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关于“古代羌藏类游牧民族”的概念——兼论以语言系属确定民族背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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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华夏文明起源宏观场景时,笔者常用“古代羌藏类游牧民族”的概念。这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确有笼统模糊之嫌,却是故意为之。因为华夏文明起源已非常久远,各族先民原始分布及地理边界早已模糊不清,只有用一个宽泛的概念才能覆盖其全貌了。
用这种“模糊概念”来描述上古史,其实不是笔者的发明,司马迁《五帝本纪》中就用过了,其所谓“三苗三危”是也。此“三”表示多,虚指,皆因远古以来以“苗”和“危”自称的游牧民族非常多,其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以“苗”(本义是虎)自称的游牧部族有时也会以“危”(本义指猴)自居,反之亦然,两者都是原始苯教中的战神形象。
从遥远的史前时代起,来自西部和北方的游牧部族,一批又一批地进入中国南方农耕区域建立奴隶制王国,其路径和跳板也是很多的,遍及青藏高原东缘每条河流,以及阴山山脉每道隘口。加之游牧民族皆以部族军事联盟的形式存在,内部会有许多不同的部族,说不同的方言,只不过他们的生存方式非常一致而已。也因此,即使唐人撰写北魏历史,明人撰写蒙元历史,就已经很难厘清他们内部的民族构成和来源了。何况是在描述久远的文明史,只有用粗线条的,有一定张力的民族概念,统而称之,包而容之,才不失其历史真实。
但作为一个历史概念,这个“古代羌藏类游牧民族”仍是有明确无误的人文内涵的。首先,这个概念把中国南方原始分布的农耕定居民族先民排除在外了,这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华夏文明就是在农耕与游牧的交融互动和层层积淀中产生出来,这个界线是首先必须勾画出来的,没有了这个界线的历史描述,必然是一本糊涂账,是一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行为!
这个概念所排除的人口,其实数十倍于游牧民族,他们是文明起源的母体与大海,所有外来的游牧民族最后都消融进了这个大海中,而“华夏汉民族”自身的体量,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收容中变得越来越庞大的,中原周边原本是游牧区域的地方,慢慢地都变成了农耕之地,原本广阔的游牧区域日益萎缩,而这就是华夏文明起源的全过程和宏观情景。
从内涵上看,这个“古代羌藏类游牧民族”概念,有如下四个特征:
一是,他们皆以游牧兼狩猎为生,不固定于一处。这种生存方式注定了他们是以血缘氏族方式屯驻的,社会结构亦军亦民,血缘观念和等级意识特别强烈,内部组织结构要比农耕定居民族紧密的多。虽然游牧民族内部也会有一些农耕成分,但那只是补充,当远距离迁徙的时候,农耕成分马上就消失了。
二是,他们都为原始苯教背景(包括萨满教),无一例外地都把祖先与某种猛兽挂钩,认定祖先是从天而降的,且是一位能开天辟地的英雄,都能转世再生。在自我定位上,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战神的后裔,参加征服战争,为血亲而战,最后战死疆场,就是“敬天法祖”的最好形式。
三是,都可能是从青藏高原包括帕米尔高原上迁徙下来的,只是时间有先后而已。因为他们都有“昆仑祖居”的观念,有把祭天的神坛和敖包建在山顶的习俗,同时也会把部族首领葬在山顶之上。即使迁徙到没有山丘的平原地带,也会把大墓建造得小山一般,以象征祖山。在中国范围内,一旦发现这种遗迹,可以立即认定,就是古代羌藏类游牧民族的遗留。
四是,他们的语言都是那种有着倒置语序的黏着语,也就是阿尔泰语。语言系属不同,把原始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再次区别开来,虽然这些外来者最后都融合在了一起,但两大先民并没有共同的源头。
这个语言系属问题非常关键,有必要再次举例说明之、厘清之:
至今在中国范围内,这个“古羌藏类游牧民族”直接后裔还有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最是模糊不清的,应是云贵高原上的纳西族,弄清纳西语的属性就可以打消许多的历史疑问。
纳西族信奉“东巴教”(也叫达巴教),不过是苯教的另一种称呼,因为东巴教祖师“丁巴什罗”与苯教祖师“辛饶弥沃”就是同一个人。纳西族有自己的象形文字,东巴教经文都是用这种象形文字写成的。
纳西族的汉化已很深,但记载在东巴教经中的还是他们古代使用的语言,从中就可知道纳西语是怎样一种语言,一旦弄清了纳西语的归属,也就弄清了彝语的归属,因为两者是极为相近的语言。
著名的东巴教经典《鹏龙争斗》,上世纪20年代被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Rock)发现并翻译成英文以来,近百年间已被多位中国学者研究和注释过,笔者从而得知,纳西语与藏语词汇相同率非常高,例如,藏语把“手”叫作“la”,把“九”叫作“gu”,纳西语也一样。藏语把太阳叫作“ni”(或ni ma),把星星叫作“zha”(或zha wa),纳西语也一样。藏语把野牦牛叫作“ben”,也叫作“bi”,纳西语也一样。藏语把战神叫作“gar”,把神灵叫作“sha”,纳西语也一样。藏语把钉子叫作“par”,把酥油叫作“mar”,纳西语也一样。
更为重要的是,纳西语是倒置语序,谓语动词一律置于句子的末尾,例如:
东巴经文转写:Ti ba sr lr
东巴什罗
(汉译:东巴什罗与大白雕神在一起商量着。)
Sv me na pv nm le y mm lm da dzi hm lo gv le tci se ts.
署美纳布
(署美纳布把宝物藏在叫美利达吉的海子里了)
Mu le dy khu lm m tsr.
天与地 开垦 不许
Dzæ zo ko bv lv lm m tsr.
富子弟 高原 羊牧 不让。(不让富家子弟到高原上牧羊)
Sr kv zj sy lv pa sy. Lv bv pa sy ne.
木上蛇
Gv dzi me br khm. Sr lo dzi tr ne.
九山 火烧
东巴经文中常用“i”作连接虚词,这是藏语、蒙古语和满洲语共有的特征,例如:
Sv me na pv sy,
译文:杀了你署美纳布,肋骨i根根剔出来,身肉i块块割下来。
Sv i gv di khu le tqi. Be tsh z i dzi tsh dzi dz lm m tsr.
署龙 i 九地辟了 容许,人类 i 一房住没 不让。
有完全相同的连接虚词“i”,是语言之间存在亲缘关系的最可靠证据。此外,纳西语数字要后缀,表示大小和颜色的定语必后缀,这些都与藏语和阿尔泰语相同。
东巴经文中常见承前省略的句式,不管是主语,还是谓语动词,在同一个句子中,通常只出现一次,后面就不重复出现,都省略掉了,而这正是藏语和阿尔泰语的共同特征。如此这种奇怪的句子,现代汉语中是没有的,但能在先秦文言文中看到,例如:“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竭。”
藏语和蒙古语习惯后缀“-tai”以示状态,纳西语也是这样的:
La tai zua phr dzæ.
虎似的 马白 骑。(骑上虎一样的白马)
民族学家研究指出,纳西族是炎帝的直接后裔,原本是河徨地区的古羌之一种,后来向南迁徙,才广泛分布到云贵腹地。
藏文史书确把纳西族叫作“姜”(
在洛克(Rock)的著作中,“纳西”是记作“纳契”(na qi)的,这可能更接近纳西语的原始读音。其中的“na”在藏语是“黑”的意思,而“qi”是“天人、首领”的意思。与之对应,殷商始祖就叫“契”,且是“玄鸟”所生。
纳西族也有鸟祖崇拜习俗,他们的神鸟叫作“琼”,也叫“大鹏”。以“琼布”自称的还有嘉绒藏族,意为“琼鸟的后裔”。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纳西族族属的证据,同时也是殷商统治者说什么语言及民族背景的可靠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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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拍摄的纳西武士。人种特征上看与“康巴”相同。
明代《云南图经志书》卷五中说到纳西族有言:“附险立寨,少不如意,相攻杀,此其故俗也。”又曰:“勇于战斗……少不如意,暴庚之色发于面目,急于战斗,而勇不顾身。”正是古羌的特征。
直到上世纪50年代前,纳西族聚居的丽江一带还被西方人称之为“殉情之都”,因为还延续着妻子为丈夫殉葬的习俗。如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先秦大墓中都有殉葬。
有些纳西族也以“摩梭”自称,上世纪五十年代,摩梭人曾被划入蒙古族,因为不管是习俗,还是语言,都与蒙古族相近,但后来又划入藏族,因为地理上更接近西藏。这种族属上的模棱两可在告诉我们,古羌人应该也是这样的,既接近纳蒙古族,也接近藏族,只是与汉族明显不同。
纳西语是倒置语序,属于阿尔泰语再次说明,“汉藏语系”的提法是错误的,是不可能不存立的,除非你把阿尔泰语也包括在“汉藏语系”之内!
附图:
洛克和纳西族木里活佛
正是在木里活佛的支持下,约瑟夫·洛克(1884-1962年)才能深入木里王国,完成他的名著《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从而被誉为“纳西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