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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公司公司经济案件 |
分类: 把脉名企 探寻未来 |
中国优秀企业的功臣离监狱有多远?
2005年春节前后,我曾经做过一点统计,不到一个月,就有八家上市公司的高管被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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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在中国企业群中,算是优秀公司集中的地方吧?然后,就是这个优秀公司群中,我们随便收集一下新闻,就会发现这批公司中的高管在前赴后继地走向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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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年上海《每日经济新闻》做了一个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中国一千三百八十一家上市公司上半年已有一百七十六家“换帅”,占全部上市公司的百分之十二点七。约七成上市公司更换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原因是因为公司内部经济涉案、结构调整、业绩不佳。其中百分之三十三点八是因为涉及公司内部经济案件。
看到如此多的上市公司高管入狱,我们不禁想问一句,他们是因为对财富的贪婪而入狱的吗?
我相信,这批高管中,没有多少是因为贪财而入狱的,因为对他们来来说,我相信,个人的钱财不会成问题。恰恰相反,我相信这批人大多是那种有一番事业心的“豪杰”。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你不想做事的话,可能还没有什么事,而只要你想做一番事业,就完全有可能走向监狱,那是为什么?
不要相信基因变异的神话:中国企业家需要谁来保护?
当然,我们最自然的解释就是,是因为环境把他们逼的。
当德隆倒下的时候,就有声音说,德隆的产融结合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滞后。没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德隆这样的创新就只能以悲剧结束。
当伊利的郑怀俊倒下的时候,也有声音说,郑之所以铤而走险,是因为要面临蒙牛的扩张挑战。没有管理层与企业产权之间的制度性安排,郑这样优秀的企业家就只能在触犯法律与葬送企业前途之间选择。
所以,当创维的总裁黄宏生因为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被香港拘留保外候审后,他居然在政协提案中,提出要向保护战时的将军一样,保护“那些优秀的企业家”。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是,怎么这个世界的黑白颠倒了?在中国如此强势的企业家群体,反而需要保护?
问题是,我们从什么角度讨论这些问题?当时代已经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新视角了。我个人觉得,从德隆现象,到伊利现象,到创维现象,甚至近来若干上市公司的高管下台,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而是把它们当成一个整体去看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事件构成了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成长历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
这个里程碑告诉我们,当中国企业成长状大的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是政府的正规化,法制化努力,导致那些基础不稳的民营大企业崩盘,而不再是政府的行政干预与权力干预,导致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前一段科利华,托普,德隆等一批企业的兴衰,只不过是这一环境变化的一个先兆,接下来,我觉得将会有更多民营大企业面临这一挑战。
从德隆现象,到伊利现象,到创维现象,甚至近来若干上市公司的高管下台这一系列现象的出现,根本问题在于中国一批权谋企业家,企图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方法来做大做强企业,进而成就自己的一番伟业。德隆现象再一次证明了这种道路是一个死胡同。因为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一批企业家在以一种“英雄心态”在改造社会,是一种“与天斗,其乐无穷”的英雄主义心态,英雄主义的心态只有在乱世中才起作用,但在中国走向法制的今天,任何与这种潮流相反的努力,都将注定是个必然的悲剧。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王石,作为八十年代的企业家,他一样经历过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但王石选择了什么?
“八十年代搞贸易利润在80%以上,利润高,大家都去搞,结果从80%掉到8%到2%,最后无利可图。后来我做了个计算,把万科1984年至1994年的贸易盈亏相加,结果是负数!于是我得出结论:市场是很公平的。你怎么从暴利赚的钱,你再怎么赔进去。所以当我们进入房地产业时,尽管有些头脑热,有点盲目投资,但我还是把握住了一点,就是房地产不是一个暴利的行业。所以在1992年万科就明确提出,超过25%利润率的房地产项目我们不做。要知道那个时候社会上的说法是低于40%不做,一味追求暴利反而会丧失许多机会。”
在王石这样一个对比下,我想,从德隆现象,到伊利现象,到创维现象,甚至近来若干上市公司的高管下台这一系列现象的出现,还说明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另一个关口的到来,这就是企业家原罪的代价:原则上,目前大部分企业家都不具备自我忏悔的反省能力,因而,大部分将被时代或时间淘汰。他们有着历史性的贡献,但他们却不具备历史的待续能力,这是另一种意义的悲剧。
新的领导人,将是有能力领导中国独生子女代的新新领导者,对于信息社会与工业文明造就的这一代新新人类,不管你如何评价中国独特的这一群体,但他们无疑将是社会的主流,也将是企业的核心,历史将会证明,是他们创造中国世界级的企业,而不是你,你要么是他们的代言人,要么就被他们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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