舞剧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美术馆和艺术宫。查尼约我见面的艺术咖啡馆就在安德拉什大街的中段，斜对面是与维也纳“金色大厅”互为姊妹建筑的大歌剧院。

说是咖啡馆，但游客只能在玻璃窗上看到黄色的、并不显眼的“café perté”字样，遮阳棚的门楣上最显眼的，则是“CUKRÁSZDA”和“ESZPRESSZÓ”，前者意为“甜点店”，后者意为“咖啡馆”。在这里，游客们不但可以喝咖啡，还能品尝地道的匈牙利糕点，奶油的、巧克力的、果冻的、干酪的、核桃的，还有具有当地特色的酥皮烤点。

露台上，人们惬意地坐在太阳伞下看报，写信，谈判，会友，或是仅仅喝口水或歇歇脚。咖啡的味道比中国的好，价格也要比中国的好。在这样的大艺术家出没的上流咖啡馆里，一杯普通咖啡只要一个多美元，一块蛋糕也不过二美元。对于那些疲于奔命的观光客来说，如能在这里小憩片刻，看看街上匆匆的行人，得到的感受肯定不是一张相片能够容纳的。

夏日午后，咖啡馆门外坐满了游客。查尼好像老熟人似的跟大堂经理打了个招呼，对方满脸堆笑地望望我，亲自将我俩引到大堂后部，请我们在左侧的一张双人桌旁落座。查尼执意让我坐在里面的座位，并诡秘地说，这个座位是他特意打电话为我留的……

我夸张地撅着屁股朝椅子底下看了看，然后玩笑说：“糟糕，你给我藏的金条被偷了！”

朋友拍拍椅背告我：“你知道吗？这可是埃尔德迪坐了几十年的专座啊。”

听了查尼的话，我忽然感到诚惶诚恐，好像自己一不小心坐到了沾着女王体味的马桶上。我当然知道，埃尔德迪·亚诺士（Erdödy János）是有名的作家兼翻译家，据说年轻时也学过医。

朋友介绍：这栋帝国风格的砖楼建于1898年，门脸是高达五米的玻璃门窗，玻璃上精致的工艺磨花，使它成为这条大街上最风雅的私家建筑。艺术咖啡馆是城内唯一历经战火与体制动荡而从未歇业的咖啡馆，即便在二战空袭期间也没关门，始终是音乐家、演员、艺术家和附庸风雅的贵族们的聚会场所。咖啡馆虽几度易手，但始终保持过去贵族气十足的审美情调：淡绿色墙饰，流线型家具，老式的吧台和豪华的水晶灯，就连接踵进出的客人个性的装束和风雅的谈吐，对一个偶然闯入的游客来说，都是咖啡馆的一部分。

当我从包里掏出《命运无常》的中文版送给查尼时，恍然明白了他请我来这里的用意。欧洲人表达友情的方式确实与中国人不一样，不送你“劳力士”，也不送你“老人头”，而是留给你一次回味永久的感情记忆。

查尼还说，对凯尔斯泰影响很大的作家塞朴·耶努（Szep Jénő），也曾是这里的常客，在我翻译的《英国旗》里曾记录了一段关于耶努的“神话”：当时担任报社记者的年轻耶努每在咖啡馆认识一个人，都会幽默地用过去时态自我介绍：“我曾是塞朴·耶努。”

正是这句话，激发了凯尔斯泰对自己、对人的反省。他突然发现了一种以“自我否定”表白“自我存在”的特殊表述方式，并成为“以一个脆弱易伤的个体对历史进程中野蛮暴政相抗争”的手段。可以这么说，凯尔斯泰的“表述冒险”，就是从咖啡馆开始的。

这时，一位英俊的年轻服务生端来我们点好的糕点和咖啡，他的目光无意中落到了那本放在桌角、封面印有中匈文书名的《命运无常》上，并且好奇地跟查尼聊起了天。当他得知是我将凯尔斯泰的作品译成中文后，立即跑到街口的“作家书店”买了一本匈文版回来，要我签字。

我推托说：“我是译者，又不是作者……”

年轻人巧妙地回答：“如果没有你翻译，这本书对中国人来说就不存在。所以至少你是中文版的第二作者。”他还说，听说凯尔斯泰也来这里喝过咖啡，如果有幸遇到，他会请作家将名字签到我的旁边……于是，我签了字，并且在想象中看到了作家的手。中国的咖啡厅服务生有可能追着“超女”“超男”讨签字，绝对不会理会作家或翻译家。

这时，我记起不久前翻译过的一句话：“亲密得几乎永恒了的熟悉的陌生。”

凯尔斯泰的这句话，十分精确地表述出此刻我对这个咖啡馆的心情。

————以上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咖啡馆里看欧洲（余泽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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