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许慎《说文》中，把汉字的种类归纳为“六书”，即有“六种不同的字”（“书”的本义是“字”）。但应知，这并不是创制汉字的时候就有的规则，而是后人分析得出的一种观点。

“六书”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作为一种有系统性的理论知识，它在我国文字研究史上起过重要作用，指导字典编撰已达二千余年，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音韵学家已经很难跳出这个框架去观察思考了。

但六书并不是古人创制文字所依据的东西，只是后人的一种推测和定义，是否符合汉字实际，或者是否全部符合，这是值得怀疑的。

笔者以为，六书理论中，最为离谱的是排位第四的“形声”。《说文》的定义是，“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意思是说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组合而成，就像“江”“河”，三点水“氵”为形旁，工、可为声旁。

许慎的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前后抵触的，因为“gong”（工）和“ke”（可）与这两字的读音完全不同，怎么可能是它们的“声旁”即读音的来源呢？

但是，古往今来的研究者们，出于对古儒的敬仰和信任，对这个概念不仅没有提出过怀疑，总是千方百计予以肯定，一是认为这个“形声”并不要求读音完全相同，相近（谐声）即可；二是认为这个声旁的读音历史上已出现了变化，原来是相同的。

汉字中是否存在形声字？当然是存在的！例如“鲤”“鳅”“痒”“垟”等，但都是很迟以后才产生的，甲骨文和金文里没有形声字的影踪。

今天《古代汉语字典》里，至少有80%的字都被认定为“形声字”了。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误认，错误从许慎时代就开始了。

误读误认造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使得研究者不再深入探究汉字读音的真正来源，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字形的演变中，但几乎都是臆想，因为压根就没有什么标准，只要自己喜欢就行。

对于读音，字典里通常只是点一下“从某声”或“某为声”就完了。这是因为，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形声字”观念已经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潜意识：汉字的读音在变过不停，就像“声旁”都没有个准星一样，如此，读音就变成了一个无所谓的东西。

例如《古代汉语字典》：“勝，形声字，力为形，朕为声，本义指能够担当起来。”为声旁的“朕”与本字的读音其实毫无关系的。又曰：“垫，形声字，土为形，执为声，本义是指土地下陷。”为声旁“执”与本字的读音也没有任何相关性。既如此，不研究还好些，越研究越糊涂。

又如“路”，说是“以各为声”，两者读音其实大不同。并且“洛”“骆”“恪”（kè）三字有同样的“声旁”，读音为什么又不同了呢？给人的感觉是，这里的水实在太深了，还是不下去为好。

再如“蓝”字，都说“竹为形，监为声”，两者读音不仅对不上号，有同样“声旁”的“槛”（kǎn）“滥”，读音又是不同的。

所有这些，都因为它们都是“会意字”，却被错误地认定为“形声字”了。笔者初步统计，在字典里，这种误读误认占到了“形声字”的绝大多数。

这些都是错误的造字观念所致。这些所谓的“形声字”的读音其实压根就与“声旁”无关，它们的读音来自另一种语言，只是还从来就没有被文字学家认识到、发现过而已！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是用来表达语言的，最初表达的一定是日常使用的口语，并且，是先有口语而后有文字，而不是相反。因此，读音才是文字的第一要素，字形（写法）不过是读音的载体，只是第二要素。人类的口语用词是相当稳定的，那么文字读音也不可能变化不定。

基于华夏文明的青藏之源，古汉字的读音大多来自古羌藏语，因为就是文明起源过程中统治者使用的语言。只有放到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才有可能解开汉字起源之谜。为说明问题，笔者拟以“恐”“李”两字为例，具体分析解读之：

《古代汉语字典》：“恐是形声字，心为形，巩为声。”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恐”（kǒng）以“k”为声母，“巩”（gǒng）以“g”为声母，读音完全不同，成不了声旁。

对此古汉语言学家有自己的解释：“巩”的上古音就读作“kong”，只是后来声母发生了改变。但问题是，“蛩”（qióng）也是同样的情况，读音怎么又不同了呢？《古代汉语字典》：“蛩为形声字，虫为形，巩为声。”

古汉语学家的解释一般是这样的：古人k-q不分，上古时代可以互换，汉字的读音就是这样不断变化着的！

如此就会把人搞得一头雾水，而后一脸迷茫，从此不敢小看“形声字”。其实“恐”和“蛩”都不是形声字，都是会意字。

“恐”的读音来自古羌藏语的“虎”。嘉绒藏语至今把老虎叫作“kong”（藏文写作ཁོང་ 拼音转写 kong），古汉字“恐”正是从“老虎”这个本义中引申而来，指的是看到老虎后的心理状态，故以“心”为形旁。

在敦煌吐蕃文书中，名号中有“恐”的大臣、将军是很多的，例如率吐蕃骑兵攻陷长安的大将名叫“达眨鲁恐”（ སྟག་སྒྲ་ཀླྭུ་ཁོང་   拼音转写 sdag szha glu kong）。西藏有地名叫“工布”，藏语实叫“恐波”（kong po），意为“虎王、虎族”。

与“kong”（虎）同源异写的还有“孔”。查字典的话，一概都说孔的本义是洞穴。这是错误的。孔的本义也是虎。其中有“子”，古代与“王”同义，而“乚”就指一种脊背很长的猛兽。如此才会有“孔武有力”的成语，本义是洞穴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成语。

“李”字，《古汉语字典》：“本义是指一种灌木，木为形，子为声。”这是错误的。其读音来自古羌藏语“虎”的另一个读音“li”（ལི་），原本也指山中之王的老虎。同出一源的古汉字有：立，礼，鬲，厉，隶，戾，慄，黎，罹，莅，利，雳，詈，骊，唳，疠等，都从“虎”这个本义引申而来，故读音也是相同的。因为在原始苯教中，老虎是天神、君王的形象，很自然地也是征服、暴力的代名词，是尊贵者、享祭者的象征，都是从同一个基本义“虎”中引申而来。

“恐”“李”真实的读音来源在告诉我们，古汉字研究者如果固守在旧有观念中，根本无法找到古汉字的读音来源，他们的“古音拟构”将会有怎样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音韵学家全盘接受了“形声造字说”，五十多年来，他们以“形声”为依据，孜孜不倦地拟构“上古音”，得出的成果经不起推敲验证，也就不可避免了。

例如“路”和“恪”（kè），都以“各为声”，据此，音韵学家便推定上古时代“各”有两个声母“kl-”和“gl-”。这被称为“异纽”现象。

又如“枢”，以木为形，区为声，但“区”的读音明显对不上号，有音韵学家便把“枢”和“区”的上古音声母推定为“kt-”，如此等等。

其实“枢”的读音来自古羌藏语“河水”的读音，叫作“su”，枢本义指大门上的木转轴，它像河水一样转个不停。在古羌藏语里，这个“区”也是指河水，藏语至今把河水叫作“qu”（ཆུ་），但这不是“枢”的读音来源，而是它的字形来源。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李桂芳《上古音研究》为代表的古音拟构，都基于“同谐某声”观念，即以“形声造字说”为依据，他们的方法都是试着改变声母，例如，把“孤”拟构为“kwa”，把“鳏”拟构为“kruns”。再不济的话，让“声旁”变音，例如把“隶”的声母拟构为“r”，再把“逮”的声母定为“d”，“棣”的声母定为“t”，如此等等。总之都是肯定它们是货真价实的“形声字”。

传统音韵学研究使用的材料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汉字本身的“谐声”（形声字），二是古文献中的韵脚、通假、异读、读若等材料，始终是在古汉字、古汉语内部打转，不可避免地最后都要回到原点，而问题依然存在。

笔者以为，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被似是而非的“形声字”蒙住了眼睛。其实古汉字大都是以“象形兼会意”的方式创制，读音本义与字形不同则是普遍规律，正是通过两者的叠加，引申出一新含义，所谓“同源字”是也。

古汉字完全按照“象形”方式创制的话，能否造出500个字也未可知，因为图画的局限性太大了，但今天收在《康熙字典》里的古汉字超过40000个，就因为它们都是通过两者的叠加，从本义不断引申中产生出来。

“上古音”研究陷在“形声字”泥潭中不能自拔已达半个世纪之久，笔者以为，不抛弃这个错误观念的话，即使再过五十年，局面将依然如此，这项研究将依然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状态中。一旦抛弃这个错误观念，一旦把探索的视野扩大到古羌藏语中去，上古音研究马上就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