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门外的老磁福酒楼，直到凌晨4点仍然热闹得像午市，诗歌节的不眠夜令它散发着温柔的灯光。澄黄杯盏映出一张张微醺的生动的脸，有人以箸击碗唱着《将进酒》，有人踱步至漆黑的居民区抽烟谈天。夜晚因为他们而诗意起来，这群即便是第一次见面也拥有深厚友谊的年轻人，口袋中的诗歌是他们互相辨认的身份证。

　　5月14日晚上10点，第十四届未名诗歌节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二楼多功能厅散场，一如既往比预定时间晚了1个小时。诗人们收拾起没说完的话，穿过学校和天桥来到一家名字陌生的饭馆前。曾经的磁福酒楼已经搬迁，沿袭原来的格局新饭馆换了块招牌，诗人们并不关心改名后的饭馆叫什么，只是称呼它为“老磁福”。他们经常来这儿吃饭，在每一次诗社活动之后，在诗歌课下课后，在多少有几分疲态的诗歌节结束后，他们说，真正的诗歌节在磁福才刚刚开幕。

　　无酒不成诗

　　磁福的诗歌节通常是这样开幕的：逼仄油腻的过道里挤出四五桌饭桌,水煮牛肉、馋嘴蛙、玉米粒和四季豆摆在桌上，陆陆续续到达的诗人们不认识的在认识的介绍下分坐几桌，很快，啤酒、白酒、大橙汁便频繁地在人们手中传递开来。趁着众人意识清醒，历届未名诗歌节的负责人、中文系博士在读的青年诗人徐钺总会站起来说上几句，感谢诗歌、为诗歌节干杯云云。

　　在磁福，喝酒是谈论诗歌的方式。我敬你一杯，意思是，我读过你的诗。单独喝上几杯，意思是，我们彼此欣赏，可以聊聊诗歌以外的更多。男诗人劝女诗人酒，意思是，你的诗歌和长相都吸引我。有时候，喝酒被认为是认识一个诗人最好的方式。徐钺评价他喜爱的北大诗人姜涛时便说：“涛哥的酒品极好：决不强求什么人喝酒；而如果没有特别理由，却也决不收着量，推托不喝。”由此他判定姜涛的诗歌如他的酒品一般宽厚。

　　徐钺记得，大约6年前，磁福还没有搬迁，他和几个诗人经常来这里喝最便宜的酒，烈酒。来得多了，店里人都认识姜涛。有时，一瓶二锅头没有喝完，他们就在瓶上签下“姜涛”二字，让店家存着。下次来了，继续。

　　往往在那些微醉的时候，在诗人们聊够了八卦和琐事的时候，那些“远在教室灯光外的话，那些决不冠冕堂皇的话，那些诗歌中的隐秘造物”会在磁福被轻轻吐露。

　　这次获得未名诗歌奖的苏画天在台上发言：“最初我以为五四文学社是有着几十年历史的伟大社团，后来才明白文学社的实质是一个诗会，大家在这里讨论诗歌，偶尔到外面吃吃酒，然后越到后来越明白诗会也只是外表，实质是一群朋友平时吃饭喝酒打牌，偶尔说说最近的写作状态。”如果表达得更科学一些，可以用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姜涛的话：“写诗最根本的不是怎么写的问题，而是背后你有没有关怀，有没有感受，有没有能量要释放。如果你本身的格局就小，还在里面玩技巧，那只是不断填格子而已。所以写诗一定要观察别的事，诗社的人哪怕在一起也不一定要聊诗，聊点别的事，聊点八卦，在小圈子里生活，要有意识地干点别的事。”这也许是磁福诗歌节的意义。

　　徐钺是这批年轻诗人中最老的一个，2001年考入北大计算机系，因为抑郁症休学两年转到中文系，2007年在清华，2010年又回到北大，继续读中文系博士。他是磁福的忠实吃客，曾因酒精中毒而住院，也曾因为沉迷喝酒和写诗而患上抑郁症，他称自己为诗人和酒徒。他的诗歌不乏醉酒狂狷之作，有着酒精的纯粹和黑夜深沉锋利的底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写作在饮酒之后开始，在天亮之前结束。

　　整个夜晚，比平常的诗歌之夜拥有更高的浓度，徐钺扮演起酒馆主人的角色，为诗社的老朋友们介绍这次诗歌节的操办者、主持人和未名湖乐队的成员，他们通常是低年级刚开始写作的诗人；为北大的诗人介绍外省或外校赶来尚未谋面但早已互相熟知的诗人；为老诗人们介绍这些来自各地的年轻诗人的写作面貌；为所有人讲他知道的关于诗歌和诗人们的八卦掌故。

　　叶晓阳在北大的园子里也已经呆了七年，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他长得像蜡笔小新，有很重的重庆口音，热爱足球，看起来与诗歌相距甚远，也因此他与诗人们拥有最广泛的友谊，毕竟他散发着江湖气息，也不装逼。今年9月，他马上要去美国读教育经济学的博士，在属于他的最后一个诗歌节的夜晚，他喝酒不多，有些不舍地细数着自己经历过的七届诗歌节。

　　“2008年是唯一一次有出游活动的诗歌节，我们去了黄花城水长城，一边搓麻将一边谈诗。2009年，海子逝世二十周年，那是难以被超越至今被怀念的一次，现场有动画有朗诵，场外有很多外地赶来却因为人太多进不去的观众，本来很愤怒，后来在两位年轻诗人的带领下在未名湖畔一起朗诵海子的诗歌，据说比场内效果更好。那一年在磁福，北大诗人陈涌海、姜涛还有几位年轻诗人都弹起了吉他，第二年开始，未名湖乐队就横空出世了，后来每年都在诗歌节上演出……”叶晓阳也曾是未名湖乐队的成员，他打算举办自己的毕业朗诵会，把所有写诗的朋友都叫来参加。

　　马暮暮和曹僧都是今年第一次来到未名诗歌节，他们来自复旦大学，马暮暮没获奖，曹僧同时获得了复旦的光华诗歌奖和未名诗歌奖。但在这个夜晚，马暮暮更像主角，作为诗歌节和诗社中并不多的女生，她性情活泼、激烈，比她的诗显示出更多的女性特质。尽管见面不多，她与北大五四文学社的社员们已经通过诗歌和网络熟稔并培养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吞下几瓶啤酒后打开了情绪的闸门，或大哭或大笑，吐槽诗歌给他们带来的一切烦恼和爱情给他们带来的一切痛苦。徐钺告诉他们：“诗歌像酒精与爱情一样危险、一样纯粹。”而他们无需师兄的教诲，便已经亲身实践关于诗歌的奥秘。

　　在这样一个带月色的诗意夜晚，在一块并不宽阔的天花板下，汇聚起来自不同地域带着不同微笑和表达的诗人，也是未名诗歌节的意义所在。

　　在北大写诗

　　7个小时以前，北大刚刚结束了这场由五四文学社举办的名为“记忆看见我——在北大写诗”的诗歌节开幕式，诵读会以某种怀旧的方式回应着当下年轻诗人们在校园的写作生态，它作为北大诗歌传统的一部分，也隐秘观照着30年来发生在这里的全部写作。

　　30年前，在北大的“大饭厅礼堂”，三千张木椅子上第一次坐满了诗人和诗歌的热爱者。走廊里满是踮起脚尖观望的人群，台上的朗诵会如同电影放映一样热闹。未名诗歌节的前身——未名湖诗会从1980年代开始一年一届流传下来。

　　1985年，22岁的西川常和五四文学社的一群人去圆明园找一块空地，围个圈子朗诵诗。在北大文化部小院的咖啡厅，他写下长诗《雨季》。“我所预言的都必实现，/我要你做的事你定要完成，/在高天之上我将注视你，/在我的卧榻之上我将注视你。/你要欢乐雨水给予，/你要生命雨水滋养，/你要我的祝福，/就请你时时念起我的名字。”这首霸气外露的诗发表在1987年第一期《十月》，并得了“十月文学奖”，当时的编辑是骆一禾。

　　西川毕业之际，大学二年级的诗人西渡与四五位写诗的朋友第一次在中文系刊物《启明星》亮相，大三的另一位诗人清平为他们写了评论，对西渡鼓励有加。西渡回忆：“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因为写诗而结识的。”

　　1988年，雷武铃因为诗歌来到北大，与同样热爱诗歌的杨铁军、周伟驰、席亚兵、冷霜、胡续冬成为朋友。杨铁军告诉他，“北大除了海子、西川、骆一禾之外，还有臧棣，臧棣更厉害，他的诗根本看不懂！”很长一段时间里，雷武铃不敢和臧棣讲话。他和写诗的朋友们最常做的事情便是一起喝酒一起交流，他将之称为“伟大的诗人友谊传统”，“诗歌只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事情，具体到诗人个体当中就是一种友谊，一群人。”

　　差不多十年后，29岁的女诗人周瓒博士一年级，选了北大教授戴锦华的影片精读课，课上讨论的是费穆的《小城之春》和基耶夫洛夫斯基的《蓝色》。当时，周围写诗的朋友们正在进行关于纯诗的讨论，她以课上的艺术文本为基础创作了《影片精读十四行组诗》作为对讨论的回应，技惊四座。多年后，她亲身参与起了剧场活动，周瓒念起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句：“无限地扩大着自己的生命，你等待又等待这独一无二的瞬间”，以铭记在北大写诗的日子。

　　来到此次未名诗歌节的诗人有1981级英文系的西川，1983级中文系的清平、臧棣，1985级的西渡，1988级的杨铁军，1990级的冷霜，1993级的周瓒……加上更早的海子、骆一禾、戈麦，甚至穆旦、卞之琳、冯至，从未有一所高校出过如此多的诗人，对中国诗坛有如此影响力，但若要真的承认某种“北大诗歌传统”，或许便是雷武铃所说的“诗人友谊传统”。

　　2000年，未名湖诗会扩展为“未名诗歌节”，增大了在京诗人助兴朗诵的比例。诗歌节成为成名诗人与读者相沟通的渠道和北大诗人圈展示新的写作动态、增进联络兄弟情谊的重要场所。尽管近年来作为“公共事件”的未名诗歌节其呈现形式渐落窠臼，甚至在北大内部也批评声不断，但五四文学社的成员认为，“在每次乱哄哄的策划、组织乃至争吵、斗气中，大家结下的是最坚实的战斗友谊。”2005级北大诗人刘寅写道：“每一次都有些‘勉为其难’的诗歌节，似乎却多少算构成了一个矗立的‘营盘’。”通过诗歌节的名目聚集起的不仅是北大诗人，还有一大批中国当代优秀的青年诗人，超越学校地域的狭隘篱墙而共享这种诗歌传统。

　　2002年，诗人雷武铃博士毕业，一年后，他写下《冬天的树》：“从温暖，明亮，深邃的书中出来/正是最迷乱的时刻：公共汽车轰鸣/车灯，路灯，橱窗灯交织的浮光与暗影里/漂浮着表情模糊，行色慌忙的人。”身处校园的写作者沉浸在知识和诗歌中，感到价值稳定，人生被光明照亮。“但一旦离开校园，离开诗歌，就陷入混乱。每首诗要回答你自己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迷惘。”

　　北大诗歌传统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从事青春期写作的初学者，往往在与朋友的交往中获得诗人的情谊和诗歌的进步，如姜涛所说：“学生时代总觉得身边的人写得好，这种心态很正常，所以你取悦的主要读者是身边的人，你最欣赏的人评价你你就特别高兴。”这种交往既包括喝酒吃饭谈天，也包括由五四文学社、《未名湖》刊物、未名诗歌节和诗歌课堂等构成的切实存在的交流空间和平台。

　　在对“在北大写诗”这一命题的叙述中，1980年代在北大的诗人往往提及诗会、诗歌刊物，而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以后在北大的诗人中，追溯最多的便是臧棣、姜涛、胡续冬三位诗人所开设的诗歌课堂。臧棣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凭借他功力深厚的诗歌写作和批评而在高校和诗坛拥有极大影响力。他每年讲授“诗歌写作”和“当代诗歌选读”，前者是北大唯一一门诗歌写作课，胡续冬评价其“用大量具体入微的诗歌分析培养学生的基本诗歌写作和批评技能”。姜涛讲授现代诗歌，却也指向当代的诗歌写作，他致力于破除某种北大传统——“每次臧棣上完课我就赶紧打听他讲了什么，然后课上就反驳他。”胡续冬则开设欧美诗歌导读课，用最奔腾的语言破除普通读者对现代诗歌的神秘感。姜涛认为，诗歌课堂本身教什么并不重要，“你觉得这个挺好玩儿的自己就会摸索下去。”

　　事实上，在北大写诗的作者们十分警惕和抵抗关于“北大诗歌”和“北大诗人”的血统论和不负责任的标签。诗人胡续冬认为，一代代人的精神境遇迥异，在诗歌和诗歌之外的维度上面对的问题和用心无法简单通约。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并没有什么所谓北大诗歌传统可言。那么，未名诗歌节的这次回顾又有何意义？主办者五四文学社认为：梳理北大诗歌传统与个体诗歌写作的关系，能够对成长中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有所启迪，从而完成一次极佳的诗歌教育。当他们身处所谓传统之中，也应认识到传统的边界和局限，以自我间离的能力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倘若诗歌节能引发一些反思，便超越了形式而成为一场真正行之有效的诗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