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张清华：认命吧，先锋已终结
(2012-04-17 19: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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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中外文学哲学精品资料 |
芒克现在的主业是绘画，舒婷几乎停笔了，北岛现在主要写散文，这是他们选择的权利，我们无权嘲笑和指摘他们
海子在当年
是无名气的先锋诗人
羊城晚报:说到中国当代的先锋作家，小说领域的代表人物比较明确，诗歌似乎比较模糊，您心目中认为先锋诗人的代表大致有哪些？
张清华（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导）：“先锋文学”或者“先锋诗歌”在我看来是一个“历史概念”了，当年的“先锋作家”或“先锋诗人”现在已经不再“先锋”了，某种意义上，先锋文学作为一个运动在90年代中期以后就以及结束了，因为支持先锋文学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消失了：一是精神思想方面的叛逆性与形而上追求，二是形式与艺术方面的异端与实验诉求。1997年我出版《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书时就已经“预言”它的终结了，十几年过去，我认为自己的这个看法是基本准确的。
“诗歌领域中的先锋人物”，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人如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都是，比他们更早的60年代或70年代初期的食指、黄翔、根子、多多、芒克也是，8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如“非非主义”的周伦佑、蓝马、杨黎、“莽汉主义”的李亚伟、尚仲敏，“他们”的韩东、于坚，“新传统主义”的欧阳江河，女性主义的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等等，都可以算是先锋诗人，海子也是80年代最优秀的先锋诗人只是那时他还没有什么名气，但他的所有作品都是诞生于这个年代；到90年代，除了前面的一些诗人“继续先锋”以外，还有王家新、西川、伊沙、臧棣等等，也都是具有明显先锋气质和品质的诗人。到90年代后期，随着先锋文学运动的终结，我以为已经很难找出典型的先锋诗人，充其量是有一些先锋的特点。
先锋成为“遗老”是必然
羊城晚报:诗歌创作与年龄似乎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诗歌创作是否能抗拒这种年龄导致的精神上的衰老？
张清华：诗歌创作从某种规律上看，确乎与年龄有关系，海子在25岁以前就已经完成了他的创作；更早先的浪漫主义诗人们很少有活过40岁者，许多伟大诗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陷于精神异常的境地，或是因患病、冒险、自杀而身亡，他们都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写出了代表作，或者结束了写作，这看来是一个悲剧性的规律，荷尔德林、拜伦、雪莱、济慈、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等。在中国也一样，屈原是第一个自杀者，李贺死的时候也不到三十岁，李白死的时候也只有五十多一点，当然也有例外，杜甫、白居易、苏轼都是坚持到了晚年、并且越是在晚年诗艺才越是炉火纯青。在西方也有例子，那就是歌德，雅斯贝斯说，与很多“毁灭自己于深渊之中、毁灭自己于作品之中的诗人相比，歌德是成功地活到了老年并且躲过了深渊的一个例证”。不过这也使我们想起另一个例子，年轻的荷尔德林曾经来到魏玛拜访在那里居住的歌德和席勒，那时他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出现在欧罗巴的上空，已经写出了光芒闪耀的诗篇，但是歌德和席勒却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价值，他们一个表现出得体的傲慢，另一个则待之以好为人师的喋喋不休，而与荷尔德林相比，那时他们的才华和经验都已经显得有些日薄西山了。
所以，在总体上我还是愿意承认，诗歌是年轻人的事业。当然，如果上了岁数的人还愿意继续玩，那也是他们的权利。
羊城晚报:有评论认为，昔日的那一拨先锋诗人会成为“遗老”，您怎么看？
张清华：成为“遗老”也没有什么不好，每一代人都会老，也都会成为遗老，这是正常的。一个人在年幼的时候“撒娇”是很可爱的，但到了成年、到了五六十岁还撒娇，就是很不得体的和令人生厌的；人到了该老的时候还不愿意承认自己老，是不明智的；嘲笑别人的正常的成熟和老化也是浅薄的。当然，艺术和写作也确乎存在着衰退，在某些写作者那里确会有这种情况。但作为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几代诗人，他们都渐渐步入了中年，最老的甚至已开始接近老年，他们中的有一些确实已经很少写作或不再写作，这也无可厚非。芒克现在的主业是绘画，他因此生活得很好，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舒婷几乎停笔了，北岛现在也主要写写散文，这也是他们选择的权利，我们无权嘲笑和指摘他们。
当然我也不是反对批评，年轻人对于前代的批评和超越也是正常的，只要不是人身攻击和嘲讽。但不要忘了，所有后代的创造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诞生的，再伟大的天才也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不要试图简单地否定上一代人的创造。不过，另一方面我也相信，既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验和记忆，那么一代人也就有一代人的文学，年轻人尽可以大胆地超越，创造属于新一代人的文学。
先锋挣扎在
复杂的现实当中
羊城晚报:在您的研究当中，是否有昔日的先锋诗人在今天写诗转型，或者或改变风格比较明显的个案？您认可他的转变吗？
张清华：多数人都在变化中，早在90年代初期，欧阳江河就已经描述了他们这一代诗人的总体变化，那就是“减速”，一方面由激进和急速的“青春写作”进入了沉着和减速了的“中年写作”，另一方面是建立了其作为思考者的“知识分子”的诗人身份。这个转变和转型已经成为了历史，并且被证明是自然和必然的。从那以后，中国的先锋诗人经历了又一个大的历史性的变化，就是政治紧张的消失与市场时代的来临，这种转换导致了大部分“先锋诗人”身份的最后终结，他们曾经的异端形象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和他们的前辈“朦胧诗人”的命运相似，他们同样经历了“从绞架到秋千”的历史。西川在美国被追问：“你为什么不流亡？”而他只能反问“我为什么要流亡呢？”这种尴尬透示出当代中国诗人身份的变化，如果还要继续保持自己的“先锋身份”，就会夸张地扭曲自己的姿态。所以，我认为与曾经的先锋小说家们所面临的情形近似，曾经的先锋诗人们如今也是挣扎和沉浸在“中国经验”的复杂与丰富的现实之中，他们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出路，就是准确和敏感地书写出这种中国经验的丰富、复杂和混合的状况仍用欧阳江河的话说，就是书写出这种经验的“异质混成”性。
“极端性写作”
取代“先锋性写作”
羊城晚报:您认为今天的诗坛是否存在先锋？他们的先锋性跟上个世纪北岛那一拨“老先锋”有没有很大的区别？
张清华：当然，“先锋性”仍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有的人声称自己“先锋到死”，可以“在牛B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但很难说他或她就一定是先锋作家或先锋诗人，只能说他们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些“前卫的”、“异端的”特征，有一些类似“先锋”的属性。在今天，如果说还有“前卫”，或者“先锋性”的写作的话，我认为主要是体现在“极端性文本”的写作方面，但极端性文本并不一定就有思想和艺术上的超越性，不一定必然具有引导诗歌潮流的先锋性，它的作用和性质甚至可能是破坏性的，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和悖论。所以我主张用“极端性写作”的概念取代“先锋性写作”的概念，这样比较客观一些。
羊城晚报：什么是“极端性写作”？
张清华：那些刻意“崇低“和“向下”的写作，如“下半身”的、“垃圾派”、“低诗歌”，都可以划入到极端性写作的范围中；那些刻意“向上”的、居于“道德高地”的写作，如“打工诗歌”、“底层诗歌”、“地震诗歌”之类，也可以划入到这一范围；还有某些“行为性”很强的娱乐性的写作，如网络恶搞、“梨花体”，诗歌行为艺术，都可以看做是极端性的写作或者文本；除此之外，最有可能具有先锋性的一种，是具有一定的精英底色的“解构主义写作”，在写作观念和文本形式上比较前卫的，具有试验性质的写作，但总体上这种写作已经缺少强劲动力，像90年代伊沙那样的写作已经难以为继。进入新世纪之后，新一代诗人中的轩辕轼轲等人曾经势头很好，他写了很多比伊沙的诗歌还要有味道的解构性作品，但现在似乎也已经不再那么新鲜。西川一直在文体方面坚持“破”，坚持消弭某种界限，比如把诗歌写成了不分行的文字，有颠覆性，但也有争论。
总之我认为，“先锋的时代”已经终结，在一个惯常和平庸的时代“硬要”成为先锋，也许注定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只能写出一点极端性的文本罢了。没办法，认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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