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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23 09: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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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诗写的游戏、暴露和“假性写作”
李路平
如今，随着网络传媒的日益便利，各网站媒体所能看到的诗歌作品迅猛增加，中国新诗创作的平民化倾向似乎早已实现，此一现象所反映出的时代意义暂不加以评论，我倒是发现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中，存在着三种“怪异”现象，即游戏的、暴露的、和“假性写作”。
一、游戏的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我觉得，游戏的新诗写作，最终带来的也必然是诗歌精神的枯萎以至于文化精神的枯萎。
我所认为的新诗写作的游戏化倾向，除了那一类靠“写诗机器”制作出来的“稍微修改一下就能达到发表水平”的创作之外，再一类就是以玩弄文字游戏的态度进行的诗歌创作。那些看似在游戏文字而实则表达了深刻的意旨的创作不在文章的讨论范围之内。其实这两种游戏化的手段，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字句的组合看似灵巧并充满想象力，然而与此相悖的却是制造这些组合的“头脑”要么是漫不经心的，要么就是没有意识的冰冷的计算机程序。未能识破的人初次往往都会被它们所吸引，时间一长，它们的荒谬自然就会暴露出来。
现在利用机器写诗的现象似乎不多，但也不能否认有人经由机器“作”一首诗之后加以修改润色，使它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方式也即与玩弄文字游戏的人是一样的了。在玩弄文字游戏的人当中，语言的陌生化似乎是他们惯常的手法。记得去年我参加一个诗歌交流会，开始大家都因为诗歌聚在一起而感到特别高兴，然而开口谈论起诗歌创作来，氛围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一打听才明白，原来他们都是某高校作家班的学员。他们好像理所当然地掌握着讨论的话语权，几个人轮番讲演，滔滔不绝。大谈特谈的就是诗歌语言的训练。我惊讶于他们谈论了如此之久却从未解释一下创作这首诗的缘由，似乎任何一段文字，只要适合一首诗的长度，东拼西凑，连自己都不知所云的时候，一首诗就已经写好了。他们不知道写作冲动的抑制和释放，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创作根本需要所谓的冲动，他们可以把没有温度的文字排列组合，用训练纯熟的技巧和手法，不经过烹饪即作为一道菜（凉菜）端到读者的面前，等待着不明就里的人的夸赞。
除了这件发生在我面前的事情之外，我在一些网络媒体和纸质刊物上也发现了许多类似的迹象。之所以说是“类似”，而不是肯定的语气，是因为它们都是来自远方，他们（个人或团体）的创作手法并不熟悉，涉及到他们的争论也从来没有答案，不是吗？有谁会干脆痛快地承认自己就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呢？而且，单个人的创作也难找到充分的依据，反倒是以群体形式在各种媒体和刊物露面的诗歌社团，它们的成员的作品反而为这一群体的创作相貌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佐证。我所关注到的，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是上海某一高校的诗社，他们的诗社名声在外，诗社成员的作品却像是出自一人之手，或者说是产生于同一种程序，那么多敏捷而又敏感的头脑，本应该有各不相同的诗歌写作方式，为何呈现出来的却是这样鲜明的单调划一？他们中的几个核心人物尽管也是如此，然而渐渐还是有了自身的叙述方式，其他被带动起来的成员，真可以说是一塌糊涂了。
我并非反对诗歌语言的提炼，而是我有一个严肃认真的前提，我始终觉得诗歌是值得尊崇的，即像臧棣所说的那样，诗歌在本质上“是同一种与特别的并且因为特别而显得神秘的灵魂现象联系在一起的人类行为”，它对应于灵魂的高贵，虽然不是说“诗歌除了高贵什么都不承担”，但无论它所表达的是什么，它是用何种方式表达出来，它的内质中总有一种东西给了它一种不同凡俗的气质，即诗之所以作为诗的精髓。我想，作诗总该有种信念，而这种玩弄文字游戏的作者，本身就是一种游戏的心态，心底或许根本没有对诗的敬意，用丹尼尔·贝尔描述中产阶级趣味（Middiebrow）的话语也可以概括他们的行为：“它假装尊敬高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
诗歌本来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艺术，在古代它们都受到了极高的待遇，受到了人们应有的尊重，可以说是处于庙堂之上的，在希腊神话中就有专司诗歌的缪斯，但发展到当代，诗歌似乎已经被赶下了神坛，由神而变为了人，甚至慢慢地成为“人下人”了。这种以游戏的心态来对待诗歌的行为，早已突破了它的最低限度，而不能称之为艺术了。
关于裸露的美学，因为所学之局限，暂时还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来，然而我们都看见过西洋的绘画和雕塑，其中的人物绝大部分都是裸体的，其中流露出来的男性的生命的力的挣扎，女性的丰腴的母性的柔美，无不能给我们的心灵以某种震撼，我们虽不能言传些什么，但都能感受到一种美的存在。至于在西欧有的国家在公共场所展示裸体的艺术图像，这是一种民众审美的艺术追求，应是另当别论，可是在央视新闻上给罗丹的大卫打上马赛克，却是画蛇添足令人忍俊不禁之举了。
然而我此处所要论述的并非是图像和雕塑中的裸露，而是文字中的裸露。
文字中的暴露也几乎就是指女性写作者在文字中的自我暴露。不管是否和“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关，这种创作中的自我暴露可以说是当下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倾向了。
自诗人翟永明的《女人》组诗写下以来，女性诗歌创作中的部分就会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这一方面，比如早期伊蕾的《单身女人的卧室》《土耳其浴室》等等，都是其中的名篇，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女性意识的写作可以成为先锋诗歌创作，而到了当下诗歌创作环境之中，女性写作者在文字里暴露的更多一点，仍然被很多人看作是当下的先锋诗歌探索，尽管现在说来，我们仍然是处于一个偏男权的社会，然而女性诗人只有以此才能体现她们的创作价值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诗歌中暴露那些难以启齿的隐私，难道就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了吗？
而我想要论述的范围还要更窄，我所说的关于当下诗歌创作中的“暴露”倾向，实则指的是偏年轻的女性诗歌写作者，她们绝大部分是刚刚崭露头角的“90”后，几乎都是处于花季雨季的年龄。
然而“花季雨季”这几个形容词似乎并不能用来形容她们了，她们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成熟，读起来常常会让人感到异常的震撼，继之而来的是一种压抑，尤其是在看了她们的年龄之后，那种充满怜惜的复杂的情感，也不知道能够用什么词来形容了。虽然萨冈在18岁时就写出了《你好，忧愁》，春树也在19岁的时候就出版了她的《北京娃娃》，然而在她们所属的那个时代，她们只是浮现在“地表”之上的个别的“另类”，在当下和她们当时的年龄相仿甚至更年轻的女性诗歌写作者，在短短的诗行之内，有时候“暴露”的比她们还要多。
要说她们在如此年少时就有了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也是一个很难论证的问题，加上目前创作环境的影响，有多少人仅仅是受其影响而从事这一倾向的写作也难说清楚，况且她们的“诗龄”并不长，有的刚刚上道，然而一上道就写出如此“成熟”的作品，这种现象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它的认真反思。除了前面所说的因素之外，从作品接受的角度来看，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和它的读者的接受有很大的关系，反过来，读者的阅读取向会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创作，因此在这一现象中（在越来越多的“90”后从事这一倾向的诗歌创作时，似乎越来越多的“大龄”女诗人也逐渐加入了进来），读者对它们的期待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虽然说，弗洛伊德认为，写作是人类多余的力比多释放的一个途径，然而也不应该就此而毫无顾忌的暴露自己的身体隐私和感官欲望，一个成熟的女人表露自己尚且令人震惊，何况是这样一些花季雨季的少女？诚如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这种“成熟”的写作出现在如此年轻的诗歌写作者之手，难免会让人深感震撼。对身体的书写和对欲望的暴露，应该是随着个人的人生阅历而渐次深入的，这么多的少女如此密集地“暴露”自己，会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国的城市社会已经成为这样一种现象孕育的温床了吗？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诗人王小妮关于诗人角色有害性的言说，她认为，诗人不应该总是处在这样的一种身份的笼罩之中，必要时应该脱离其中，否则的话，这种身份会给自身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这种说法是否可以用在分析这些年轻的“暴露”者身上呢？暴露自己并不就是不好，然而也只有是在深刻的体验之后，才能让“暴露”升华，关于身体的遐想以及欲望的虚构，充其量只说明了自己的大胆，于诗歌的创作是没有好处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表现。如果这也称得上是一种先锋写作，我们是否又该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号了呢？
这种暴露不仅是肉体上的，同时也是精神上的，更是灵魂上的，虽然现在文学有发展出一条由审“美”的偏执而向审“丑”的路子，但是，她们笔下的这种“丑”在多大程度上是有艺术价值的？而它们又是在何种层面上表现出来？年轻的写作者是在一种审“丑”的意识之下从事的“暴露”写作吗？是否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促使她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这一条路？我认为暴露的美学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美学形式，急于凸显自己的年轻写作者在这一方面的实验是值得怀疑并反思的。
三、“假性写作”
应该说，“假性写作”在上世纪中期的高扬的颂歌之中就已经存在，只是在本世纪初才更为突显出来。
其中的一个“创作增长点”就是在“底层写作”的口号之下。“底层写作”不仅包括了写底层这一方面，同时还应该包括了底层写这一方面，而在实际的写作之中却有一个悖论显现了出来：正真的底层几乎是不参与关于本身的书写的，所谓的“底层写作”，其实还是知识分子主导下的一种虚拟层面上的写作，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才为“假性写作”提供了阐释的可能性。
张清华在论述1980年代前期的“新现实主义诗歌”时，曾认为这种写作“未曾抵达过现实和真实半步，写作者假代当事人，虚构了他们的幸福生活，而把汗水、辛劳和他们所忍受的屈辱生活诗意化了”，“写作者冒充劳动者，假借他们的名义，表达的是对现实的粉饰和认可”。无疑，他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以自己的认识对它进行了很充分的描述。
“假性写作”在广义上可以说是一种虚假不诚实的写作，即它的写作者脱离了具体的现实情境，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和虚构进行的创作。（显然这样的论述是有一个潜在的前提的，完美的艺术需要想象和虚构，然而并非所有的艺术都倚重想象和虚构，“底层写作”即是如此。）它的存在有着某种明确的现实目的，是对现实的一种讨巧或者讨好，是一种“依附体制”的写作，其实也是对诗歌的伤害。
当大众都在热衷于“底层写作”的时候，有多少人意识到了自己的写作是一种不真诚的写作呢？关注底层无疑是一种人性的发觉和社会的进步，但是假如以此为契机，为了个人不可告人的秘密和目的，虚情假意地渲染某种情感或者赞美某种理想，都是可耻的。比如“底层写作”中的“打工诗歌”，倘若坐在教室里也写，坐在办公室里也写，开车的时候可以写，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写，，就是因为自己文笔还行，只需阅读一些关于打工的故事或者新闻，甚至从来没有和当事人有过接触，试问，这样催生出来的一种写作不是“假性写作”是什么？它带来了收益和好处的同时，其实贩卖出去的是一颗真诚的良心，是一颗善良的灵魂。
除此之外，在当下的诗歌创作中，至少还有两个方面是“假性写作”的存在“区域”。
首先一个，就是各级政府机关或者事业单位、企业等等不时举办的各类文学大赛。每年各种门类的稿件征集比赛多的数不胜数，撇开其他的文类，就是诗歌一项的比赛每年也是层出不穷。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比赛名目，以及数量可观或极具诱惑的稿酬奖金，尤其是其对征集对象的不限范围和宽松的参赛要求，更是让一些充满投机心态的“假性写作者”跃跃欲试，评奖似乎也已经成了一个娱乐事件。
各种类型的诗歌征文应有尽有，其中的绝大一部分，是为了起宣传目的而向全国展开的征文，发布征文的组织机构一般都是各省、市的宣传部门或事业单位的管理部门，这也就意味着奖项的等级和奖金的丰厚，但是同时这也意味着为一个地域性的发展的目的而举行的全国征文，投稿者的大部分都可能是省外的，他们中可能有一部分人与这个省有或多或少的交集，然而却几乎没有人对其可以说得上是了解，更多的人其实是冲着名利而来的，所谓“攘攘熙熙，皆为利来；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是也，他们经由印象或者临时查找的资料，尔后进行的创作，我认为就是“假性写作”的一种，一切情怀都是大而化空，他们都是面对着一个虚构的心像在写作的，除了赞美，还是赞美。
这种形式的写作也可算作“假性写作”的一个特例，由于它独特的形式和具体的情境，写作者甚至比一般的写作者受到的限制还要多，因此，这种“假性写作”的特征便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它们（发起和组织机构）的力量，许多征集的稿件都在重要的刊物上开辟专门版面进行集中刊发，这也使它们具备了成为一种文学作品的基本条件，因而成为当下一种无法回避的特殊种类。
其次一个便是“灾难诗”。有时候我想把这一类型概括为“时事诗”，但似乎也不够准确，它们的产生其实就像是时事的“应声筒”一样，但这并非全是贬义。尤其是从2008年开始，汶川大地震之后，几乎全民都变成了诗人，关于地震的“地震诗”充斥于网络和其他各种媒体之上，或极具悲伤，或充满希望，真假莫辨。由此而形成的现象是，地震来了就写地震诗，奥运来了就写奥运诗，高铁出事了就写高铁诗，世博来了就写世博诗，地震来了又写地震诗……说他们有那种热忱也好，说他们觉得有义务也罢，仅仅是这么简单就好了，可是在灾难时没有“发言”的诗人似乎就遭殃了，被指责为缺乏道义感、同情心，云云。阿多诺曾经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再有诗歌就是野蛮的。面对大灾大难，他们完全是另一套思维模式。
之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假性写作”，是因为其中有一种很深刻的写作伦理，没有把握好的话，便很容易流于张清华先生所认为的“虚拟的慷慨和廉价的赞美”、“替死者感恩、为孤残者代言‘幸福’的虚假写作”，“将哀歌变为颂歌、借血泪和生命来构造丰功伟绩的偷换式、强盗式写作”，也即是一种“假性写作”。
很多时候，或者很多诗人都认为，好诗的标准是有节制的抒情，而因灾难的生发所刺激的诗歌的写作，其实可以看做是一种抒情的泛滥，涉及伦理道德因而难以辩驳，然而因此我们就不应该指出它们的“假性写作”的真面目了吗？有的诗人面对灾难的时候无法写诗，并不能说明他们就没有悲悯情怀，正如有的诗人通过写诗来回应灾难，并不能说明他们就有悲悯情怀是一个道理。“假性写作”披上了伦理道德的法衣之后就成为“真性写作”了吗？不能否认有的人是带着投机心理在从事这一种创作的，他们白天可以谈笑风生，在夜里就开始悲天悯人，他们能够在角色的转化之中来去自如，丝毫没有不适应的感觉。很多灾难诗都是如此：像骤雨一样到来，又像骤雨一样消失在城市的下水道里，来无影，去也无踪。它们的意义充满了时效性，因而也难以得到彰显，因而也充满了怀疑的可能性。
这些是我近些日子以来的阅读感受的某些方面，有些凌乱模糊，因为在我所区分出来的三个方面，其实或多或少都是有交叉的，而我在逐一论述时，“游戏的”强调的是写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未能与诗歌艺术的追求一致，“暴露的”着重突出的是年幼者的不由分说的“肆无忌惮”，而“假性写作”更多的是要揭露写作者的现实动机。其实，在对其中的某些部分进行思考时，我也时刻在在关注自己的思想是否滞后了，尤其面对低龄化的“暴露”写作这一个方面，我们是否应该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90”后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了，虽然我们和他们的年龄相差没有多少，但是事实我们已经被无形地抛离了他们的那一个场域，成为无人认领的“80”后。到底是什么左右了这样的一种写作风尚？或许其中还涉及到了目前更艰深更前沿的理论。
也许“诗坛”总是这样子：能抓住你神经的只有两种诗——好诗和差诗，更多的是平庸，然而以上着重论及的三个方面，在“暴露”一项中，其实还是有不错的作品的，它们仅仅是我眼中诗歌写作的“不正常”现象，也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我也希望加以了解并接受批评，毕竟这有这样，方能有所收获。
（《星星》理论刊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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