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李以亮：一只易朽之手的复仇
(2012-07-11 13: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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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易朽之手的复仇
李以亮
一只易朽之手的复仇
李以亮
诗在本质上是一种未成年人的态度，是对一切秩序无穷无尽地提问，是在自由中冒险的游戏……诗的存在本身，构成了对于世界秩序的一种平衡和修复。诗把弱小的事物与庞然大物放在一个天平上，并往轻的一头增加砝码，也就是以语言来对抗世界的重力法则……它使人惊异，但明白易懂。这正是诗的奇迹。
——吕约《破碎世界中的完全诗歌》
一个纯粹的诗人
2012年2月1日，著名诗人希姆博尔斯卡在克拉科夫的家中去世，享年88岁。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高度赞誉这位杰出的诗人，称其为“波兰精神的守护者”，“几十年来，她用乐观、对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着波兰人”。随着这条消息传到中国国内，一时间，人们，特别是诗人的兴趣点，一下子都集中到这位素来低调的诗人身上。
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年7月2日出生于波兰西部小镇布宁(属波兹南省)，八岁时随全家移居克拉科夫。因为二战爆发，她的中学学业是在地下学校完成的。1945-1948年间，她在克拉科夫著名的雅盖沃大学修习社会学和波兰语言文学，并开始发表作品。 1952年希姆博尔斯卡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着》，收诗26首。这是一部非常“主流”的诗集，主题涉及战后重建、反帝侵略、爱情和动物保护等等，但也充分显示了作者引人注目的诗歌才华。不过由于思想观念的巨大改变，作者后来全部否定了自己的这些写作，拒绝将它们收入个人的作品选集。但在当时，诗集的出版使年轻的诗人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和赞誉，诗人也加入了作家协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只是后来，时在1966年，因为坚持个人的信念，不满当时对于著名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的处理，她脱离了波兰统一工人党。诗人的这种出于良知的正义感，也充分表现在1980年代初，其时她积极支持和参与了由团结工会领导的地下刊物。这当然都是后话。）
1954年希姆博尔斯卡出版了诗集《向自己提问》，收诗14首。这本诗集体现了作者后来继续并发展了的哲理风格，所以也被认为是诗人的代表作之一。不过，应该说，1957年出版的诗集《呼唤雪人》，才说明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在这本诗集里，作者的历史意识开始成熟，诗歌主题所及更加开阔，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关系，也更能体现作者对于诗歌写作的整体理解。在这些作品里，最为杰出的当属那些表达历史反思、生活热情，以及通过诗歌重构世界理想的篇什。幸运的是，这时波兰国内也迎来了一个对于文化艺术发展相对宽松的 “解冻”期，一批优秀的诗人和作家纷纷登上文学舞台。希姆博尔斯卡的诗歌也在进一步深化，写作热情和深度与日俱增。1962年，希姆博尔斯卡出版了真正成熟的诗集《盐》。在诗里，她常常以一种质疑的眼光去观看事物，试图对普遍人世表达一种“超然的同情”。这种风格在诗人此后相继出版的作品里得以强化，成为标志性风格。在1970年代，希姆博尔斯卡已然成为波兰国内最受读者欢迎的诗人。
从“解冻”时期算起至1970年代末，诗人的创造进入到一个丰富、稳定、成熟的最佳状态，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成就，除《盐》外，先后出版了《一百种乐趣》（1967）、《任何情况》（1972）、《大数字》（1976）等重要诗集。自1980年代到1990年代，诗人虽然已进入晚年，但创作力不减，先后也出版了《桥上的人们》（1985年）和《结束与开始》（1993年）2部诗集。与此同时，诗人在国际上频频获奖，直至1996年获得象征世界文学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这让不少人感觉意外，认为是“爆冷”，虽然不可排除幸运之神的眷顾，但诗人的实力和作品的杰出程度毕竟更是主要的因素。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中称，维•希姆博尔斯卡“通过精确的嘲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她的作品对世界既全力投入，又保持适当距离，清楚地印证了她的基本理念：看似单纯的问题，其实最富有意义。由这样的观点出发，她的诗意往往展现出一种特色——形式上力求琢磨挑剔，视野上却又变化多端，开阔无垠。”这段授奖词，用来评论希姆博尔斯卡的作品风格，再恰如其分不过了。
在获得诺奖后，诗人仍有新作问世，并结集出版《一只狗的独白》（2005年）等。诺贝尔文学奖也并未成为“死亡之吻”，只是由于诗歌写作固有的“以少胜多”的特点，以及诗人一贯的精益求精的态度，她从不轻易出手。在去世前，她每有新作发表，仍是国内外众多读者的至爱。
“我明显的特征是惊奇和绝望”
诗风成熟之后，希姆博尔斯卡就不再在诗中直接处理社会和政治题材的内容，但这不等于说她漠视现实、历史或政治问题，而是更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特点和功能。她恰恰认为“我们都是时代的孩子，一个政治的时代”，但她宁可拉开一段距离来审视时代与现实。她曾在《天空》一诗中写道：“我明显的特征是/惊奇和绝望”。宇宙和大自然的丰富多彩，万物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又彼此排斥的复杂关系，这些固然使她感到惊奇，而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人的社会性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乃至荒诞性，则尤其使她不解。
诗人在大学期间曾经学习自然科学、艺术史和社会学，这些方面浓厚的兴趣对丰富和开拓其诗歌题材和内容肯定不无影响。最为可贵的是她始终保持着一颗好奇心，以致总能为置身的世界所具有的多样性感到惊异。惊异，这是哲学产生的源泉，何尝不是诗歌发生的秘密。希姆博尔斯卡诗歌的智性特征或者，说哲理性十分明显，从这里应该能够得到解释。收入《任何情况》里的有一首题为《惊奇》的诗，就从多种角度，直接表达出这种既天真淳朴，又深邃迷人的诗意：“为什么我这个人只存在一次？/正好在地球上？在这颗小星星下面？/为什么那么多世纪我都不在？……”这种惊奇感在其后的诗中还有多次的“回声”。
在诗人身上，儿童的天真和哲人的睿智奇妙地并存着。《奇迹市场》列举了一系列堪称普通的奇迹，“常见的奇迹”、“毫不起眼的奇迹”、“几个奇迹合成的一个奇迹”、“奇迹中的奇迹”，说它们不可想象，却又正是可以被想象的；甚至只要我们留意，它们就无处不在！读她的诗，我们发现，最普通的事物也经她以诗的语言来指证，立刻便成为了奇迹。不能不说，这也正是一个诗的奇迹。诚然，她有能力使看似单纯的事物显示出最丰富的意义。
作为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诗人，无论从历史还是个人感受的方面讲，都必须主动或被迫地重新寻求、定义生活的意义。而愈是经受过巨大苦难、起伏的民族或个人，愈是迫切地要找到生命的价值、生活的理由。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诗歌里，我们感到，日益稀少的是色彩趋于明亮、意义趋于“肯定”的诗歌。所以有米沃什对于现代主义诗歌颓废、虚无倾向的批评，他的意图也正在于从道德和美学方面进行纠正，力图恢复诗歌激浊扬清的作用。米沃什反复的大声疾呼以及其通过作品的示范与启示，据我所知，不仅在希姆博尔斯卡身上发生了影响，也通过他们二代诗人的努力，继续影响着波兰下一代诗人群体。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希姆博尔斯卡所说的另外一个特征：“绝望”？我想，所谓“绝望”，当然表达的是，诗人对于人类文明、对历史进程的晦暗不明进行深刻反思后自然产生的一种情怀。众所周知，二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冷战、核威胁、环境破坏等等，这些不能不使人产生深刻的怀疑和焦虑。一方面，对于人类作为理性生物的存在这一根本事实不免心有疑虑，历史的“非理性”已使“人是理性的”这一信念破产；另一方面，人类先贤所设计的种种“乌托邦”，同样不能不令人怀疑，无论是他们所昭示的那种整齐划一的世界未来图景，还是种种自诩的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信心十足的把握，都在历史与现实存在的事实面前显示为无效和荒诞。希姆博尔斯卡的《乌托邦》一诗，就是表达她对自诩完美的“乌托邦”设计的善意嘲讽和深刻怀疑。20世纪的历史，以及诗人切身的经验（战后波兰极权制度下的波兰经验）都在证明：乌托邦主义者不可能解决真实的问题，反而会将活人推上为种种抽象观念搭设的祭台。《世纪的没落》是希姆博尔斯卡晚年的代表作，以一种平实而清晰的语言，诗人写道：
我们的20世纪本该超越从前。
但已来不及证明，
它可记数的岁月，
都是步伐飘摇，呼吸短促。
太多不应发生的事
已经发生，
而本该发生的事
却没有发生。
……
原想好好享受一下这世界的人
如今都会发现
这是无望的事情。
这里，诗人同样表达了她的悲观。但是悲观不等于放弃。所以，诗人说：“我们应怎样生活？”有人来信问我。/而我正想问他/同样的问题。
人类的痛苦和无法把握的命运一直是她关心的主题。我们时代出现的新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人类的前途、文明危机和价值危机，这些无不构成诗人最大的忧虑，晚年她在诗里明确地提出这些问题，当然首先是“向自己提问”，也期冀读者共同寻找答案。“现实在要求/这件事情应该让大家知道：/生命在继续”（见《现实在要求》），虽然是在“一种绝望的背景之下”，“这可怕的世界并不缺乏迷人之处，值得早晨为之醒来”，所以“绝望”也并不等于放弃，矢志寻求一种更具超越性的力量，“绝望”则正与“希望”同！
“我理解爱情不能理解的”
希姆博尔斯卡虽被称为抒情诗人，也享有“诗坛莫扎特”的美誉，但我总以为，她并不十分像我们习见的抒情诗人形象，无论是与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或是与现代主义时期的诗人对照，在她身上，智性的成分总是占上风。这从她写下的为数并不太多、以爱情为主题的诗作可以证明。
从气质上，她不是那种激烈的诗人，毋宁说她追求的是一种平淡却隽永、清晰却绵长的诗意。名诗《一见钟情》——据说催生了基耶洛夫斯基拍摄电影三部曲《红蓝白》之《红》的灵感——这首诗本身，与其说是关于爱情，不如说是对于命运的沉思。诗人处理的其实是一个永恒的题目，正如马尔库塞感叹过的：很难想象会有一种彻底消除了所谓机遇或命运的社会，比如十字路口的相遇，邂逅或错失等等，社会制度的再精确的设计也无法避免（见《审美之维》）。诗人在诗里说：一见钟情固然美丽，而“并不肯定”依然美妙。接受这样的现实，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说到底，所有的故事都只能算是从“中间”开始的，如一本故事书，“总是从半中间打开”。
因此，即便是读她的爱情主题的抒情诗，诗人也时时让我们想起斯宾诺莎的警句：“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希姆博尔斯卡确有一颗极富“同情之理解”的诗哲之心，这使她在看待爱情、婚姻这样的问题上，表现出超凡的冷静、高超的智慧。《笑》一诗写得诙谐、幽默却毫不肤浅，而且颇具戏剧性的张力。《火车站》一诗也是如此，冷静的叙述与想象，体现的是道德的克制、“失乐园”的惆怅，而非人造天堂里的男女私情、情感烈焰。名诗《金婚纪念日》则感叹性别模糊，婚姻中神秘感消退，个性中差异性的一面淹没在相似性中，虽然涉及“金婚”，诗人也没有落入对神圣婚姻礼赞之类的窠臼。
《感谢信》一诗也许更能体现作者更为宽阔的爱情观，因为这首诗里的第一人称完全可以视为作者自己（有时则不然，见下文）。诗人说，“我理解/爱情不能理解的。/我原谅/爱情绝不会原谅的。”写得多么优雅得体，深沉大度。“从初次约会到情书往来/永恒并未过去/仅仅几天或几周而已。”显然诗人绝非不相信爱情，只是她有一个更高的尺度“永恒”，在永恒面前，实在没有什么是需要、是值得计较和放不下的。但诗人并未落入虚无，她仍然相信生活的真实性，相信在爱情之外，在和平相处之中，有更美妙、更美好的爱情：“这爱情既不给予/也不知索取。”
顺便说下，米沃什对希姆博尔斯卡诗歌风格有过一个精确的评论。“她在自己的诗里面静默，她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写进诗里。”比如《回家》里的男主人公跟作者其实无关，《我离他太近》里的“我”也未必写的是自己，《墓志铭》明确的是自己，但也没有透露多少个人信息，诗里只是简洁地给自己一个概括：“一个老派的女人”、“不曾加入任何文学的派系”，如此而已。希姆博尔斯卡一贯拒绝展示个人性的东西，而宁要一种“抽象的普遍性” （生活里更是如此，严守个人的隐私），这与艾略特主张的“非个人化”暗合，而与汉语文学/诗歌界九十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潮流似乎全然相反，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值得诗人们思考。
“偶尔我们有灵魂”
和抒发爱情的主题一样，没有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曾沉思有关灵魂的问题。自然，希姆博尔斯卡也不例外。对“灵魂”的沉思更是经常成为她晚期写作的题目，考虑到“灵魂”（不朽）与“死亡”的密切关系，这样算起来，她在诗中讨论的次数则更多。早在《在一颗小星下》（发表于1972年）一诗里，她就以一种自嘲的语调写道：“灵魂啊，不要指责我并不经常地谈到你”。
她的这种异常谦卑的态度，会使那种对“不朽”自以为具有十足把握的人羞愧。我想正是在这种并非故意的谦卑里，包含着某种神性。如果我们同意米沃什所言，这是一个“后宗教的时代”，女诗人这样的关于灵魂的态度，看起来则更真实，也更令人信服。在最新的诗作里，还有一首直接命题为《略论灵魂》的诗，我们读到她更清楚的表述。在她那里，“灵魂”是那样一种超然的存在，它跟我们的身体有关，跟我们有关，但却更经常地“外出不在”。“ 偶尔，我们有灵魂。/无人一直并且永远拥有。”换句话说，无人时时刻刻拥有一颗灵魂。这不是今天尤其普遍的事实吗？这个事实相当令人难堪，但诗人以她微妙而善意的反讽，而且讽喻的对象并不是自我排除的，故而让人容易接受。对于灵魂，诗的最后说：“我们需要它，/但显然/出于某些原因/它也需要我们。”前一句好理解，但为什么说“它也需要我们”呢？这就是我说希姆博尔斯卡在灵魂问题上更真实、更令人信服的原因。因为在我们不存在，在我们死后，灵魂是否依然存在的问题，是不能被证实，当然也无法被证伪的。希姆博尔斯卡虽然成长和长期生活在一个天主教传统浓厚的国度，但无论就其教育背景还是个人思想的发展而言，或许都倾向于接受无神论、进化论这样一些思想资源，本质上是更倾向于科学精神、现世价值的现代主义者。
正由于这样，她在写作以死亡为主题的诗歌时，同样表现了比较理性、比较达观的态度。《不带夸张地谈论死亡》写于作者创作力最旺盛、才情最丰沛的时期，此诗不仅典型地代表了诗人的风格，也很好地表明了作者在死亡问题上的独到认识：
噢，它有它的胜利，
也有无数失败，
屡次的失手，
和反复的从头再来！
……
谁说死是万能的
谁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反证
死并非万能。
没有一种生命
不可以永恒
只要存在那么一刻。
这首诗也许会让很多人想起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名篇《死神，别骄傲》，不过，希姆博尔斯卡显然让我们觉得更加亲和一些，而较少多恩诗歌的那种高蹈、玄学派风格，在希姆博尔斯卡的诗里，一切都是具体可感的；诗歌的主题，对于瞬间可以永恒的确信，表达透明，奇思异想以生动而实在的细节与意象呈现，使人不得不叹服诗人诗才的高明。
“我喜欢写诗的荒谬甚于不写诗的荒谬”
在《写作的快乐》里，希姆博尔斯卡固然也认为，在写作时存在“另外的准则”（如“构想”、虚构、想象等等），所以她一方面肯定作者在“白纸黑字”上能够发挥的 “意志”的作用，比如：“眨眼的时间我就可以令其无限漫长，/如果我愿意，还可使它化为小小的永恒，/让子弹停在半途。除非我说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没有我的赐福，一片树叶也不会落下”，等等等等，但是诗人同时也暗示出，这里的一切并不是真实的生活。所以有这样一节含义深刻的诗：
那么，是否存在一个
由我绝对主宰其命运的世界？
是否存在一种由符号锁住的时间？
随我心愿，存在可以变为无限？
诗人设问而不作回答，是有深意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碰到的问题关乎“写作的限度”，它也是一个终极性的疑问。对于上述问题，如果肯定地回答说“存在”，则明显过于自大，高估了意志的力量而低估了时间的强大和摧毁性；如果干脆否定，无疑也就随之否定了写作的意义。在这样的两难之下，希姆博尔斯卡仍然相信“写作的快乐”，相信它会是一种“永存的力量”，是“一只易朽之手的复仇”。向什么复仇？只能是时间，向将一切耗尽、甚至将一切化为灰烬的时间复仇。想想庞德的名句吧，“那些在时间的打击下能够站稳的，/和那些比倏忽的时间飞驰得更快的。”所以在我看来，所谓“复仇”，实质上就是通过艺术而获取一种战胜时间和死亡的力量。如此，“一只易朽之手”也可以“不朽”。这，也许就是写作的最高意义。
我曾以希姆博尔斯卡为例，探讨诗人的身份问题。在我看来，她是现代诗人在对待写作、在如何做一个诗人的问题上，为数不多的、堪称榜样的诗人之一。这不仅直接体现在她认真、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上，更间接表现在她对写作本身的理解，以及对诗歌可能具有的功能、对诗人在生活和精神上能够有何作为等方面所作出的示范。这是她在进入晚年后写下的诗句：
诗——
而诗是什么。
如被问及这个问题
很多人会不置可否。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所以抓住了
好象一只救命的扶手。
（《一些人喜欢诗》）
我喜欢写诗的荒谬甚于
不写诗的荒谬
（《可能性》）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诗人与世界》一文里，诗人讨论了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不尴尬地做一名诗人”的问题。她不像布罗茨基那样，有着遭遇流放后强烈反弹的身份意识。而在她不多的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出了她所理解的一个诗人的本位：“写出好诗”。她相信一个诗人的生命在于其作品的意义，她说：“我不希望我的读者在大厅里集体感受我的诗歌的魅力。我只希望对我感兴趣的读者能在自己的家里找到片刻时间，饶有兴趣地翻开书本或杂志，阅读我的诗，因为我永远都是为单个的读者写作的”。我理解，她是说，在灵魂交流之外，诗人对于读者别无他求。与其说这是作为诗人的最高愿望，不如说只是作为一个人的基本需求。但正是这样在我们看来“放下身段”的态度，使我相信她所坚持的纯粹性。有了这样不成其为姿态的“姿态”，诗人才能杜绝那种作为诗人的优越感，克服过于强烈的诗人身份意识（我这里毫无非议布罗茨基的意思）。
所以，即便在作为一个诗人的问题上，也不妨学习希姆博尔斯卡，多一点可爱的反讽意识。再进一步说，无论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个诗人（诗人也是普通人），保持生活的热情，也许才是诗歌存在和写作下去的秘密所在。诗人可以“骄傲”，但诗人的骄傲只应出于对生命纯洁性和高贵性的维护和禀持，而绝不应是高人一等的自以为是，出于某种精英主义的幻觉。说到底，如果诗歌并非一种自我的需要，或是成为一种精神生活的常态，诗歌就什么都不是。诗歌并不抽象地被需要，诗歌永远只是被一个具体的人所渴求。诗歌最终也只能带给我们的生命一种充盈、丰沛的感觉。明乎此，我们对于诗的存在意义，以及作为诗人存在的方式，也许才能像希姆博尔斯卡那样，不矜不伐，保持一种恰如其分、合乎情理的态度。
（刊《文学界》2012.6.）
李以亮
一个纯粹的诗人
2012年2月1日，著名诗人希姆博尔斯卡在克拉科夫的家中去世，享年88岁。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高度赞誉这位杰出的诗人，称其为“波兰精神的守护者”，“几十年来，她用乐观、对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着波兰人”。随着这条消息传到中国国内，一时间，人们，特别是诗人的兴趣点，一下子都集中到这位素来低调的诗人身上。
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年7月2日出生于波兰西部小镇布宁(属波兹南省)，八岁时随全家移居克拉科夫。因为二战爆发，她的中学学业是在地下学校完成的。1945-1948年间，她在克拉科夫著名的雅盖沃大学修习社会学和波兰语言文学，并开始发表作品。 1952年希姆博尔斯卡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着》，收诗26首。这是一部非常“主流”的诗集，主题涉及战后重建、反帝侵略、爱情和动物保护等等，但也充分显示了作者引人注目的诗歌才华。不过由于思想观念的巨大改变，作者后来全部否定了自己的这些写作，拒绝将它们收入个人的作品选集。但在当时，诗集的出版使年轻的诗人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和赞誉，诗人也加入了作家协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只是后来，时在1966年，因为坚持个人的信念，不满当时对于著名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的处理，她脱离了波兰统一工人党。诗人的这种出于良知的正义感，也充分表现在1980年代初，其时她积极支持和参与了由团结工会领导的地下刊物。这当然都是后话。）
1954年希姆博尔斯卡出版了诗集《向自己提问》，收诗14首。这本诗集体现了作者后来继续并发展了的哲理风格，所以也被认为是诗人的代表作之一。不过，应该说，1957年出版的诗集《呼唤雪人》，才说明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在这本诗集里，作者的历史意识开始成熟，诗歌主题所及更加开阔，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关系，也更能体现作者对于诗歌写作的整体理解。在这些作品里，最为杰出的当属那些表达历史反思、生活热情，以及通过诗歌重构世界理想的篇什。幸运的是，这时波兰国内也迎来了一个对于文化艺术发展相对宽松的 “解冻”期，一批优秀的诗人和作家纷纷登上文学舞台。希姆博尔斯卡的诗歌也在进一步深化，写作热情和深度与日俱增。1962年，希姆博尔斯卡出版了真正成熟的诗集《盐》。在诗里，她常常以一种质疑的眼光去观看事物，试图对普遍人世表达一种“超然的同情”。这种风格在诗人此后相继出版的作品里得以强化，成为标志性风格。在1970年代，希姆博尔斯卡已然成为波兰国内最受读者欢迎的诗人。
从“解冻”时期算起至1970年代末，诗人的创造进入到一个丰富、稳定、成熟的最佳状态，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成就，除《盐》外，先后出版了《一百种乐趣》（1967）、《任何情况》（1972）、《大数字》（1976）等重要诗集。自1980年代到1990年代，诗人虽然已进入晚年，但创作力不减，先后也出版了《桥上的人们》（1985年）和《结束与开始》（1993年）2部诗集。与此同时，诗人在国际上频频获奖，直至1996年获得象征世界文学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这让不少人感觉意外，认为是“爆冷”，虽然不可排除幸运之神的眷顾，但诗人的实力和作品的杰出程度毕竟更是主要的因素。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中称，维•希姆博尔斯卡“通过精确的嘲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她的作品对世界既全力投入，又保持适当距离，清楚地印证了她的基本理念：看似单纯的问题，其实最富有意义。由这样的观点出发，她的诗意往往展现出一种特色——形式上力求琢磨挑剔，视野上却又变化多端，开阔无垠。”这段授奖词，用来评论希姆博尔斯卡的作品风格，再恰如其分不过了。
在获得诺奖后，诗人仍有新作问世，并结集出版《一只狗的独白》（2005年）等。诺贝尔文学奖也并未成为“死亡之吻”，只是由于诗歌写作固有的“以少胜多”的特点，以及诗人一贯的精益求精的态度，她从不轻易出手。在去世前，她每有新作发表，仍是国内外众多读者的至爱。
“我明显的特征是惊奇和绝望”
诗风成熟之后，希姆博尔斯卡就不再在诗中直接处理社会和政治题材的内容，但这不等于说她漠视现实、历史或政治问题，而是更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特点和功能。她恰恰认为“我们都是时代的孩子，一个政治的时代”，但她宁可拉开一段距离来审视时代与现实。她曾在《天空》一诗中写道：“我明显的特征是/惊奇和绝望”。宇宙和大自然的丰富多彩，万物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又彼此排斥的复杂关系，这些固然使她感到惊奇，而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人的社会性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乃至荒诞性，则尤其使她不解。
诗人在大学期间曾经学习自然科学、艺术史和社会学，这些方面浓厚的兴趣对丰富和开拓其诗歌题材和内容肯定不无影响。最为可贵的是她始终保持着一颗好奇心，以致总能为置身的世界所具有的多样性感到惊异。惊异，这是哲学产生的源泉，何尝不是诗歌发生的秘密。希姆博尔斯卡诗歌的智性特征或者，说哲理性十分明显，从这里应该能够得到解释。收入《任何情况》里的有一首题为《惊奇》的诗，就从多种角度，直接表达出这种既天真淳朴，又深邃迷人的诗意：“为什么我这个人只存在一次？/正好在地球上？在这颗小星星下面？/为什么那么多世纪我都不在？……”这种惊奇感在其后的诗中还有多次的“回声”。
在诗人身上，儿童的天真和哲人的睿智奇妙地并存着。《奇迹市场》列举了一系列堪称普通的奇迹，“常见的奇迹”、“毫不起眼的奇迹”、“几个奇迹合成的一个奇迹”、“奇迹中的奇迹”，说它们不可想象，却又正是可以被想象的；甚至只要我们留意，它们就无处不在！读她的诗，我们发现，最普通的事物也经她以诗的语言来指证，立刻便成为了奇迹。不能不说，这也正是一个诗的奇迹。诚然，她有能力使看似单纯的事物显示出最丰富的意义。
作为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诗人，无论从历史还是个人感受的方面讲，都必须主动或被迫地重新寻求、定义生活的意义。而愈是经受过巨大苦难、起伏的民族或个人，愈是迫切地要找到生命的价值、生活的理由。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诗歌里，我们感到，日益稀少的是色彩趋于明亮、意义趋于“肯定”的诗歌。所以有米沃什对于现代主义诗歌颓废、虚无倾向的批评，他的意图也正在于从道德和美学方面进行纠正，力图恢复诗歌激浊扬清的作用。米沃什反复的大声疾呼以及其通过作品的示范与启示，据我所知，不仅在希姆博尔斯卡身上发生了影响，也通过他们二代诗人的努力，继续影响着波兰下一代诗人群体。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希姆博尔斯卡所说的另外一个特征：“绝望”？我想，所谓“绝望”，当然表达的是，诗人对于人类文明、对历史进程的晦暗不明进行深刻反思后自然产生的一种情怀。众所周知，二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冷战、核威胁、环境破坏等等，这些不能不使人产生深刻的怀疑和焦虑。一方面，对于人类作为理性生物的存在这一根本事实不免心有疑虑，历史的“非理性”已使“人是理性的”这一信念破产；另一方面，人类先贤所设计的种种“乌托邦”，同样不能不令人怀疑，无论是他们所昭示的那种整齐划一的世界未来图景，还是种种自诩的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信心十足的把握，都在历史与现实存在的事实面前显示为无效和荒诞。希姆博尔斯卡的《乌托邦》一诗，就是表达她对自诩完美的“乌托邦”设计的善意嘲讽和深刻怀疑。20世纪的历史，以及诗人切身的经验（战后波兰极权制度下的波兰经验）都在证明：乌托邦主义者不可能解决真实的问题，反而会将活人推上为种种抽象观念搭设的祭台。《世纪的没落》是希姆博尔斯卡晚年的代表作，以一种平实而清晰的语言，诗人写道：
我们的20世纪本该超越从前。
但已来不及证明，
它可记数的岁月，
都是步伐飘摇，呼吸短促。
太多不应发生的事
已经发生，
而本该发生的事
却没有发生。
……
原想好好享受一下这世界的人
如今都会发现
这是无望的事情。
这里，诗人同样表达了她的悲观。但是悲观不等于放弃。所以，诗人说：“我们应怎样生活？”有人来信问我。/而我正想问他/同样的问题。
人类的痛苦和无法把握的命运一直是她关心的主题。我们时代出现的新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人类的前途、文明危机和价值危机，这些无不构成诗人最大的忧虑，晚年她在诗里明确地提出这些问题，当然首先是“向自己提问”，也期冀读者共同寻找答案。“现实在要求/这件事情应该让大家知道：/生命在继续”（见《现实在要求》），虽然是在“一种绝望的背景之下”，“这可怕的世界并不缺乏迷人之处，值得早晨为之醒来”，所以“绝望”也并不等于放弃，矢志寻求一种更具超越性的力量，“绝望”则正与“希望”同！
“我理解爱情不能理解的”
希姆博尔斯卡虽被称为抒情诗人，也享有“诗坛莫扎特”的美誉，但我总以为，她并不十分像我们习见的抒情诗人形象，无论是与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或是与现代主义时期的诗人对照，在她身上，智性的成分总是占上风。这从她写下的为数并不太多、以爱情为主题的诗作可以证明。
从气质上，她不是那种激烈的诗人，毋宁说她追求的是一种平淡却隽永、清晰却绵长的诗意。名诗《一见钟情》——据说催生了基耶洛夫斯基拍摄电影三部曲《红蓝白》之《红》的灵感——这首诗本身，与其说是关于爱情，不如说是对于命运的沉思。诗人处理的其实是一个永恒的题目，正如马尔库塞感叹过的：很难想象会有一种彻底消除了所谓机遇或命运的社会，比如十字路口的相遇，邂逅或错失等等，社会制度的再精确的设计也无法避免（见《审美之维》）。诗人在诗里说：一见钟情固然美丽，而“并不肯定”依然美妙。接受这样的现实，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说到底，所有的故事都只能算是从“中间”开始的，如一本故事书，“总是从半中间打开”。
因此，即便是读她的爱情主题的抒情诗，诗人也时时让我们想起斯宾诺莎的警句：“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希姆博尔斯卡确有一颗极富“同情之理解”的诗哲之心，这使她在看待爱情、婚姻这样的问题上，表现出超凡的冷静、高超的智慧。《笑》一诗写得诙谐、幽默却毫不肤浅，而且颇具戏剧性的张力。《火车站》一诗也是如此，冷静的叙述与想象，体现的是道德的克制、“失乐园”的惆怅，而非人造天堂里的男女私情、情感烈焰。名诗《金婚纪念日》则感叹性别模糊，婚姻中神秘感消退，个性中差异性的一面淹没在相似性中，虽然涉及“金婚”，诗人也没有落入对神圣婚姻礼赞之类的窠臼。
《感谢信》一诗也许更能体现作者更为宽阔的爱情观，因为这首诗里的第一人称完全可以视为作者自己（有时则不然，见下文）。诗人说，“我理解/爱情不能理解的。/我原谅/爱情绝不会原谅的。”写得多么优雅得体，深沉大度。“从初次约会到情书往来/永恒并未过去/仅仅几天或几周而已。”显然诗人绝非不相信爱情，只是她有一个更高的尺度“永恒”，在永恒面前，实在没有什么是需要、是值得计较和放不下的。但诗人并未落入虚无，她仍然相信生活的真实性，相信在爱情之外，在和平相处之中，有更美妙、更美好的爱情：“这爱情既不给予/也不知索取。”
顺便说下，米沃什对希姆博尔斯卡诗歌风格有过一个精确的评论。“她在自己的诗里面静默，她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写进诗里。”比如《回家》里的男主人公跟作者其实无关，《我离他太近》里的“我”也未必写的是自己，《墓志铭》明确的是自己，但也没有透露多少个人信息，诗里只是简洁地给自己一个概括：“一个老派的女人”、“不曾加入任何文学的派系”，如此而已。希姆博尔斯卡一贯拒绝展示个人性的东西，而宁要一种“抽象的普遍性” （生活里更是如此，严守个人的隐私），这与艾略特主张的“非个人化”暗合，而与汉语文学/诗歌界九十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潮流似乎全然相反，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值得诗人们思考。
“偶尔我们有灵魂”
和抒发爱情的主题一样，没有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曾沉思有关灵魂的问题。自然，希姆博尔斯卡也不例外。对“灵魂”的沉思更是经常成为她晚期写作的题目，考虑到“灵魂”（不朽）与“死亡”的密切关系，这样算起来，她在诗中讨论的次数则更多。早在《在一颗小星下》（发表于1972年）一诗里，她就以一种自嘲的语调写道：“灵魂啊，不要指责我并不经常地谈到你”。
她的这种异常谦卑的态度，会使那种对“不朽”自以为具有十足把握的人羞愧。我想正是在这种并非故意的谦卑里，包含着某种神性。如果我们同意米沃什所言，这是一个“后宗教的时代”，女诗人这样的关于灵魂的态度，看起来则更真实，也更令人信服。在最新的诗作里，还有一首直接命题为《略论灵魂》的诗，我们读到她更清楚的表述。在她那里，“灵魂”是那样一种超然的存在，它跟我们的身体有关，跟我们有关，但却更经常地“外出不在”。“ 偶尔，我们有灵魂。/无人一直并且永远拥有。”换句话说，无人时时刻刻拥有一颗灵魂。这不是今天尤其普遍的事实吗？这个事实相当令人难堪，但诗人以她微妙而善意的反讽，而且讽喻的对象并不是自我排除的，故而让人容易接受。对于灵魂，诗的最后说：“我们需要它，/但显然/出于某些原因/它也需要我们。”前一句好理解，但为什么说“它也需要我们”呢？这就是我说希姆博尔斯卡在灵魂问题上更真实、更令人信服的原因。因为在我们不存在，在我们死后，灵魂是否依然存在的问题，是不能被证实，当然也无法被证伪的。希姆博尔斯卡虽然成长和长期生活在一个天主教传统浓厚的国度，但无论就其教育背景还是个人思想的发展而言，或许都倾向于接受无神论、进化论这样一些思想资源，本质上是更倾向于科学精神、现世价值的现代主义者。
正由于这样，她在写作以死亡为主题的诗歌时，同样表现了比较理性、比较达观的态度。《不带夸张地谈论死亡》写于作者创作力最旺盛、才情最丰沛的时期，此诗不仅典型地代表了诗人的风格，也很好地表明了作者在死亡问题上的独到认识：
噢，它有它的胜利，
也有无数失败，
屡次的失手，
和反复的从头再来！
……
谁说死是万能的
谁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反证
死并非万能。
没有一种生命
不可以永恒
只要存在那么一刻。
这首诗也许会让很多人想起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名篇《死神，别骄傲》，不过，希姆博尔斯卡显然让我们觉得更加亲和一些，而较少多恩诗歌的那种高蹈、玄学派风格，在希姆博尔斯卡的诗里，一切都是具体可感的；诗歌的主题，对于瞬间可以永恒的确信，表达透明，奇思异想以生动而实在的细节与意象呈现，使人不得不叹服诗人诗才的高明。
“我喜欢写诗的荒谬甚于不写诗的荒谬”
在《写作的快乐》里，希姆博尔斯卡固然也认为，在写作时存在“另外的准则”（如“构想”、虚构、想象等等），所以她一方面肯定作者在“白纸黑字”上能够发挥的 “意志”的作用，比如：“眨眼的时间我就可以令其无限漫长，/如果我愿意，还可使它化为小小的永恒，/让子弹停在半途。除非我说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没有我的赐福，一片树叶也不会落下”，等等等等，但是诗人同时也暗示出，这里的一切并不是真实的生活。所以有这样一节含义深刻的诗：
那么，是否存在一个
由我绝对主宰其命运的世界？
是否存在一种由符号锁住的时间？
随我心愿，存在可以变为无限？
诗人设问而不作回答，是有深意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碰到的问题关乎“写作的限度”，它也是一个终极性的疑问。对于上述问题，如果肯定地回答说“存在”，则明显过于自大，高估了意志的力量而低估了时间的强大和摧毁性；如果干脆否定，无疑也就随之否定了写作的意义。在这样的两难之下，希姆博尔斯卡仍然相信“写作的快乐”，相信它会是一种“永存的力量”，是“一只易朽之手的复仇”。向什么复仇？只能是时间，向将一切耗尽、甚至将一切化为灰烬的时间复仇。想想庞德的名句吧，“那些在时间的打击下能够站稳的，/和那些比倏忽的时间飞驰得更快的。”所以在我看来，所谓“复仇”，实质上就是通过艺术而获取一种战胜时间和死亡的力量。如此，“一只易朽之手”也可以“不朽”。这，也许就是写作的最高意义。
我曾以希姆博尔斯卡为例，探讨诗人的身份问题。在我看来，她是现代诗人在对待写作、在如何做一个诗人的问题上，为数不多的、堪称榜样的诗人之一。这不仅直接体现在她认真、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上，更间接表现在她对写作本身的理解，以及对诗歌可能具有的功能、对诗人在生活和精神上能够有何作为等方面所作出的示范。这是她在进入晚年后写下的诗句：
诗——
而诗是什么。
如被问及这个问题
很多人会不置可否。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所以抓住了
好象一只救命的扶手。
我喜欢写诗的荒谬甚于
不写诗的荒谬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诗人与世界》一文里，诗人讨论了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不尴尬地做一名诗人”的问题。她不像布罗茨基那样，有着遭遇流放后强烈反弹的身份意识。而在她不多的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出了她所理解的一个诗人的本位：“写出好诗”。她相信一个诗人的生命在于其作品的意义，她说：“我不希望我的读者在大厅里集体感受我的诗歌的魅力。我只希望对我感兴趣的读者能在自己的家里找到片刻时间，饶有兴趣地翻开书本或杂志，阅读我的诗，因为我永远都是为单个的读者写作的”。我理解，她是说，在灵魂交流之外，诗人对于读者别无他求。与其说这是作为诗人的最高愿望，不如说只是作为一个人的基本需求。但正是这样在我们看来“放下身段”的态度，使我相信她所坚持的纯粹性。有了这样不成其为姿态的“姿态”，诗人才能杜绝那种作为诗人的优越感，克服过于强烈的诗人身份意识（我这里毫无非议布罗茨基的意思）。
所以，即便在作为一个诗人的问题上，也不妨学习希姆博尔斯卡，多一点可爱的反讽意识。再进一步说，无论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个诗人（诗人也是普通人），保持生活的热情，也许才是诗歌存在和写作下去的秘密所在。诗人可以“骄傲”，但诗人的骄傲只应出于对生命纯洁性和高贵性的维护和禀持，而绝不应是高人一等的自以为是，出于某种精英主义的幻觉。说到底，如果诗歌并非一种自我的需要，或是成为一种精神生活的常态，诗歌就什么都不是。诗歌并不抽象地被需要，诗歌永远只是被一个具体的人所渴求。诗歌最终也只能带给我们的生命一种充盈、丰沛的感觉。明乎此，我们对于诗的存在意义，以及作为诗人存在的方式，也许才能像希姆博尔斯卡那样，不矜不伐，保持一种恰如其分、合乎情理的态度。
（刊《文学界》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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