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一般某个人获了一个什么奖，照例是要感谢TV的。有直播的，就真感谢；没有直播的，可以用来表现一下幽默。我好像迄今为止，还没有对外表演过这种幽默。虽然老朋友们都知道，我大约是中国诗人中最具备恶搞才华的一位。

一个恶搞的人，为什么不抓住自己获得荣誉的机会，大秀特秀一下他的幽默特长？这种外在的矛盾感，其实揭示的，是我对写作的一个态度：虽然我们身处在一个国民没心没肺，大家顺水推舟肆意狂欢，自甘堕落地远离思想和自我怀疑的年代，但对于一个自认严肃的写作者来说，他最后还是在独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里，保留一点对娱乐化和人类自身贱格的警惕。不久前，在北京的一次饭桌上，侯马对张小波感慨：“你别看平时徐江爱语言狂欢，他其实是骨子里严肃到了极点的一个人。”一同成长的老朋友们了解你的真实嘴脸，也知道你精神的真实来历。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逃不脱这种注视。这是一种幸运，同时也是一种额外的鞭策。

西安是我自21岁以后，除北京之外，在它的街头出现第二多的城市。为什么这样？还是因为朋友。首先是因为伊沙一家，接着是秦巴子，再接着是黄海、朱剑，西毒何殇、王有尾、艾蒿……还有许多因为这样那样机缘而结缘的朋友。我曾经对身边的朋友说：虽然我向往欧洲或者旧上海那种世俗的咖啡馆生活，西安却是所有城市中让我最舒心的一个，因为这里不止有茶秀和羊肉泡馍，它还有在写作态度上与我最相近的一批艺术家。或许这才是我一次又一次踏上这座城市的原因所在。虽然从1990年代初开始，我就在随笔中借用19世纪巴黎和俄罗斯的文学典故，把北京之外的城市命名为“外省”（这大概跟“知识分子写作”笔下的“外省”一词运用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毫无疑问，天津和西安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首选的“外省”——我自己的外省：我锻造精神和与优秀者们切磋的最重要的现场。

尤值一提的是：在我看来，“外省”一词在今天越来越像是对诗歌的一个隐喻。先是过去这一个世纪——文化主流与诗歌之间日益生出的嫌隙与隔膜；然后是过去这二十五年——物欲的游戏，和被物欲漂洗过的整个“文化”行业，对诗歌的仇恨与疏离；再后是创作观念的多元，使得每一“元”都在与世界的对立前，自认边缘……不管你愿不愿意，一个认真的、脑子又不至过分糊涂的写作者，都能清晰地感受到现代诗，乃至整个现代精英艺术，在时代的这种处境。我上一代的诗人，个别人曾经满怀乌托邦式的激情，喊出“拒绝隐喻”的口号。其实这怎么可能？与字母文字相比，汉字本身就具备了隐喻和暗示的表达功能。而人类那些伟大的诗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一定程度与隐喻和暗示，有着这样那样的亲缘关系。

诗歌从不拒绝隐喻！它只拒绝晦涩和读者（评论家也包含在这个行列）的过度阐释而已。而对于身处“外省”状态的汉语现代诗而言，它最重要的任务，是把被过往时代用脏了的那些词重新擦亮，是把“外省”尚未来得及被“首都”传染、污染、玷污的，那种朴素、无邪的精神追求坚持下去，并一步步打造成现代诗坚强的骨骼。谈论这一任务，在此刻，在我们所置身的这座有着两千多年被称作“长安”的城市里，意义尤其重大。

在一个仍在延续过往两百年东西方文明剧烈冲突与动荡的时代，如何使用今天摆脱了音韵、格律、封建说教、买办说教、政治说教、宗教说教的新汉语，去回应古典文明单一年代，所诞生的那些辉煌诗篇，去展示不一样的、另一时空下中华民族的想象力与责任感，智慧与机锋，幽默与凛然，这是我这些年越来越明确意识到的，文明和时代赋予今天所有还褒有着“外省”创作者的重任。不管别的同行做没做好准备，不管读者做没做好准备，不管书报审查员们做没做好准备，不管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出版人和媒体人做没做好准备，不管诲人不倦的大、中、小学文学或语文课做没做好准备，反正最优秀诗人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在一个垃圾云集鼓噪、与“三合一”体制肿瘤交相辉映的时代，成就不朽的诗篇。我有幸置身于这一个伟大的劳动者行业，并对自己的艺术选择甚感欣慰。

再次感谢长安诗歌节各位评委对我的鼓励。谢谢大家！

2012年4月14日

（摘自“长安诗歌网”）